如何，因为这些倡议对整个世界形势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一天一天在过去，从明斯克我什么消息都得不到，任何
人任何事都不得而知。当时在想：他们是想“放松一下”就是这么回事。但是
后来我开始关心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他们越过我，和部长们，包括沙波什
尼科夫，频频交谈，而沙波什尼科夫和巴兰尼科夫一样，认为无需向我通报。我打
电话给国防部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心急如焚，连忙虚应故事，但毕竟说出，
有人给他打电话，问他如何看待联合武装力量在未来国家构成中的性质。他说别的
他就不知道了。公然在撒谎。（现在沙波什尼科夫就当时的事件“在夸夸其谈”，
但遗憾的是，我认为他当时作为联盟国防部长是在试图以自己的行为企图把局势搅
乱。）
最后，舒什克维奇晚上来了电话，原来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他当着他们
的面告诉我他们所作出的决定。他说，已经和布什通过话，他表示“支持”。
我请他把电话交给叶利钦，我对叶利钦说：“你们串通美国总统背着我干的事，
是丢人现眼，奇耻大辱宣”我要求更详细的信息。说定第二天星期一会晤。
当日纳扎尔巴耶夫如约飞抵莫斯科。他得知明斯克事件后开始和我商量，他说，
他们也邀请他去那里。我想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想的。看得出：所发生的事使他感到
受了侮辱。而且同时我感到，如果他们早一点邀请他，兴许他也就去了。那样大概
会好一些。虽然事情很难预料。
对明斯克协议的正式态度，我在12月10日发表的苏联’总统声明中已经表示了。
声明强调说：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可能只取决于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的意志。这个问
题，只应通过协商的办法，在所有主权国家的参与下，考虑到这些国家人民的意志，
方可决定。同样，关于停止实行全联盟法律准则的声明也是非法的和危险的，因为
它只能加剧社会混乱和无政府行为。文件的仓促产生引起人们的困惑不解。它既没
有经过居民们的讨论，也没有经过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讨论，可文件却是以他们
的名义签订的。何况此事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各共和国议会正在讨论苏联国
家委页会制订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草案的时候。”
鉴于协议中宣布“另一种国家形式”，我声明必须就这个问题召开苏联人民代
表大会，不排除进行一次全体公民投票（全民投票）。
12月11日，我对《独立报》主编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发表谈话。
“今天您是否觉得，”他问道，“您一C要签订联盟协议的政策，包括其中的新
奥加廖沃进程，是错了吗？”
“不，我坚信，作为改革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联盟协议简直是必不可
少的。我无意在新的国家机构中谋求什么领导职务，当什么候选人，对于我来
说，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我一C追求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联盟国家，各主权国家自
己协商，自己组织一个他们需要的中心。但必须是联盟……”
叶利钦分子们的观点未能经受住批评，别洛韦日密林的“英雄们”没有选择的
余地，乌克兰“离开了”，联盟的想法失去了任何前景。这完全是一个骗局。
克拉夫丘克曾利用12月1日的公民投票使乌克兰对联盟协议的签订暂时搁置了起
来，而在这之前是达成过共识的，即未来的联盟国家具有共同的市场，有协调一致
的对外政策，有统一的武装力量，统一的货币单位、银行结算、能源利用、宇宙开
发、交通和电讯，就是说，一切活动领域应有尽有，联盟将为所有的人工作。
明斯克声明说：“协议谈判进程陷入了死胡同”。我问：谁陷入了死胡同？8个
共和国正在准备签署联盟协议，议会已经开始在讨论了。是乌克兰陷入死胡同了吗？
那么我们大家就不要再一个劲儿地往死胡同里钻了，帮帮乌克兰吧。
最后，请问一句：将联盟搞垮仿佛是要挽救同乌克兰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叶
利钦挽救过来了吗？恰恰相反，在独联体的框架内，这种关系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地。
从明斯克返回后，叶利钦来找过我。耐人寻味的是，他事先在电话上一再向我
解释，说他来找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知道自己干了不光彩的事。根据约定，纳
扎尔巴耶夫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虽然叶利钦很不喜欢这样。谈话很艰难：
“你们在密林区聚会，把苏联络‘毙’了。这是背着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搞的
一起特殊政变。我忠于自己的立场，但我将尊重各共和国议会所作的选择。既然我
们倡导民主和改革，我们就应该按照民主的规则行事。要知道，您也不是从正道过
来的！”
明斯克行动使几个亚洲共和国面对的是既成事实。在决定独联体性质时流露出
的“嫌弃”情绪和暗示亚洲国家是“二等”公民的作法是不会白白过去的。他们犯
了一个巨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
当时，哈萨克斯坦、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和议会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
采取了我认为比他们的欧洲同事们更为文明的立场。
阿什哈巴德的会晤，以及后来的阿拉木图会晤，把在明斯克造成的粗暴的倾斜
稍微摆正了一些。独联体代替苏联得到了很大的合法性。然而，所通过的
文件还没有打破解体前的逻辑常规。许多对独联体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停
留在意向声明上，而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乌克兰后来的表现和其他一些事件，
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总之，“密林”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我除了说是反理性的外，不能说别的什么。
在俄罗斯议会里，除30位代表外，都表示“赞成”o。两年后，哈斯布拉托夫表示非
常遗憾，说他曾经努力争取别洛韦日协议获得批准，还请求久加诺夫说服共产党员
代表能够投“支持”票。
在12月12日和媒体的见面会上有人问我，我对明斯克和别洛韦日密林发生的事
件的评价中是否掺杂有失败的痛苦情绪？
“没有！这话我对叶利钦也讲过；我和他说话从来都是开诚布公的。我不赞成
独联体始作涌者的立场，但所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都和他们讨论。”
明斯克事件后，我会晤过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穆塔利波夫和纳比耶夫，跟
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和阿卡耶夫谈过话。昨天纳扎尔巴耶夫又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几个亚洲共和国打算在阿什哈巴德讨论自己共同的路线。
最后，他们各自都作出自己的选择。我曾经是公民投票的倡导人，在我国历史
上是开风气之先者。当时人民支持苏联。他们赞成将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
…一个联盟国家，当时我们已经从人们心目中的革新的联盟那里退了回来，所以才
进行了公民投票。但我们毕竟还能够说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祖国。
老实说，新的国家构成独立国家联盟是否需要，应当让人民作出判断。
让人民去决定同意不同意将国家分裂……
12月18日，我给为成立独联体而去阿拉木图参加会晤的人一封信。该信于12月
20日发表，此后便没有了下文。
12月23日花了许多小时，中间短暂地休息过几次我和叶利钦讨论了从
联盟国家过渡到独联体的问题。12月25日，我签署了关于放弃苏联总统权力的命令，
在电视上向人民发表讲话，即我在本书开头向读者介绍的内容。
我反复考虑过12月发生的事件。我的结论是：我没有权利用别的方式行事。违
背11个共和国的决定当时这些国家的最高苏维埃已经表示赞同明斯克协议
那就意味着国内要出现一场血腥大屠杀，可能引发成全球性的灾难。而我当时的状
态和行为逻辑，《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12月24日）几位记者从我和他们的谈话
中引出的几段话在一定程度上都传达出来了。
“要知道，”我对他们说，“尽管我对独联体这个想法不相信，但既然各共和
国决定这么做，我就不能够，我也不认为在目前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能够使社会
分裂。”
“别克“的《新的任命》中”B．弗罗宁说：“描写了这样一种疾病：‘精神碰
撞’，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他必须恪尽职守之间的冲撞。看来，很可能您现在描写
的恰恰就是这种疾病的症状。”
“毕竟我的思想还没有被一分为二，但有的利益，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
为一个人，我都得服从。如果成立独联体有助于人们达到和谐，那就应该打消自己
的傲气。”
“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您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用成立独联体一事吓唬人。您自
己以前曾经说过，一会儿向我们‘灌输’饥饿的想法，一会儿又向我们‘灌输’灾
难的想法，可是现在您也发出这种类似的腔调……”
“就是现在我也不想吓唬谁。但危险我总应该说出来，是不是？我想，最大的
危险有两点：一是国家的被肢解，二是国籍问题的解决。请您想象一下，有755万人
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之外，他们在世界上活动就要受到地域和护照的限制，怎么办？
这就是我当时说我们埋下了可怕的炸弹时心里所想到的。“毕竞统一的卢布被保留
了下来，乌克兰也没有离开。
“还不清楚是联合，还是分离。您知道布尔布利斯的观点是什么吗？需要一个
中心，目的是要使各独立国家最后离异。
“结婚是为了离异？未必……”
第二十二章 苏联解体
为改革所作的新的努力
八月政变后出现了全新的局势。一方面，激进变革道路上的许多障碍被消除了。
我们有了迅速进行改革、加快向市场过渡的绝无仅有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变的结
果激化了政治斗争，加剧了联盟内的离心倾向，国民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生活保障的基本系统开始失调，首先是日常用品和燃料能源储备出现混乱。货
币困难达到了危机点。根据原来信贷协议达成的物资供应被冻结了。金融市场上的
短期借贷方式已经完全停止。所有其他的货币运作方式都陷入了困境。必须紧急启
动以前的贷款，年底前必须再找到扣亿～80亿美元。否则进口一停止，必将造成生
产下滑，特别是在机器制造和轻工业方面。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方对改革的支持极其需要。一般地说，西方伙伴们了解这
一点。但是他们仍然在犹豫，“举棋不定”。1991年9－11月，尽管国内事务非常繁
忙，我几乎是每天常常是在晚上和外国政治活动家们会晤（有时一天有两
三个会晤），敦促他们采取具体步骤。那几个月和我谈过话的人有：梅杰、科尔、
密特朗、布什、安德烈奥蒂、冈萨雷斯、所有“7国集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外长和
财政部长、国会议员和大实业家们。
一切都先从和梅杰谈判开始他是“7国集团”协调人。他的立场在决定其他
伙伴们采取什么方针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记得，伦敦会晤前，在苏联和世
界经济一体化方面，他并不是持积极欢迎态度的人。然而，必须对这位英国首相给
予应有的肯定他是西方领导人中第一个飞往莫斯科（9月1日），想就地评估一
下当时的局势，并讨论伦敦协议实施途径的人。
谈话是在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进行的。我向首相介绍了事态的发展，通报
了政变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我们的计划。当然，接着马上就提出了我们的主要意思：
我们需要西方国家更重要、更公开的支持。我开门见山地说：
“我知道，至今你们那里还在争论。我也知道您和布什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想坦率地对您说：在需要对苏联表示支持的时候，你们也必须摈弃在这个问题上
的教条主义和困循守旧态度。”
我们具体谈到了对我国进口的支持问题，我国的进口，由于没有延缓现金支付，
实际上处于压缩、停滞状态；谈到了外债偿还的问题，使卢布以最快的速度过渡到
自由汇兑和通过大的国际投资方案的实施进行结构改革的问题。最后，还谈到为了
市场经济，在发展私有制成分和培养干部方面给予帮助的问题。
梅杰说，西方政治家们的确非常担心苏联的局势，因此他们也讨论了“7国集团”
的方针。他给人一种印象，即欧洲比日本或者美国更能够理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