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范缜出仕为齐尚书殿中郎时，他便被齐竟陵王萧子良邀请到王府里做宾客，同时被邀的还有他的堂弟范云、后来的梁武帝萧衍、《宋书》的作者沈约等人。“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永明七年（公元489年）的一天，萧子良在都城建康的鸡笼山西邸中宴请宾客，席间他问范缜：“你不信鬼神，不信因果报应，为什么世界上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有的人享福，有的人受苦？”范缜指着院子里正在开花的树说：“人生就好比这棵树上的花，风一刮，有的落到厅堂里，有的吹进茅厕里。落到厅堂里的花，就是殿下您；吹进茅厕里的花，便是下官我。这完全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这个生动的比喻，反问得萧子良张口结舌，无言可答。
这次交锋，虽然是以范缜的胜利而告结束，但他并不感到满足。为了进一步揭露佛教对人们的欺骗，批判佛教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造成的危害，从而使大家从信佛信得入迷的程度中醒悟、解脱出来，就在这次交锋之后不久，范缜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写出了我国历史上反佛斗争最富有光彩的文献之一——《神灭论》，对佛教思想中的核心——唯心的神灵不灭的谬说，进行了最彻底、最无情地批判。他指出：信佛的动机是由于“自私的打算过多，救人的意思太少；揭露佛教“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苦难吓唬人，用夸大的言词引诱人，用天堂的快乐招引人”，使得“家家骨肉分离，人人子嗣灭绝”；“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建筑耗尽”。《神灭论》不仅对佛教从精神上奴役人民和物质上妨碍生产的毒害作了严正地谴责，而且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指出：人的精神和肉体互相依存，是互相结合的统一的东西，肉体死了，精神也就随着消灭。肉体和精神的关系，前者是本质，精神是作用，犹如刀和锋利的关系一样，没有刀，就没有所谓的锋利；肉体不存在了，精神就无所寄托，不能单独存在。因此，人死精神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等说法，都是极端荒谬的，是一种毫无根据、绝无道理的无稽之谈。
《神灭论》发表以后，“朝野喧哗”，不但引起了佛教信徒的很大震动，而且激怒了整个的腐朽统治集团。许多佛教徒纷纷写文章围攻责难范缜，但没有一个人拿得出事实根据来证明“鬼神”的存在。萧子良也召集了许多高僧对范缜进行反驳，但也未能驳倒范缜。其中有个叫王琰的太原人，搬出儒家尊敬祖宗的教条，企图难倒范缜。他说：“呜呼范子！曾不识其先祖神灵所在！”意思是：范先生啊！你连自己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啊！范缜的回答也绝妙：“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就是说，王先生啊！你既然知道祖先的神灵在哪里，怎么不自杀追随他们而去呢！范缜坚持真理，愈战愈勇。萧子良眼见无法驳倒范缜，便派了一个叫王融的人去做说客，妄图用功名利禄来打动范缜。他说：“神灭论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而您对此却十分固执己见，这样做是有伤名教的。像您这样的美才，只要放弃自己的主张，与当权者合作，还怕不能做到中书郎这样的高官吗？何苦坚持这个议论，阻碍自己的前程呢！”范缜听后哈哈大笑说：“假如我趋炎附势出卖自己的神灭论主张去取官，宰相都做到了，岂只是一个小小的中书郎呢！”王融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走了。范缜就是这样一个有骨气的人，为捍卫真理，坚持真理，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不要说功名利禄不能打动他，就是为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萧衍当了皇帝，改国号梁，是为梁武帝。早在齐永明年间，萧衍和范缜就已相识，萧衍起兵反齐后，范缜又较早地投奔响应他，因此，萧衍做皇帝后，就任用范缜为晋安太守、尚书左丞。但因萧衍是个十分虔诚的佛教徒，同范缜立场观点截然相反，所以他仍威胁范缜要放弃反对佛教的主张。范缜当然是决不答应、毫不妥协的。萧衍十分恼火，于天监六年命王公、权贵、高曾等六十多人写了七十多篇文章围攻反驳范缜，说他“乖理”、“灭圣”。范缜毫不屈服，在辩论会上“并摧众口，日服千人”。对于沈约、任昉、曹思文等人的一篇篇文章的责难，进行了果敢而有力的回击。皇帝组织的这次围攻，最终又以失败而结束。统治者从理论上不能驳倒范缜，最后只好借助专制的威力，给范缜背上一个“离经背亲”的罪名，不许他再发表议论，并将他流放到广州。几年之后，范缜虽然重返朝廷，担任中书郎、国子博士，但他仍然执着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捍卫古代唯物论而奋斗不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有范缜这样一位为真理而战斗的勇士，有这样一位不卖论取官的志士，确实值得骄傲。（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资治通鉴》、《梁书》等）
以清白遗子孙的南朝秘书徐勉
南朝梁政治家、一代宗臣徐勉（公元466…535年），既是一位贤相，也曾是一个秘书。年轻时，他在齐朝做过镇军参军、尚书殿中郎、领军长史，这些都是古代秘书性职务。萧衍建立梁朝前后，他又担任过管书记、中书侍郎、谘议参军等秘书性职务，可以说是一个老资格秘书工作者。当然，他更是一个有名的清官。史称他居官清廉、不营产业、勤于政事、家无蓄积。现摘录他在勤政廉政方面的轶闻三则，以飨读者。
群犬惊吠，亦是传中一事
祖籍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的徐勉，从小笃志好学，早励清节。梁天监二年（公元502年），他被梁武帝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此时梁朝建立才一年多些时间，梁武帝又兴师北伐，朝中政务军务十分繁忙。徐勉这时虽然已是吏部的重要官员之一，但因为他是秘书出身，极有文才，为了不延误军机，梁武帝于是让他“参掌军书”。徐勉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勤勉的人，工作本身也确实繁忙，他因此往往要隔几十天才能回家一次。他家养了一群狗，因为他回来得少，这些狗都不认得自己的主人了，他每次回来，都要引起它们的狂吠。畜生们完全把主人当成了陌生人，徐勉既感到好笑，又觉得无奈。有一次他感叹说：“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后一句的意思是：“我死了后，如果有人写我的传记，群犬惊吠倒是件值得一记的轶事。”
只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
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徐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吏部是古代六部之首，主管全国组织人事工作，其主官便是尚书。跑官现象不仅现代有，古代也有。徐勉做了吏部尚书，掌握了官吏的任免大权之后，他家可热闹了，有事没事来套近乎的人不晓得有多少。有些脸皮厚的人，甚至干脆伸手要官。徐勉的态度是一律不给。有一个叫虞暠的人，仗着和徐勉的关系比较好，有一次狮子大开口，一次便“求詹事五官”。徐勉正色道：“今夕只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虞暠讨了个没趣，只得讪讪地告辞了。史载：“勉居选官，彝伦有序”，“故时人咸服其无私”。一个古代的“中央组织人事部长”，在用人方面能让众人服其无私，是容易做到的吗？现在手中握有人事任免权的人，对跑官要官者的态度有没有徐勉那样“绝情”呢？《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私仇不入公门”，意谓个人之间的仇怨，不能带到处理公务中来，那么，徐勉在家里要求来客“只可谈风月（清风明月之美景，可理解为朋友私情），不宜及公事”，也就是不在私室拿原则做交易，不是同样值得称道吗？我们现在如果都能做到不给跑官者以官职，什么“身体靠运动，当官靠活动”之类的传言也就不攻自破，没有流传的市场了。
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对古代官吏皆贪财的生动写照。其实，古代的贪官虽说比比皆是，但廉吏也是不乏其人的。徐勉就是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员。史书上说他“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这些话绝非溢美之词。看到他家如此清贫，一些好心人便劝他经营产业，为子孙后代着想。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辎和軿都是古代的车名，此处连用意为家产）；如其不才，终为他有。”
“遗子孙以清白”这一思想绝非徐勉一时的即兴之言，而是发自他内心的真诚表露。只要读读他给儿子徐崧的一封家书，就可证明这一点。他在这封《诫子书》中说：“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无所恨矣。”大意是说：我家本来就清廉，因此常常过着贫穷素朴的生活。至于产业的事情，不但从来没有经营过，也从未谈起过。古人所说“将清白遗留给子孙，不也是很丰厚的遗产吗？”古人又说：“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传给他们一部经书。”详细探求这些话，确实不是虚妄之词。我虽然不聪敏，但实有这样的志向，希望能够遵循、奉行古人这个教诲，从不敢堕落失误。希望你能够理解和体察我的志向，则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和失望的了。
古往今来，多数父母遗留给子女的往往是多多益善的物质财富，这种父母看似爱子，实则害之，最终只能使子女滋长依赖心理，从而丧失独立创业的勇气和能力，坐吃山空，因而是愚蠢的、不明智的。徐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要以光辉的人格风范传给子女，这对今天某些不知教子，只知敛财的父母是有所启示的。
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徐勉少而厉志忘食，发愤修身，慎言行，择交游；及居重任，竭诚事主，动师古始，依则先王，提衡端轨，物无异议，为梁宗臣，盛矣。”《资治通鉴》上也说梁朝称得上贤相的只有范云和徐勉二人。
读了以上三则轶闻，估计人们会相信他们说的并非虚言。（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梁书》、《资治通鉴》等）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公元465？—539年？），字彦和，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其著作《文心雕龙》是文艺理论史上最杰出的名著之一。
刘勰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永嘉之乱，其先人逃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他家相传是汉高祖之子齐王刘肥的后代，但家世不详，只知道南朝刘宋的时候有刘秀之和刘穆之，刘秀之担任过司空职务，刘穆之则是刘裕的心腹秘书。刘秀之的弟弟刘灵真，就是刘勰的祖父，但事迹已不可考。刘勰的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很早就去世了。刘勰大约二十岁的时候，母亲也死掉了。刘勰就出身在这样一个家道中衰的庶族地主家庭。
贫寒的家境使刘勰在少年时代就“笃志好学”（《梁书？刘勰传》），立志通过学业文章踏入仕途，立身扬名。他在七岁的时候曾做过一个梦：满天云蒸霞蔚，灿若锦绣，他缓缓地登攀而上，采撷片片彩霞……（《文心雕龙？序志》）。在少年刘勰的心里，人生似乎是这样的美好，展现在面前的似乎是一派锦绣前程。然而，等待着刘勰的现实却是冷酷无情的。南朝社会是实行门阀制度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出身贫寒的庶族子弟，即使才华出众，也难以在仕途上获得发展。这时，一心向学的刘勰便做出了一个影响他终身命运的重要决定：到定林寺去，拜高僧僧祐为师。寺庙宏丽的定林禅寺，典藏丰富，高僧辈出，名流云集，是当时佛教活动的中心。僧祐是定林寺的主持，他佛理精深，学问宏富，不但精通佛理，而且博览群书，是齐梁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在以后的十年里，刘勰夜以继日，潜心攻读，刻苦治学，利用定林寺丰富的藏书，阅读了儒家的经典以及诸子百家、史传和各家的论文集，尤其对儒家的经典有深入的钻研，为以后撰著《文心雕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刘勰又做了一个梦。这次，他梦见自己手捧丹漆礼器，跟着孔子南行……伟大的先圣竟然垂梦于他，刘勰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刘勰最先想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