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科技史- 第14部分

力地推动了天文、数学、农学、医学等科技领域的进步。作为中国古代学科　

代表的地理学也获得了明显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中国传统地理学体系。其成　

果颇丰。涌现出《史记·货殖列传》、《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　

　《汉书·地理志》等众多的地理著作；马王堆古墓的开掘，又展现了西汉的　

地图；在地图发展过程中，裴秀形成了一定的制图理论；郦道元著《水经注》，　

张骞、班超、甘英、法显、惠生、宋云等人的西行又使域外地理成果显赫；　

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地动仪，出现并发展了以地记为主的官修方志等。　

这些成就使中国的传统地理学出现了万花争艳、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然而，　

由于中国的地理学以实用为鹄，受传统地理学的束缚，因此长期停滞在描述　

地理学的阶段，缺乏理论概括和创新。　

　　　　　　（1）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形成　

　　　　　在中国，“地理”作为一个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并逐渐与天文　

并称。《周易·系辞》有“仰以观天文，府以察地理”之句，此后逐渐成为　

关于山河、土地的专门知识的代词。战国时期出现了《山海经》、《禹贡》　

两部区域地理名著。《山海经》中的《山经》部分，以“山”为纲，综合记　

述了黄河和长江流域及其以外广大地区的自然条件。《山经》共记载447座　

山，每一座山都有位置、水系、天然动植物及矿产资源的记述。《山海经》　

和《禹贡》虽有其实，但无其名，即均未以“地理”命名。及至西汉《淮南　

子·泰族训》，才明确阐述了地理研究的目的：“俯视地，以制度量，察陵　

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即根据不同的地　

理环境从事生产，以解决吃、穿等生活问题。东汉班固的《汉书》，才真正　

有了以“地理”命名的篇章，即“地理志”，从而开辟了沿革地理研究的专　

门领域。当时，随着编修地理志，总和地方志及考订山川、地名等工作的开　

展，逐渐形成了以沿革地理为主体的地理学研究体系，标志着中国传统地理　

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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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理著作的大量涌现　

　　　　　秦汉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带有地理内容的著作，其中尤以《史记》和　

　《汉书》的影响和作用最大。《史记》中的《货殖列传》，较为系统地记载　

了从上古到西汉初年的农业、水产，采矿、手工业和交通的地理分布，特别　

是对地区经济差别和城市分布的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影响巨大。　

该篇毫无疑问地反映了许多经济地理的科学内容，被誉为是中国最早的经济　

地理名著，开创了中国经济地理研究的先河。《史记·河渠书》记述了大禹　

治水的功绩，以及当时中国各地的水利工程，是研究水利工程的重要史料。　

　《汉书》中的《沟洫志》是《史记·河渠书》的续篇，叙述了引泾河水增修　

六辅渠和白渠的由来和经过，提出了使黄河由河套绕塞北入海的设想，历述　

了汉代黄河几次决口改道的时间、地点，以及围绕治理黄河的方策所发生的　

多次论争。这些史料都有一定的价值，为历代正史所继承。《汉书·地理志》　

主要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转录了中国古代两部地理名著《尚书·禹贡》　

和《周礼·职方》的全文，这是对前代沿革的简单交待。第三部分是附录，　

转录了刘向所论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主要内容是讲分野和历史情　

况。第二部分是主体，详细叙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的103　

个郡（国）和郡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设置，以及各郡县的　

行政区划、户口数字、山川河流、矿藏物产、经济发展状况和风俗民情、名　

胜古迹等，内容相当丰富，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宝贵史料。该志最早勾　

划了当时的地理疆域，开创了疆域地理的记述体例，是中国疆域地理研究的　

发端。另外，该志因首次对人口数字作了记录，对研究汉代的经济地理非常　

有意义，人们可据此推出各地区的人口密度、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成就，　

无疑是开创了中国人口地理研究的领域。此外，该志对自然地理作了简要的　

记述，对山脉的名称和方法、对河流的发源地、流经地区、流向、全长的记　

载，以及对许多矿物的产地、特征的记载，都是对中国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　

贡献。正因为《汉书·地理志》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因此它的问世，便成　

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　

　　　　　　《史记》和《汉书》中，还有许多有关地理的篇章，如《史记》中的《大　

宛列传》、《汉书》中的《食货志》、《西域列传》等。这些丰富而详实的　

记载表明《史记》和《汉书》，不仅是史学名著，也是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创　

始性著作。　

　　　　　　（3）马王堆地图与裴秀的制图理论　

　　　　　在战国至西晋的千年之中，中国地图学以其特有的建树而称重于世。中　

国古代地图学是建立在平面制图的基础之上的，这在考古发掘的实物中得到　

了体现。现已出土的平面地理图，有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墓的《北域图》、　

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秦墓中的板式战国末期地图、以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　

地形图和驻军图等。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3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其　

中，一幅是地形图，一幅是驻军图，一幅是地邑图。这三幅图都有固定的方　

位和比例尺。其方位为下北上南、左东右西，与现代制图方位相反。地形图　

中心的比例尺18万分之1，周围较小；军事驻军图的比例尺为8万到10万　

分之一。图上都有明确的图例，分别表示山脉、河流、居民点、道路等，表　

现方法相当高明。如用弯曲的黑实线表河流，粗细则表示河的宽窄；虚线表　

示潜流（或不可通航的河段）。这些图的准确度相当高，如地形图所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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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　（今潇水）及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接近于现代地图，有些部分几乎没　

有差别，而且有些河流的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图上的山脉，不仅与实地相符，　

而且已经使用闭合线来表示其走向和范围，山形线里还加画了明显表示分水　

界线的横细线，并以类似现代等高线的涡纹线来表示主峰所在。这种简洁明　

了的线条，勾划出纵横交错的南岭地区的地貌特征。这就充分地表明，中国　

的测绘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三国、西晋时期，涌现出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裴秀　（公元224　

—271年）。他生于河东　（今山西）闻喜县，先后在魏晋朝廷作官。在行军　

和用兵的实践中，他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并深深地认识到地图的重要。　

他曾对《禹贡》记载的地理内容进行核查，著《禹贡九州地域图记》18篇，　

并绘制“一寸为百里”的全国地理《方丈图》。但真正使他成为中国科学制　

图之父的还不是这些内容，而是在该书序言中由他所提出的一套制图理论，　

即“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　

是确定比例尺，表示缩小的程度：“准望”，就是用矩形网格来确定相互间　

的位置；“道里”，就是用来表示相互间距离的数字；“高下”、“方邪（斜）”、　

　“迂直”表示制图时应根据逢高取下，逢方取斜，逢迂取直，“高则山峦，　

下则原野”，“方加矩之钩，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肠九折，直如飞鸟准　

绳”的原则，分别按照数学方法进行折算，将各种形状的地形、地物都变成　

平面投影图绘在地图上。这一理论真实地反映了晋代的制图水准，说明至迟　

在公元3世纪，中国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制图理论。这项原则是我国制图学　

的基础，倍受后人推崇，直到明朝末年西学东来，西方地理学传入之前，一　

直是中国制图的准则，影响极为深远。　

　　　　　　（4）郦道元与《水经注》　

　　　　　郦道元（公元466或472或455—527年），字善长，北魏范阳涿鹿（今　

河北涿州市）人，少年时曾跟随父亲前往山东，游历了一些名山大川，饱览　

过祖国的壮丽河山，引发了他对大自然的激情。北魏十八年（公元494年），　

他出任尚书郎，后历任太守，刺史、御史中尉等职。在北魏任职时，他多次　

出巡，对黄河、淮河流域的水道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并目睹了广大地区因　

黄河水利失修，水旱灾害不断，百姓生活悲惨的状况，从而认识到河流水道　

和其它自然现象与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开始将精力倾注在河流　

的研究上。在博览群书中，他对《水经》格外重视，《水经》是中国第一部　

专记水道的著作，该书集中描述了大小河流137条，简要记述了各河的发源　

地、归宿和流经地区。由于《水经》只记水系的源流、水道，不涉及其他内　

容，脉络既不清晰也不系统，因而满足不了郦道元的要求。于是，他跋山涉　

水，对河流作了详细的探索，并随时把河道、地形、城市、地名的变化记载　

下来，以弥补《水经》的不足。他花了整整7年时间，终于写成了《水经注》　

一书。全书分40卷，30万字，共记载河流1252条，远远超过了《水经》的　

137条。　

　　　　　该书前32卷集中叙述河北诸河，其中包括黄河的支流汾、渭、洛、谷河　

各一卷，后8卷专门叙述江南水系。郦道元取“详北略南”、使笔墨有所侧　

重的策略，也许与时代背景有关，因为当时南北对峙，战争不断，郦道元的　

足迹未能到达南方，不可能对南方诸河有更多的了解，只能从略。　

　　　　　该书虽然以“注”为名，但实际上是一部研究水系的地理专著。它不同　

于《禹贡》那种按地域分类的结构，与《汉书·地理志》那样按行政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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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方式也不相同，而是以河流（或水道）为纲，综述流域内的地貌、地质、　

土壤、植被、动物分布、城镇建制沿革等地理情况，这就大大丰富了《水经》　

的含量，而且没有陷入单纯为作注而作注的圈子，成为中国古代地理研究中　

的一大杰作。　

　　　　　　《水经注》对河水和江水的记叙均为11卷，是全书的主体。其中也有些　

内容失之于偏颇。如他认为黄河源头有三，其一发源于昆仑山，并过分夸大　

了昆仑山的高度；认为从蒲昌以下潜流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这显然　

是唯心主义的臆造。该书对黄河下游的记载相当正确，精详，但对江水下游　

的记载却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江水到下游分为南北二江，并拼凑了两江的　

入海口和流经地区，这显然与他所追求的目标极不一致。书中，郦氏对河、　

济、淮、沔　（汉）、江五大水系以及对大河以北、山东和南方诸水的记述，　

体系相当分明。但在黄河一系中，却未收进济水和大河以北诸水；渭水在洛　

河之前注入黄河，却编在洛水之后；又把淮水干流放在它的支流后面，先讲　

汉水，后讲江水。这些错乱之处说明郦氏此书也有失于确切的地方。　

　　　　　对于大河以北诸水的记载，虽然只列有11条水道，但也没有采用干流综　

合支流的一致方法。他首先分列湛水、荡水和洹水，实际上合流为清水。接　

着分列浊漳水和清漳水，实际上合流为漳水。易水、滱（k^u）水并列，合流　

后反以源流短的易水为总名。圣水与拒马水也是如此。这只能使内容复杂起　

来。但是这些记载却可表明部分水道的分合演变过程，或自然改道，或经人　

工改道，仍有一定的参考研究价值。　

　　　　　　《水经注》在体例上是研究水系的专著，但实质上却是一部历史地理著　

作。书中把各州郡县罗列在大小水道的沿线，可根据大小水道上下游的部位、　

识别出各地分布的形势。在缺少经纬度观念的条件下，这种方法是较为理想　

的，这使该书好象是一部方便的交通图册。有关注文依据东汉的郡县建置，　

部分郡县前推至西汉、周秦，后延到北魏，其沿革都作了记述；特别是王莽　

改变地名的资料，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