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想到的是要阐明圣人的思想，莫如替经典作注解了，可是过去马融、郑玄等学者已把圣人的思想阐发得够明白了，他就算有深入的见解，也未必能自成一家。于是，他想到了文章，并选定了文学批评的道路，开始了探索文心的事业。伴着青灯古典，六七个年头过去了，一部寄托着刘勰心意的巨著《文心雕龙》终于问世了！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文之枢纽”，阐述了作者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三十八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出仕伊始，刘勰先被梁武帝之弟、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引为记室，开始了他的秘书生涯。接着，又调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在秘书岗位上工作了七八年的刘勰出任太末（今浙江衢州市）县令。他在太末虽然“政有清绩”，但他毕竟是一根难得的“笔杆子”，所以不久又被调任梁武帝之子、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并兼任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重新回到了秘书岗位。东宫通事舍人和中书通事舍人一样，在南朝都是颇为重要的职务，出身寒微的刘勰被委任此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重用和殊荣。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勰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得遇昭明太子萧统的厚爱，使他的文学才华再一次焕发出熠熠光彩。萧统是梁武帝的长子，自幼爱好文学，入主东宫之后，“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包括刘孝绰、王筠、陆陲、到洽等著名文人在内的文学集团，他们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一时“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深得文理的刘勰加入到他们当中，当然更是锦上添花。萧统对刘勰“深爱接之”，对他格外敬重。萧统主持编选的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中所选文章，多与《文心雕龙》中论文体时的选文定篇相合，可见刘勰的文学思想对萧统有很大影响。天监十七年，刘勰升任步兵校尉，仍兼东宫通事舍人。至此，刘勰已走到了他的仕途的顶峰。之后，由于僧祐的死，为了整理编撰僧祐留下的大量经卷，梁武帝下令刘勰与沙门慧震到定林寺撰经。从此，刘勰便中断了在仕途上继续发展之路。经卷撰成以后，刘勰上表要求弃官为僧，并烧掉了胡子和头发自誓，得到了梁武帝的允许。刘勰从此变服为僧，改名慧地。但不到一年刘勰就死了。由此可见，刘勰从天监初年（公元502年）跻身仕途后，中间除担任过短时期的太末县令，其余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
关于刘勰的生卒年，诸家说法不一。关于出生时间，说法较为一致，认为生于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而卒年则歧说甚多。有的说是卒于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和二年（公元521年）之间，有的说是卒于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和五年（公元539年）之间。本文拟取后者。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还写过不少有关佛理方面的著作，在梁代还有文集行世。据《梁书》卷十五刘勰本传记载，“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传。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和《灭惑论》两篇散文。（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资治通鉴》、《梁书》等）
文史足用廉白自居的裴子野（1）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秘书人物中，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南朝梁的裴子野，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宦海沉浮，几起几落
裴子野（公元469—530年），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字几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他的曾祖父裴松之、祖父裴駰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裴子野从小就对史学极感兴趣，三十岁左右，就将沈约写的史书《宋书》删撰为《宋略》二十卷。此书一出来，立即博得朝野上下一致赞赏，连和裴子野打过笔墨官司的沈约本人，见后也自叹不如。除《宋略》外，裴子野还有《众僧传》、《续裴氏家传》、《方国使图》等著作行世。可惜这些著作都已亡佚，未能流传下来。
裴子野虽然是以史学和文学成就闻名于世，但他一生所担任的公职，绝大多数却是秘书官职。他宦海生涯三十多年，其间只到诸暨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县令，其余所担任的参军、录事参军、记室参军、左常侍、尚书比部郎、中书通事舍人、中书侍郎等，都是秘书官职。当然，裴子野的仕途并不平坦，刚开始担任公职的十几年内，宦海沉浮，几起几落，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由于受到梁武帝的赏识和器重，他才得以充分显示和发挥自己的才干和作用。
才华初露，无不叹服
裴子野被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是吏部尚书徐勉直接向皇帝推荐的。在此之前，尚书仆射范云、中书郎、国子博士范缜，也都推荐过他，范缜甚至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给他。由于裴子野官位低，资历浅，用人部门都没有同意。梁武帝对裴子野的名声虽然早有所闻，这次经徐勉推荐，也说得上是破格任用了他，但在使用上，起初却不怎么放手。后来由于裴子野在工作中显露了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才干，博得梁武帝高度赏识和器重，梁武帝才对裴子野刮目相看并予以重用。
有两件事给梁武帝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第一件事是裴子野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掌中书诏诰后，西北边界外有两个叫白题和滑国的小国派使者到梁朝来进贡，由于和这两个国家好几代都没有交往了，朝廷里无人知道这两个国家的来历，甚至连是否有这两个国家都不清楚。裴子野却引经据典道：“汉颖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其博识如此，众人无不叹服。梁武帝于是命令裴子野撰写《方国使图》，对邻小国家广述怀来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国”。
第二件事是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发动北伐战争，进攻北朝的魏国，要裴子野起草一份伐魏的檄文。他援笔而就，很快完成了任务。为慎重起见，梁武帝又把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等人叫到寿光殿来，要他们认真斟酌修改这篇文稿。这些人既是朝廷大臣，又是公认的文书大手笔，他们看后，竟没有一个不说写得好的。这样，梁武帝自然放了心。他久久地注视着裴子野，深情地说：“看你的样子是这样赢弱，文章却写得如此雄壮。”接着，他又吩咐裴子野，赶快再去写一封信给北魏的宰相元叉，以晓喻大义。这时已是深夜，裴子野说天亮就可交稿。但还未动手，五更鼓声就已敲响了。而梁武帝这时又派人来催说：“赶快把稿子送去！”裴子野于是操起笔，黎明时就写好了。梁武帝读后，深为叹服。
从此，朝廷所有的符檄文件，都由裴子野起草。
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说到裴子野学识的渊博，不能不再带上一笔。裴子野是一个著名的文人学者，因此同他交游的人，也多半是些学界名流。文人相轻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然而当时那些博览群书，仕途比裴子野得意得多的学界名流如刘之遴、刘显、殷芸、阮孝绪、顾协、韦棱、张缵、肖劢等人，对裴子野却极其推崇和叹服。他们在一起讨论古籍时，每遇意见不合，“咸折中于子野”，也就是以子野的意见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裴子野博识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了。
裴子野受到时人的推崇，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他文思敏捷，起草文书，倚马可待，一挥而就。还有他那简练朴实的文风，也是人们推崇的一个原因。南北朝时盛行骈文体，这种文体偏于形式，堆砌词藻，空尚浮泛，不切实际，过分讲究对仗和声律，表面上看十分华丽，读起来也琅琅上口，但很不实用。时人随波逐流，文风败浊。裴子野却不然，他作《雕虫论》，对文章的注重藻饰，表示极大的不满，主张作品应做到“劝美惩恶”、“止乎礼义”；对繁文要“删撮事要”。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宋书》删繁就简，压缩成二十卷的《宋略》，是他实践中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后来他成为皇帝的秘书，起草公文也是直陈政事，不尚丽靡之词，摒弃形式主义。他写的公文虽然首尾贯通，颇具气势，深得梁武帝的赏识，但由于与当时的文风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还是招来不少人的非议，有的甚至为此而指斥诋毁他。裴子野全然不顾，坚持走自己的路，到最后，就是指斥诋毁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公文应当这样写，于是更加敬重裴子野。
更难得的是，裴子野的个人品德和修养，也堪称古代秘书人员的楷模。
南北朝时期，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是十分重要的。朝廷的事权可以说大都落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在皇帝左右，可以直接代皇帝发布诏令，有的甚至分别担任各部门的政务，尚书反须受其指导，因而“势倾天下”。裴子野在中书省工作十几年，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官职，后来梁武帝又很赏识器重他，说他是个大权在握的人，应不为过。但他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从不用它来谋一己之私利。据史书上记载，他为官清正廉洁，不谋私利，从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或请求解决什么困难。他的外祖母家里和表兄弟家里生活十分穷困，他就拿自己的俸禄接济他们。由于俸禄大都给了亲戚，自己家里的生活也就过得相当艰难。他生活俭朴，淡泊自守，终身“饭麦食蔬”，以致妻子“恒苦饥寒”。对于妻子的叫苦，他总是温言劝喻。说来更让人难以相信，他在朝廷里当这么大的官，家里却连住房都没有，后来借了两亩官地，建了几间茅屋，才得以栖身。他的孩子和侄子，对他“奉若严君”，十分敬畏。他去世前，还反复告诫子女，要“俭约，务在节制”。其高风亮节，连梁武帝都十分感动，闻其死讯而流泪，下诏即日举哀，赞誉他“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文史足用廉白自居的裴子野（2）
清高自爱，堪称楷模
像裴子野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不要说在南北朝这样一个生活奢侈腐化，官吏贪污成风的社会里不多见，就是在整个封建社会，也可以说是凤毛鳞角。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信佛；二是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三是他注重自我修养。
南朝佛教流行，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迷信“来生”。认为今生多受些苦难，死后就不会被打入地狱。裴子野笃信佛教，于是“持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