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要把何奔从老崖村弄回来，他还要让他在老崖村蹲三五年的。他常常想，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官。当了小官的想当大官，没有当官的跑官买官也想弄个官当。当官真的好呀。他想把修桥的工作往后拖一段时间。他有他的想法。他知道李冬明急着要把大桥修好，好回县里去做他的县委办主任，进常委。他不急，他就会主动来找他，那时他就可以向他提条件了。
李冬明心里一愣，昨天晚上县常委会决定的事情，他顾家好比我还先知道呀？他说：“赵书记给我们一年时间，明年国庆节大桥要修好通车，往后拖不得。我已经要小严发通知下去了，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专门研究修桥的事。”
“既然这样，那就开吧。”顾家好用巴掌抹了一把满脸的油汗，冷冷地说。脑壳里面却在使劲地打圈圈，你李冬明急着要修大桥出政绩，老子得想个办法把修大桥的大权抓在自己
手中才行，百多万的工程，可是块流油的肥肉。
李冬明将几个乡党委委员叫到会议室坐了一阵，顾家好才懒洋洋地走进来。李冬明说：“开会吧，我先讲。我讲了顾乡长再讲。刚才我连着接到三个电话，一个是赵书记的，一个是常县长的，一个是丁副县长的。说的是同一件事，县里已经做出决定，给我们一百万，在苦藤河上修一座水泥大桥。修桥的好处我就不说了，今天县里终于咬着牙勒紧裤带给我们一百万，我们自己也得咬着牙，勒紧裤带再筹集一些钱，这座水泥大桥才修得起来。这是一件事。再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工修大桥，今天要定下来。我的意思是不能拖，时间越早越好。赵书记的态度很明确，给我们一年时间，一定要把大桥修好。”
李冬明的话没说完，几个党委成员就议论开了，说真没有想到县里这次会给一百万，上次才给三十万。都抱怨说我们在苦藤河乡工作真窝囊，因为一个穷字，走哪里头都抬不起来，县里拨了钱，那就修吧。李冬明问：“再从老百姓那里集资多少钱？”
说到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大家就像吃了封喉药，一下都闭住嘴成哑巴了，一双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瞅着顾家好。顾家好有些没好气地说：“我看集资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吧。苦藤河乡不是别的乡，农民饭都吃不饱，从他们身上怎么弄得到钱。县里给一百万，我们全都用在修桥上面，能修多大的桥就修多大的桥。县里知道苦藤河乡的情况，不会责怪我们将桥修小了，修窄了，上面跑不得大货车。老百姓只要有座桥解决他们的过河问题，也就满足了，谢天谢地了。要是把场面铺得过大，一百万用完了，集资款又收不上来，怎么收场嘛。”
李冬明没有将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意见说给大家听。从顾乡长的话中，他知道丁副县长已经将自己的意见对他说了。于是，李冬明说：“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件关系到苦藤河乡六千多老百姓能不能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事，我们不能草草地就决定下来。”
李冬明的话没说完，乡党委副书记郑秋菊和副乡长吴生平就都抢着发了言，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一致反对从农民手中弄集资款。说顾乡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有多大的裆，就缝多大的裤，千万不能好大喜功，只图个人的政绩，误了苦藤河乡老百姓的大事。只有乡纪检委员何奔同意李冬明的意见，他说：“‘三个代表’中有一条，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上面也一再地要求我们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什么是实事，什么是好事？我认为就是让人民群众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的事。我们不能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河的小桥就算交了差，了了事。从小处说，我们要为苦藤河乡日后的发展着想，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今后能过上好日子着想。从大处看，也要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形势啊。不要今天刚刚把桥修好，又觉得不行了，明天又花钱修大桥，那样浪费就大了。现在让大家咬咬牙，集一部分资上来，将桥修宽一些，修牢实一些，是很正确的主张。我同意李书记的意见。”
李冬明说：“我来苦藤河乡的时候，就去县交通局咨询过，他们说四年前已经给苦藤河水泥大桥设计过一张图纸。是作双车道设计的，全长二百米。中间两个大拱，两边两个小拱。修桥的地点也选好了，就在河码头上面那段狭窄的河滩上。我们是不是按那张图纸办，作四百万资金的预算。”
顾家好冷冷道：“那都是老皇历了。今天的四百万能修好那么一座水泥大桥？”顾家好发牢骚说，“我还想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并排跑四辆大货车的水泥大桥呢，这现实么？你们到老百姓家里去看看吧，看看有几家一次能拿得出两千三千集资款？我说，办任何事情都不能意气用事，要从苦藤河乡的实际出发，要考虑到群众的实际困难。带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不行的，都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
何奔说：“我们不一定把这么多钱全部往老百姓身上压，我们可以以工换钱。比如石灰可以自己烧，河沙可以自己筛，大桥两边的保坎也可以自己砌。还有很多的小工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这些我们四年前就规划过的，可以节约几十万元的资金。”何奔顿了顿，“那年，我们也搞过一次集资，如果那次咬咬牙，说不定大桥早就修好了。”
顾家好听何奔这么说，那张四方脸立马就板了起来，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正要说什么，李冬明却将话接了过去：“做任何事情，靠的是决心，是精神。只要人心齐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的老家在农村，我那时才几岁，就亲眼看见我的父亲和乡亲们饿着肚子在村子外边的小溪上修筑水坝的情景。那时候的农村比现在要穷得多，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要杂以瓜菜填肚子的艰难岁月，我们村里两百亩水田年年受旱，十年中有九年减产。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村就别指望吃上饱饭。于是决定在山溪里修一条水坝。修筑水坝全是抬岩挑沙的重活，我父亲和生产队两百多劳动力，从头年的八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完工，都没有休息过一天。冬天下大雪，溪滩上的冰雪有半尺厚。有一次，我父亲和几个壮劳力在溪坎上抬水坝的基石，抬着抬着他就昏倒了，当人们把他弄醒过来之后，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将石头抬上肩。那时我才五岁，在水坝上玩耍，我知道父亲是饿得站不起来了。早晨父亲吃的是一碗南瓜粥，中午回去吃中午饭的时候却将早上留下的半碗南瓜粥让我吃了。我哭着不让父亲再抬了。父亲说，没力气抬也要抬，水坝不修好，明年连南瓜粥也没有吃的。我们村的水坝修好之后，人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我认为，这两年大家的日子都过紧一点，压缩家庭的其他开支，说得严重一点，两年不吃猪肉，两年不穿新衣服，咬着牙卖猪卖鸡卖粮，人均交五百元集资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我们自己乡拿三百万，四百万就凑齐了。”李冬明觉得不把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抖出来，顾乡长和郑副书记几个人是绝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的，他继续说：“从农民身上集一部分资，不是我的意见，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刚才他们给我打电话就很明确地对我说，要我再从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手中筹集一部分资金，把苦藤河水泥大桥修成双车道，上面要能跑大货车。”
李冬明将话说到这个份上，郑秋菊和吴生平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顾家好有些无可奈何地说：“既然是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我就不好坚持自己的意见了。李书记是县里派下来的，底气足，后面又有赵书记撑腰，遇到困难，赵书记当然会出面解决。我顾家好在苦藤河乡土生土长，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背地里骂我没有能耐，给乡亲们办不了什么好事。如今好了，做出政绩了，你李冬明可以上台阶。天塌下来了有你李书记顶着，我们是大树下面好乘凉，也懒得操这份心了。”顾家好将眼睛对着郑秋菊和吴平生看了看，又说，“既然明天召开各村支部书记会议，许多的事情今天都得定下来。修大桥的工作一启动，就要动劳力，动资金。没有一个领导班子不行。”顾家好顿了顿，“我的想法，大桥指挥部的指挥长还是由李书记亲自担任，我和郑副书记吴副乡长给李书记打打边鼓就是。主要的问题是要找一个具体办事的。也就是具体分管后勤那一块。这个人很重要，要有和外面交往的能力，要懂账目，会写会算，还要吃得苦，肯干事。你们看谁挑这副担子合适？”
顾家好这么说过，就将眼睛对着大家看过去，大家都不做声，有的还将头扭向一边。只有郑秋菊迎住他的目光说：“我看这副担子还是让顾主任挑合适，我们四年前就曾准备修大桥的，也是定的他分管后勤工作。刚才李书记说的那个大桥的图纸，就是顾主任弄的。他和县桥梁施工公司的张经理一直有联系。如今的事情不好办，不靠熟人，不靠朋友，不靠关系，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郑秋菊的话音未落，吴生平也接着表态说他也同意让顾家富分管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我看除了顾主任，我们苦藤河乡再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
“我不同意。”吴生平话没说完，何奔就大声地表示反对。
“你有意见可以说嘛，怎么那么个态度？”吴生平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说。
“我不晓得说话还有个什么样的态度。我再说一次，我不同意。”何奔大声道。
李冬明见状，打断他们的话道：“这个事放到下一步再研究，先将村支书会议开了，把集资款的事情落实下来。我们乡是穷乡，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的确不容易，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才行。我们一定要有碰钉子、遇麻烦甚至挨骂的思想准备。这样吧，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明天的会议十分重要，全乡的干部职工都要参加。企业办、农技站、农电站、文化站、国土站和乡政府所有代管的工作人员也都要参加。这是我们苦藤河乡的大事，全乡的干部职工都要动起来。从今年的国庆节到明年的国庆节，这一年的时间里，苦藤河乡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修好苦藤河水泥大桥。”
乡村档案（二）（1）
这天下午，顾家好过河来到苦藤河对岸连山镇顾家富的连山酒家，却没有看见顾家富。问在客厅值班的女服务员，女服务员欲言又止。顾家好就不再问了，径直来到一楼东头一间兼做张朵住房的保管室外边。保管室的门关着，顾家好大声地叫道：“家富，开门，我有话说。”
里面一阵响，保管室的门就开了。酒店女服务员张朵衣冠不整地走出来，低着头匆匆往
客厅去了。顾家富则坐在张朵的床沿上，脸上布满了不悦：“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嘛，在门外大喊小叫的。”顾家富是顾家好的亲弟弟，四十六七岁年纪，一米六的个头，肥胖的身子。在顾家好的一手提拔下，顾家富现在成了乡企业办的主任了。苦藤河乡原本没有企业，这里的老百姓穷，苦藤河乡政府也穷。乡企业办没有收入，顾家富的工资就没有着落。在苦藤河乡扶贫的县农业局长丁安仁给他们牵线，由顾家好签字画押，从县农业银行弄来了三十万块钱的贷款。顾家富在苦藤河乡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顾家富将他的酒肉朋友匡兴义和宁占才弄来做两个厂的厂长。匡兴义和宁占才也是茅山冲村的农民，却从来不认真务农耕田，长年在外面干些嫖赌逍遥、欺诈撞骗的勾当，人们背地里说他们是两个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顶的家伙。三个人将厂子弄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给弄垮了，欠下了苦藤河乡九个村六十多万元木材款、八万多元小工工资。银行三十多万元的贷款也一分都没有还。厂子垮了，花了十多万元从浙江买来的别人已经淘汰了的机器也只能摆在那里生绿锈。两位厂长却被弄到企业办来做了会计和出纳。三个人顶着顾家好和丁安仁两把保护伞，巧立名目，自定规矩，从苦藤河乡老百姓手中强行收取这费那费供他们吃饭、喝酒、打麻将、玩女人。老百姓的意见大，乡干部的意见也大，却又奈何他们不得。
顾家好板着脸说：“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这么阳天白日你不在企业办上班，却在酒店和女人鬼混。人家张朵的父亲是张有财，茅山冲村的村支书，他要是知道你把他的女儿给弄了，他不拿刀把你的脑壳当葫芦劈才有鬼。”
顾家富不服气地说：“我又不像你们端国家的饭碗，由国家管着。我们自己找钱给自己发工资，坐在办公室钱从天上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