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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这样。”小薛模棱两可地回答道。
“聪明的说法，你也很聪明，可你也很诚实。”顾先生宽容地说。
但这是极其短暂的片刻松弛，声音又严肃起来：“那以后——接下来你见到她是哪一次？”
“我想是在那些报纸上。那些天报纸上天天能看到她的照片。”
“因此一你在船上第一次看到她，一见钟情。随后你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她，你那会虽然没有机会再次见到她本人，可那些照片给你更多遐想的空间。我们知道你是个摄影记者。于是，你不可救药地爱上她，以至于你一听说巡捕房要去贝勒路找她，就连忙抢先找到她，把消息告诉她？”
他觉得这些话里充满讽刺挖苦的意味，他想他应该气愤，跳起来，把一连串话抛到提问者的脸上。但他无力那样做。他知道在这些问题上他无法向人解释，在这上头他甚至无法向冷小曼解释。
他只是说：“实际情况——就是那样。”
“很好。实际情况就是那样。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是因为这说法缺少加工，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相信你可能就是那样一个浪漫的人。你身上不是有另一半法国血统么？”
小薛觉得如果这种说法能成立，那将又一次验证他先前关于词语符咒的想法。一个中法混血儿，不就应该做这类奇怪的事情么？
“我不相信报纸上的说法。我跟她说过话，我看到过她的眼睛，我想我是懂得她的。”他勉强给出一种说法。
提问者暂时抛开这些关于爱情产生方式的研究，离开这些富有诗意的对话。当革命与爱情发生冲突时，人们不妨允许一两句小小的谎言。
话题转向小薛在法租界的朋友。他的职务，姓名。他属于马龙特务班这个特别部门的新情报让顾先生很感兴趣。实际上，在他先前交给顾先生的那份书面报告当中，他已对此情况作出详尽说明。昨天夜里，根据冷小曼从电话里获得的指示，他独自坐在福履理路客厅那张工作台上，绞尽脑汁炮制出那份大杂烩。他想，顾先生和少校一样，都喜欢阅读文件。虽然都只是些片言只语构成的零星碎片（那与情报本身来自道听途说的特征相吻合），可其中确实包含大量重要情报。有些是警务处对顾先生本人身份背景的猜测判断，包括他从马赛诗人那里听来的一些观点，那些观点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显示其来源相当复杂。
小薛把这些道听途说写在报告中，可他自己并不明白这些情报的价值。（比方说，他并不知道警务处情报中关于金利源码头刺杀案的分析，那些对实施过程的模拟构想，马赛诗人对他简述的消息大部分出自南京小组的研究结论。他也不知道警务处对福煦路俱乐部事件纯属一种报复行为的判断，事实上与帮会的说法有关。他也无从知晓，顾先生对他当面交付这份文件，而不是一见到朴季醒就拿出来，感到相当庆幸。他告诉顾先生这份文件冷小曼并未阅读过，纯粹是根据事实来回答，而不是有意为谁作掩饰。）
三十七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五十分
朴季醒陪着客人吃晚饭，在那半小时内，顾福广把小薛报告仔细阅读一遍。霞飞路西段这整个地区全都是高级洋房，沿街只有几家花店和定制服饰店，朴一直把车开到亚尔培路，才找到一家野味香饭馆，他用菜盒把食物提回大厦。
顾福广再次阅读，抽烟，思考。随后把它们全都扔进壁炉，烧掉。重要情报由他独自掌握，这既是出于保护情报来源的考虑，也是让手下这支队伍保持单纯，不至引起思想混乱的必要组织纪律。此外，他当然不想让别人知道福煦路行动与老七的死多少有些关系。
报告文字在陈述方式和语法上稍嫌混乱，缺少统一的风格。有时是直接引用马赛诗人的原话，有时则采用间接方式来转述。有几段欲言又止，不断重新涂改，显得谨慎小心。随后又过分大胆，超越情报书写的文体规则自行加以分析判断。格外引起他注意的是那些逻辑混乱之处，比如，何以前段刚说马赛诗人认为那是一次与私人恩怨有关的报复，下一段却又明确引用同一个人的话说：“警务处认为这些人确凿无疑是赤色地下行动组织。”难道马赛诗人和他的上司持有不同观点？
顾福广认为，恰恰是这一点，才证实文件的可靠性。它来自朋友间的闲言碎语，它通过多次口耳相递，又由小薛用相当拙劣的文字拼凑，难免失去原貌。顾福广甚至认为，矛盾所在之处正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它证明法租界警务处已完全被他搞晕头，处于一种众说纷纭的状态中。
晚饭前他曾单独把冷小曼叫来，狠狠批评她一通。责备她违反组织纪律，在行动的关键时刻擅自与完全不相干的陌生人接触。最最危险的是，她竟然对组织上不说实话，明明刚认识不久，却告诉组织说什么，他们是老相识。千万不要被这些布尔乔亚式的小情小调冲昏大脑，他告诫她，更不要想欺骗组织！直到冷小曼被他批评得掉下眼泪，他才转而用一种宽厚的语气表扬她，无论如何，在小薛这件事上，她立下大功。
他对她说，越是在激烈的生与死的斗争中，爱情越是会意外地出现，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还举过一些例子，革命同志甚至在刑场上举行婚礼。他还半开玩笑地对冷小曼说，也许将来你们还可以孕育一对革命的小宝宝呢。将来——在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之后，你们可以转移去苏区，甚至可以去香港，去法国，他不是半个法国人么？他说得有些忘乎所以，直到冷小曼抬起头来，瞪大惊讶的眼睛。他补充说，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革命在一个国家成功之后，革命队伍也不能就此休息，它要向仍然处于阶级压迫中的其它国家输出革命，也许将来你们还可以在法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中贡献一份力量呢。
冷小曼离开后，他陷入沉思。他觉得长此以往，难以维持队伍的稳定。在刚开始一两次行动时，他一个人完全可以控制得住。这是一帮年轻人，活泼好动，思想单纯。但他觉得未来局面搞得更大之后，很难保证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会在思想上有所波动。他想他必须让组织不停运转，不断发起新的攻击。此刻他有些气馁，也许是烟抽得太多，他有些头晕。他近来常常觉得自己有时会变得过分消沉，他想那一定跟老七的死有关。
他朝民国路的安全房打电话。林培文小组大部分成员在他这里，他带出来执行任务。林培文本人，按照指示应当等候在那幢房子里，可电话没人接。他想，是到策划新的行动的时候啦。
组织的发展势头很不错。他手里已有三个行动小组，全员装备。还有一辆法国制造的八缸汽车。如果有需要，他还能再买，不断的行动带来充裕资金。新的有利条件是，如今他还有可靠的警务处情报来源。他已在租界这块地盘上站稳脚跟。
福煦路那次行动后，有人给他带话（他另有几个在上海人头很熟、身份复杂的关系人）。帮会大先生有意求和，开出条件是十万大洋，只要他保证不对青帮发动新的攻击。人家放出试探风向的气球，而他却保持沉默。他想人家还是在把他当成未成气候的一股势力，因为急着想出头，所以打打杀杀，可他想要的比这多得多。他想他还是革命的，只不过是革命的另一种形式。它终将改变这块租界的权力结构。
玻璃窗外，对面大厦的棕色墙砖反射着落日的光辉。深褐色头发的外国女人推开窗子。金光晃耀中，琴声似有若无。速度怪异的音乐，像是唱盘在胡乱转动。他觉得嘴里发苦，烟抽得太多，有点饿。他走向客厅，准备吃晚饭。
“报纸上说他是公众之敌……”
客厅里，小薛在讲故事，冷小曼神情茫然地拨弄筷子，朴季醒试图抓住小薛的漏洞：“这不可能，这办不到——你没有打过仗……美国人就喜欢吹牛，你不可能开车冲过包围圈，冲过交叉火力封锁的大街。”
“为什么不行？只要引擎转得够快，只要火力够猛。”
他一进来小薛就停住。小薛在讲美国大盗抢劫银行的事，朴说。而他只想吃饭。
“真的，美国总统给他起个外号，叫全民公敌。想想看，银行，资本主义的命脉。”小薛很好笑。小薛在竭力模仿一种独特的说话方式。可他越是努力，词句在他嘴里就越显得别扭。
他想到过银行。可如此规模的行动，他还没有把握。此刻他的组织有没有这种能力？
不是那种小型营业所。也不能寻找太大的目标。大银行警卫森严，电话直达巡捕房，多数位于人烟密集的租界中心地段，几分钟内装甲警车就可以赶到。就像朴说的，你没法在大街上冲出包围圈。
他不想听这类子虚乌有的故事。他要的是情报，真正的情报。他想应当再和小薛详谈一次。他要拿一张纸，把他想要知道的情况开列出来，给他一些提示，一些方向。好让他在下一次与那个马赛诗人喝酒时，恰当地提出问题，得到正确的答案。
他随便想想就有很多问题。法租界六个巡捕房的人员配置。关于这个正在追查他本人的马龙特务班，也有许多情况要弄清。他还想让小薛打听装甲警车的火力配备（他从小薛的故事里得到启发）。他站到小薛的立场，揣摩马赛诗人的警觉程度。一个普普通通的法文报纸摄影记者会想打听哪些有关警察的事情呢？怎样能既提出问题又不让人起疑心呢？他要告诫小薛，绝对不能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要在两次干杯的间歇随口说出来。如果别人沉默，如果别人顾左右而言它，如果别人把话题岔开，好像根本就没人问过，好像他刚刚是在自言自语，好像他刚刚问的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那就再也不要重新提出来，永不追问第二遍。
后来，他把小薛请进原先那个房间。并肩坐在马蹄形桌子的圆弧这一边，拿出钢笔和纸，像个家庭辅导教师在对学生说话。这时他又想出更多问题。小薛向他提到那位警务处政治部少校，那位负责长官。马赛诗人曾说过一根据小薛的转述，少校认为他顾福广的这个组织不足为虑，少校认为他顾福广不过是个恼人的“赤色小跳蚤”（小薛犹豫片刻说出这个词），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并不生气，他只是随即列出更多与少校有关的问题。
“不过警务处的人说你们当中很可能有金融专家。”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听不懂。金融——他是这样说的，我猜他说的是银行，所以刚刚——”小薛狡黯地朝他笑。
他宽容地拍拍小薛的肩膀。他认为他自己明白这话的意思。他也是后来看到报纸才想到的，他也是事后重新回顾整件事情，重新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他的联系人事先并未告诉他实情（也许那家伙自己也不知道），开始时，他并不知道有人为什么要开出二万大洋的价格找人刺杀曹振武。后来他才发现，有一根隐秘的线索能够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到一起。曹振武来上海的任务，那个南京要人（后来他看报纸才晓得曹振武来上海是作为这位要人的私人代表）的公开叫嚣，广东海关和投机公债的关系。可他知道以后也不懊恼。那是成功的第一步。那是一举多得的一次行动，既打出牌子又锻炼队伍。况且曹振武确实是革命的敌人，况且他刚刚建立组织，迫切需要资金。
那天夜里，回到民国路安全房的人焦急地打电话告诉他，林培文突然失踪。林培文应该守在那幢房子里等候消息，可他不在，夜里十点多还没回来。他顿时觉得怒气上升，所有事情里最让他担心的是队伍纪律涣散。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他早就意识到，年轻人的特点是在执行任务时把事办成的能力超出你想象，可闲下来时他们把事情毁掉的方式也多得你数不过来。他越想越生气，他又想到政治处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校说的话。
三十八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七时三十五分
有人解开勒住他嘴角的绳子，取下兜头盖脸罩着他的套子。即便如此，林培文也要过好久才终于看清四周这个狭窄黑暗的空间。他被绑在一张椅子上，霉湿气味让他的鼻子发痒。他虽然看不见，可分明能感觉到周围到处是灰尘和蜘蛛网。他的左前方隐约有些光线，一块小小的灰白色区域。他猜想那是一扇百叶门，叶片已被人合上。于是他获得一个有益的讯息，这多半是一幢民居，这间狭窄的暗室多半是附属于某个房间的储藏室，或者一间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