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武装改造成了练习舰。作为填补“建靖”/“通济”北调后缺额的“福安”舰，船政赋予其的使命仍然是当初“建靖”/“通济”预备承担的运输工作，为此舰内特别设计了可载米一万二三千担的货舱。从建成后的外形看，“福安”与“通济”舰外观十分相像，都采用的是首尾楼船型，虽然“福安”舰建造时安装的就是两根桅杆，但相对位置却和从三桅改成双桅的“通济”舰几乎一致。
两艘惟妙惟肖的军舰的主要区别在于武备方面，“通济”舰因为后来被改成练习舰，所以在舰体两舷增加了六座用于安装火炮的耳台，这一点在纯粹的运输舰“福安”上完全没有沿用。取而代之的是，“福安”舰每舷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木窗开口，显示着内里是载运人货的舱室，而“福安”的武备仅仅是后来安装于首尾楼和舷墙的几门机关炮而已（分别是57毫米、3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机关炮各两门）。这处明显的区别充分说明了二舰在功能定位上的截然差异，由此也不难推想在改造成练习舰之前“通济”舰的原始面貌。
因为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加之很多钢质舰材需要等待从海外进口运回，“福安”舰的建造工程一直拖拉到1897年，在当年的4月19日才告顺利下水。又经过几个月的建造舱面设施等舾装工作，至7月25日，负责该舰监工兴造的工程处道员魏瀚正式报告全舰竣工。1897年8月16日，兼任船政大臣的福州将军裕禄依循惯例，率领新任提调徐建寅等船政官员登舰视察，由“琛航”舰管驾周永庚指挥驾驶出海航试。经过在马祖一带海面依照西法测试，测得“福安”舰平潮时航速为11。5节，“船身坚稳，机器灵捷”，即告建造成功。（20）
“福安”舰建成之后，船政大臣裕禄立即上奏清廷，以“闽省船少差繁”，申请将军舰留用于福建。对这艘新造的运输舰，当时已经通过外购获得大量新式巡洋舰的北洋海防并不感兴趣，于是此事便顺水而成。不过终于得到了一艘新舰的船政没有高兴太久，就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当时以微薄的额定经费进行造船本就已十分拮据吃力的船政，根本找不到其他经费来源以支撑“福安”舰的运行费用和人员薪粮所需。万般无奈之下，裕禄想出了一招不得已之策，决定让“福安”和“琛航”二舰并用一套舰员，平时派11名官兵留守在“福安”舰上，负责该舰的保养等日常维护工作，“如遇新船行驶时，即将‘琛航’自管驾起所有一切官弁、管轮、水手人等全数调归新船驾驶，将新船所派看管弁兵移入‘琛航’看守。‘琛航’行驶时，一切办法亦如之”（21）。
在清末军舰的大家族中，忙碌地在东南一带沿海运货载物的“福安”运输舰并不是引人注意的角色，本在中国海军史上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不过因为民国初年一位海军史官的笔下错误，却让这艘默默无闻的军舰在历史上占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民国初期由严复担任总纂官、池仲佑具体编写的《海军实记》，作为民国海军组织编纂的首部海军史类著作，是近现代研究中国近代海军者习惯使用的资料之一。这套书中以“购舰篇”和“造舰篇”分章介绍了清末洋务运动之后中国自造和外购的各艘军舰的简单技术情况。十分特殊的是，在这套书中竟然同时出现了一中一洋两艘“福安”舰。
除去船政自造的运输舰“福安”外，“购舰篇”中十分突兀地记载到1894年中国从英国阿姆斯特朗购买了一艘“船身长一百二十尺，宽二十四尺，排水量七百二十吨，吃水九尺五寸，每小时行驶速率十二海里，二脱汽卧机二副，烟管汽锅二座，实马力八百匹，配阿式十二生的炮一门，哈式六磅炮一门，又哈式六磅炮二门，载煤量一百吨，载淡水量十五吨，全船配员兵九十六员名”的炮舰，舰名也是叫作“福安”。（22）
这艘特殊的“福安”炮舰在中国海军史研究的一些著作中常常被人提及，某些时候还与福建船政建造的“福安”舰被混为一谈，甚至有人据此怀疑船政的“福安”是艘进口的英国军舰。然而实际的情况是，遍查清末时期的购舰资料，根本不存在有一艘购于1894年的“福安”舰。之所以《海军实记》中有此一笔，破解谜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就在这则阿姆斯特朗“福安”炮舰的记载相距不远处，池仲佑在记录的外购“飞霆”鱼雷炮舰名下，除了军舰长度“二百一十英尺”和他所记的英制“福安”炮舰“一百二十尺”有所区别外，其他诸如排水量、舰宽、吃水、航速、武备、人员等等数据，几乎一字不动，完全相同。长度相差近100英尺的两艘军舰，怎会在排水量等参数方面完全一样，合理的解释是池仲佑编纂《海军实记》时发生了严重的抄写串行错误，将1894年船政开工的“福安”和英制鱼雷炮舰“飞霆”的数据混为一谈，生造出了一艘不存在的英制“福安”。另外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池仲佑同时又把“飞霆”的数据搅得混乱不堪，出现了很多不知来由的奇怪数字，给这艘军舰的研究也平添不少错误信息。
海外著名的中国海军史专家马幼垣先生对这一史料编写的马虎问题曾做过一针见血的批评：
“所谓英制‘福安’号炮舰毫无疑问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应从记录上除名。至于池仲佑怎样抓来‘福安’之名和那堆乱七八糟的‘飞霆’舰数据，就天晓得了。因研究海军史者向来放心引用池仲佑的著述（不能说与严复的荫庇和推介无关），他的报告是否可靠关系重大。彻底查检他的著作（特别是记述舰只数据的部分）的可用程度是不能再搁延的工作。”（23）
运输舰
清末海军时期，“福安”舰始终只是作为福建船政以及福建地方的舰船而存在，宣统年间统编海军巡洋、长江舰队时，“福安”没有被纳入国家海军序列。根据《宣统元年份海军、水师第一次统计表》记载，“福安”当时以运输舰的身份和“元凯”、“飞捷”、“南通”、“定海”、“利济”等舰艇一起列在福建省的杂项兵轮名下。民国成立后，起初“福安”舰在各种公文档案中仍然是找不到丝毫踪迹，到了1914年，海军部的一份呈文中终于出现了“福安”的舰名，时任舰长为李国堂。从记载看，此时的“福安”已经从福建省调出，作为运输舰被正式编入海军，列在第一舰队编制内。（24）
1917年7月21日，时任民国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以演习为名，秘密调集“海圻”、“飞鹰”、“永丰”、“舞凤”、“同安”等五舰驶离上海杨树浦码头，佯装开往浙江象山洋面操演，准备至象山后立即南下广东支持孙中山筹建护法政府。当时正巧“福安”舰和“豫章”舰停泊在象山港，五艘护法军舰途经象山时见到二舰，“挈之偕行”。“福安”舰就此加入了护法舰队，而后竟永远留在广东，再未编入中央海军。（25）
随同护法各舰抵粤后，“福安”舰长李国堂被调任为鱼雷炮舰“飞鹰”的舰长，留下的遗缺由福建籍军官周思贤接任。当年末，旨在推翻北京政府的护法战争全面爆发，“福安”舰曾于1917年12月14日载运护法陆军，在“海圻”等军舰配合下，成功登陆占领潮汕，首度展示其作战价值。随后的战争中，更是在海面来往奔波，运兵载物，行踪显得格外活跃。
广东政府时代，停泊在黄埔的“福安”舰。
1918年护法舰队司令程璧光因与孙中山不睦而遭神秘遇刺，紧接着又发生了南北议和、孙中山被驱逐出粤等事件，广东的政局从此陷入纷繁混乱中。两年之后，在陈炯明粤军的支持下，孙中山再度回粤。因对自己离粤期间海军倒向军阀的举动深感不满，1922年孙中山密令自己深信的长洲炮台司令陈策和海军参议温树德联络舰队中的非闽籍官兵，发起夺舰驱闽行动，将包括“福安”在内的所有广东海军舰只上的福建籍官兵驱逐殆尽。
夺舰事件刚刚结束未久，广东省很快又发生陈炯明因不愿出兵参加军阀混战，而与孙中山政见不合，进而发生炮轰总统府的严重政治事件。孙中山逃入江中军舰，先后在“宝璧”、“楚豫”、“永丰”等舰避难，率领部分舰只炮轰广州一带，与陈炯明武力对峙。后孙中山因对“永丰”等舰官兵的犒赏许诺未能兑现，再度被逐离广东。
1923年借助滇、桂军阀的力量，孙中山三度回到广东，击溃了曾经帮助他驱逐广东军阀的陈炯明部革命军，成立自己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广州革命政府。原广东海军司令温树德因恐海军在孙中山离粤后支持陈炯明的行为会遭致报复，率“海圻”、“海琛”、“肇和”等军舰北叛投奔吴佩孚。原来南下的护法舰队此时只剩下了“福安”、“飞鹰”、“永丰”、“舞凤”等残弱军舰，经孙中山整编为广州革命政府练习舰队，由大元帅府直接管辖。“福安”虽然只是一艘运输舰，武备也并不强大，但在“海圻”等大舰离粤后，吨位鹤立鸡群，由此“福安”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广东海军的主力舰。
美术作品：正在援救“飞鹰”伤兵的“福安”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
当时苏联政府有意在中国培植亲苏政权，首先看中吴佩孚北京政府。虽经苏联的吹捧抬举，和许诺以种种援助条件，吴佩孚因坚不愿出让苏联所需的中国利益，苏联政府遂南下改向孙中山政权投下重注，帮助建设军队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1925年7月1日，得到苏联支持的广州政府更名为国民政府，所辖军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福安”舰成为率先进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海军舰只。北伐战争开始后，闽系中央海军投降国民革命军，原在广东的海军舰只地位瞬间降低，“福安”等舰又被编入了李济深的第八集团军序列。在南粤错综复杂的乱局中，海军军舰的保养维护几乎不被人注意，根据1926年底的统计，当时由于乐丰任舰长的“福安”舰已经到了“只能在内河缓行，其船底及各处均须修理”的境地。（26）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包括“福安”在内的广东地方军舰被统编为海军第四舰队。尚未来得及稍作维护喘息，内战很快再度爆发。先是两广混战，继而又发生孙科、汪精卫至广州另立中央，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抗。直到1932年宁粤合作后，南粤政局才稍稍平息。孰料因为孙科政府残留在广州的原海军总司令部要被广东省长陈济棠裁撤，引起原海军总司令陈策的不满，陈策便调集“福安”等舰以自己的故乡海南岛为据点发动叛乱，与陈济棠武力对抗。陈策海军屡番挑衅得手后不久，1932年6月5日，停泊在海口的陈策叛军“福安”（时任舰长黄雄）、“飞鹰”两艘大舰开始遭陈济棠空军的飞机轰炸。6日“飞鹰”舰被炸伤，因损管措施拙劣而沉没。没有任何防空武备的“福安”由于是运输舰，没有被当作重点轰炸目标，侥幸逃过一劫，在“飞鹰”失事后还曾帮助救起了大批“飞鹰”落水官兵，并将伤员运送至海口医院救治。“飞鹰”失事的当晚，因恐“福安”再遭损失，陈策当局于是命令其趁夜幕绕经海南岛之南，逃往香港暂时躲避。（27）
1932年7月8日，陈策签字宣布向中央投降，交出所部军舰和海南岛。按此约定，停泊在香港深水泊锚地的“福安”，以及在海南岛的“海瑞”等舰应由南京政府海军统编，广东省长陈济棠以“巨舰难得”为由，坚决要求“福安”等留用于广东。几经磋商，所有原第四舰队军舰仍旧保留在广东。
坐稳了南天王宝座的陈济棠，从平息陈策叛变开始，倾全力扩充广东的海空军力量。海军方面，除东北海军叛逃而至的“海圻”、“海琛”、“肇和”三舰使得广东海军实力迅速膨胀外，陈济棠还先后购买和建造了“海周”、“福游”以及MTB鱼雷艇等舰艇，当时舰龄已近四十年的“福安”舰在广东的重要性日益降低。
关于此后“福安”的命运，国内外著作以往多采择台湾“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的一则说法，即该舰于1938年在广东遭日军飞机轰炸沉没。（28）然而经过仔细查对史料，这段出处不详的叙述并不属实，“福安”舰的归宿其实与她的姊妹舰“通济”舰惊人相似。
1932年削平陈策叛乱后，“福安”等舰归入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名下管理。后来随着新舰的增多，尤其是1936年广东当局以10万港币从香港的英国渣甸轮船公司购得一艘4000吨级的货船，改制为“永福”号运输舰后，舰况已经极差的“福安”便因失去用途，而被裁列为废舰。（29）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为了防止日军舰艇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