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多数民众几乎是在对“科学”一无所知的蒙昧中，骤然醒来，一下子成为科学的传播者和倡导者，这种缺乏哲学层面的知识和意识积累的狂飙突进运动，势必使“赛先生”在被倡导和被传播时，同时被异化，从而走向科学自身的反面。这种被异化的科学思维今天在学术领域里仍混淆着人们对真正科学精神的理解。因此，有人提出：“对科学而言，应该守住自己的阵地，任何对之崇拜和奉承的做法都是力图使科学变成科学主义的企图，最终将毁掉科学应有的作用。”〔10〕陈寅恪一直强调自己从事的研究是探讨历史之“真”的科学研究，他说：“其实我每一分钟都在思考。”他思考的是科学问题而不是生存立足的方式。所以，当陈寅恪“被描写”时，如果强调的是其品质、个性的影响，而将科学研究的过程作为附带物，那描写本身就会成为文化上的泛意识形态产物，从而失掉科学性，走向科学的反面。
传记（俗成“传”）与年谱虽同为传记作品，但两者在观念上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中国古代视年谱为“史籍”，视传记为“文章”。年谱因体例严谨、材料翔实、注重考证而具科学性，其“所述言行史实大都祥确”〔11〕。传记则融入作者的才情和虚构的叙事策略，文章情趣并举，而忽略科学性。英国传记理论家尼科尔森曾说：“在传记文学中，它的科学性对文学性是有害的。科学性所要求的不仅是事实，而且是全部的事实；而文学性则要求对事实进行描写，这种描写是有选择性的，或是人为加工的。”进而他认为：“文学传记将会步入想像的天地，离开科学的闹市，走向虚构和幻想的广阔原野。”〔12〕尼科尔森对传记远离科学给予充分辩护。而在今天这个文化极具活力的环境中，社会更是赋予远离科学的想像和虚构以空前的合法地位，不但肯定了它的作用，还为它提供了生意兴隆的市场。经过想像和虚构，被重建过的表现符号和表现形式，在文化领域畅通无阻，影响和改变着大众的思想和行动，尽管大众在吸收和消化这些符号与形式时存在许多现实困难。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商品经济的急速发展，人们的精神出现相对空缺，由于无法把握未来，连普通人也变得更善于关注过去，而过去是以传记、回忆录、档案及影视作品等文本形式存在的。这些“过去”以文本形式被重建、重组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于是参与建构的人（通常是文人、作家或学者）就形成一种决定性力量，他们将自我视作文化评价的试金石，把自我感受当作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渗透自己的阐释模式，这种潜在的权力，常常使文化按照他们的意愿被描述、分割、中断或保留。这一方面有助于改变大众文化的僵化形式，提高大众文化品位；另一方面，知识群体也借自身的优势，巧妙地剥夺了大众对真相的识别能力。因此，在九十年代文化领域中，那些相对抗又彼此接受、相拒绝又彼此投降的复杂局面背后，始终有一场不均等的斗争，精英文化始终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努力把大众文化限制在它可以统治的更具包容性的范围内。近一个世纪以来，众多边缘化的读者群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鲁迅传”来了解这位巨人的。但一部“鲁迅传”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被无数的文人、学者、政客撰写，读者从中读到了不同时代的理念和行动原则，读到了不同文人的才情和不同学者的治学风格，惟独那个生活于1886～1936年的真实的鲁迅被模糊了，甚至被忽略了。传主成了载体而不是描述的目的，传记本身也因“合理的”虚构和想像，抛弃科学原则，远离真实的生命。钱锺书于半个世纪前的一段讽刺今天读来恰逢其时，他说：“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做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不认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郊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13〕对自传或别传的泛滥，大概没有人能像钱先生这样不留情面地进行概括了。
与传记相比，年谱是寂寞的。这一古代中国文化的经典体例，今天已缺乏像传记那样众多的边缘化读者群，在学术领域内部，也不如史论引人注目。年谱那种“排次事实，系以年月”〔14〕的形式，因维护史实的科学性而显得呆板单调，但其中蕴含了进行直觉和非逻辑性探讨的真理，这是公正超然的学者了解社会历史和社会模式的基点。因此，传统的中国学者不仅喜读圣人年谱，以为“先路之导”，还善于自撰年谱，以益后学。年谱的写作体现“史德”，“史德者何？为著书之心术也。”所谓心术，是指“慎辨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其人”〔15〕。学者年谱不仅提供“史料”、“史识”，更在于体现“史德”。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就是试图通过“年谱”这一静而不动的形式陈述“旧事之梦痕”。
年谱可信，传记易读。传记的热闹与年谱的冷落，正反映了当今文化的冲动与活跃已超过学术和技术本身。而真正的学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恪守学术之寂寞品格，宁愿不被众人所了解、所宣扬，也要独守其“真”。
注释：
〔1〕孟嘉：《一朵喇叭花》，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05页。
〔2〕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5页。
〔3〕〔4〕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48、382页。
〔5〕胡适：《章实斋年谱·自序》，《胡适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页。
〔6〕〔7〕〔8〕黄萱1973年5月给蒋天枢的信。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83、249、91页。
〔9〕〔10〕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4、59页。
〔11〕〔14〕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 ，第428、416页。
〔12〕尼科尔森：《现代英国传记》，刘可译，《传记文学》第三期，1985年。
〔13〕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3～4页。
〔15〕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第三《史德》。
如此“私典探秘”
——从鲁迅日记中的“羽太”和“H”君谈起
？ 陈漱渝
鲁迅日记中有一位日本人士，名叫羽太重九。据统计，从 1912年至1929年，他在鲁迅日记中一共出现了七十七次。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毫不蕴含鲁迅“最私秘的情感”和“婚外恋情的隐喻”。但十余年来，经过某些中外学者的“私典探秘”，一泓清溪竟被搅成了一潭浊水。明白真相的人不禁为当下的这种学风而扼腕顿足，而不明真相的人则被种种时髦说法弄得满头雾水，莫衷一是。
最早发表这种奇谈怪论的是著名学者千家驹。在鲁迅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之际，他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文章披露了一个爆炸性消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原是鲁迅的旧好，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之同居。主要论据则是1912年7月10日鲁迅日记：“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圆。”这位老学者解释说，鲁迅把寄给羽太信子的信件称为“家信”，可证实鲁迅与信子原是夫妇关系。
事实上，羽太信子当时并不在日本，而是跟丈夫周作人同在绍兴老家。她于当年5月16日分娩，得一子周丰一。为了照顾产妇，其弟羽太重九专程护送信子的妹妹芳子来华。由于信子娘家的经济状况不好，父母、祖母均健在，弟妹共有三人；此时周作人又正在家赋闲，所以鲁迅寄钱给“羽太家”予以资助。所谓“寄东京羽太家信”，并非寄“羽太”（信子）的“家信”，而是寄“羽太家”的信。当时鲁迅寄信给羽太信子，日记中的记载是“致二弟妇信”。大名鼎鼎的千家驹曾经将“羽太”与“信子”断为两人，这回又妄解鲁迅日记，刻意制造绯闻，的确是一种对自己对读者对鲁迅都极不负责的态度。
沿袭这种学风的人当中有一位加拿大华裔学者李天明。2000 年12月，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为了摆脱“革命话语”的潜在制约，他用“私典探秘”的“新方法”曲解文本，把社会性、批判性、战斗性极强的散文诗《秋夜》、《复仇》、《希望》等名篇通通归纳为“情爱道德”主题。他提供的“新颖的、独创性的阐释”是：《秋夜》中的枣树象征“鲁迅困窘的夫妻生活”，《影的告别》表达的是鲁迅“希图离异妻子的意愿”，《我的失恋》中的“我”其实就是“鲁迅本人”，《复仇》折射出的是鲁迅与朱安“夫妻间的对抗”，而《野草》中大量出现的与“野花草”相类似的意象则是“婚外恋情的隐喻”。在这位著者眼中，《野草》不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而是“鲁迅渴望情爱心理被激发以后的产物”。他的结论是：“没有朱安也就没有这束奇诡瑰丽的《野草》。”
李天明的研究很快在国内找到了知音。有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在一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书评，认为这部“私典探秘”的“专精之作”是《野草》研究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显示了相当娴熟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以及一个成熟学者的学术创造性”，“揭示了一个不同于神圣化的‘革命家’的鲁迅形象”。当然，这位年轻的研究生也批评了李天明先生的“偏至”：表现为李著以个人私典解读作品时不够彻底，还忽略了“一个神秘的H君（很可能是女性）出现在鲁迅的生活中”。这位研究生虚构了一个罗曼蒂克的情节：“在许广平之前还有许羡苏等新女性以及一个神秘的‘H’君 （很可能是女性）出现在鲁迅的生活中。许羡苏是许钦文的妹妹，女高师的学生。而‘H君’是谁呢？‘她’至迟在1924年2月8日，已经到砖塔胡同61号访问过鲁迅；此后频频来访，直到1925年7月1日，‘H’君来别，此后变成了书信来往。可以推测，鲁迅在日记中如此讳莫如深地称为‘H君’的人有可能是一个新女性，并懂得日文，在许广平真正介入鲁迅的生活之后，H君就辞别而去……”
事实上，这位H君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羽太重九。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秘女性，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日本男人。鲁迅之所以将周作人的妻舅羽太重九称之为“H”君，是因为在日文中“羽太”二字的发音近似“哈达”（Hada）。“H”，正是取“羽太”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在1924年之前，鲁迅在日记中直称羽太重九或重君，直至1924年2月8日才在日记中改称之为“H”君。原因是其时鲁迅已跟周作人决裂，而导致兄弟不和的决定性因素是羽太信子的挑唆。鲁迅曾采用“宴之敖者”或“宴敖”为笔名，因为“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鲁迅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鲁迅憎恶这个日本女人，认为在她身上集中了中国和日本人的恶德，所以不愿在日记中出现羽太的字样，于是“讳莫如深”地将“重君”改写为“H”君。这位研究生提到的1924年2月8日“H君”来访，是指鲁迅被羽太信子逐出八道湾之后，羽太重九到鲁迅临时租赁的砖塔胡同61号探望。这位研究生提到的1925年7月1日来别，是因为羽太重九来华探亲后准备归国，特来向鲁迅辞行。7月2日，周作人赠重九旅费三十元，7月9日重九离京。所以，“H君”辞别而去，与鲁迅跟女人的关系风马牛不相及。这位年青的学者在《鲁迅日记》已经注明H君即羽太重九的情况下，仍然以想入非非来解释《野草》的创作动机，恐怕只会亵渎鲁迅，误导读者，同时也使自己在学术上走入更为“偏至”的歧途。
羽太重九在鲁迅跟周作人夫妇决裂之后仍与之往来，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鲁迅的道德感召力和人格魅力。在鲁迅的遗物中有一封H君——羽太重九1925年10月7日的来信，其中写道：“……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长期以来，有劳兄长牵挂，真是无言可对。对您长年以来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