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教流行，很多人相信“因果报应”，迷信“来生”。认为今生多受些苦难，死后就不会被打入地狱。裴子野笃信佛教，于是“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裴子野的父亲裴昭明，是一个当官清勤、不置产业的人。据《南史》记载：裴昭明历郡皆清勤，甚贫罄。齐武帝曰：“裴昭明当罢郡（太守），还遂无宅，我不读书，不知古人中谁可比之。”裴昭明自己也常对人讲：“人生何事须聚畜，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故终身不置产业。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裴子野为官清正廉洁，受其父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他注重自我修养。《南史？宋本纪》载：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一次宴会前，宋文帝“敕诸子且勿食”，说是到时将赐给他们丰盛的肴馔。天色已晚，而“食不至”，皇子们皆面露饥色。宋文帝这才告诉他们：“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识有饥苦，知以节俭期物。”裴子野在《宋略》中也记了此事。但他不是记罢了事，而是借此大发议论：“善乎太祖（宋文帝庙号‘太祖’）之训也！夫侈兴于有余，俭生于不足，欲其隐约，莫若贫贱！”（《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言为心声，从中不难看出裴子野之为官清廉，乃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裴子野的品德和修养好，还表现在他对待朋友和同事心胸宽大、气度恢弘方面。梁天监初，裴子野步入仕途不久，在他担任右军安成王参军时，曾兼任过廷尉正这样一个司法官职。当时的诉讼案件，必须三官署名才有效。有一次裴子野不在，同事就把他的名字签在狱牒上，报上去没有得到批准，怪罪下来，把裴子野的所有官职给免了。有人劝子野去说清楚，就会复职的，他一笑置之，不去解释，情愿为同事朋友分担责任。这次免官，使他赋闲了很长时间，但他对同事始终不抱怨恨。
裴子野还是一个清高自爱的人。梁代齐后，和沈约齐名、时人号为“任笔沈诗”的南朝著名文学家任昉，时任义兴太守等职，颇负盛名。有意仕途的年轻人经常出入其门下，希望得到他的引荐。任昉也是个奖掖后进、爱才如命的人，对来访者，只要有才学，堪任用，他一概向上推荐。而经他推荐的人，又都受到任用。任昉的母亲是裴子野的堂姑母，两个人是堂表兄弟，裴子野当时没有工作，却从不去拜访任昉，求其推荐，使任昉感到非常遗憾。裴子野的所作所为，在现今的某些人看来，也许会觉得他太清高、太要面子了，殊不知正是他的清高自爱，才使得别人更加尊重和佩服他。（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资治通鉴》、《梁书》等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的朱异（1）
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的侯景乱梁事件，使“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繁华都城建康被焚掠一空，东晋以来江南所积累的财富毁灭殆尽，出现了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堆的惨象。造成这场大灾难、大破坏，年迈昏庸的梁武帝当然逃脱不了历史的责任，而深受梁武帝宠信的中书通事舍人朱异，罪责也是十分深重的。如果说，在我国古代众多的秘书人员中，确实有许多杰出的人物，那么，在他们当中，同样也有不少奸佞小人。朱异便是这样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几十年恩宠不衰
朱异（公元483—549年），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朱选之在南齐做过吴平县令。朱异少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聚在一块，玩一种类似后代掷色子的游戏进行赌博，成了地方上的一个危险人物。成年后的朱异才改变志向，立意进取，发奋读书。他遍览《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奕书算，皆其所长。他对名儒明山宾衷心信服。二十一岁那年，梁武帝下令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推荐了他，因而受到梁武帝的召见。梁武帝听他讲述了《孝经》和《周易》后，很高兴，对左右说：“朱异实异”。后来见到明山宾，还说：“你所推荐的朱异确实是个异能之士”。
梁武帝对《五经》也很爱好，而且相当精通。共同的兴趣爱好，使这对君臣很快就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不久，梁武帝任命朱异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以后朱异的官职虽有多次升迁，但直到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朱异死，他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职务。梁武帝对朱异的宠信，几十年丝毫不衰，到后来，甚至惟朱异之言是听，把朝政也交给他处理了。史书上说：“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南史？朱异传》，《梁书》同。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见《南史》及《梁书》）。
南北朝时期，尤其在南朝，中书通事舍人虽然大都是皇帝器重信用的人，但像梁武帝对朱异那样，几十年恩宠不衰，还是少见的。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朱异这个人的能力确实不错。他很精明，博闻多识而又办事干练：“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请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倾刻之间，诸事便了。”这和那些身居高职，只清谈不做事的所谓世家大族比起来，确实完全不一样。梁武帝春秋已高，怠于政事，正需要朱异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来做他的帮手。其次，梁武帝这个人“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而且越到晚年越喜欢听别人的花言巧语，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朱异深知他这一弱点，于是对他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看他的脸色办理，甚至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只要是皇帝决定了的事，错误的他也百分之百地执行。有些正直的大臣批评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倾者外闻殊有异论。”他回答说：“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由于他精通溜须拍马之术，因此深得梁武帝的宠信。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这对君臣才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梁武帝执政的第四十七个年头，终于招致了侯景之乱。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
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大将，因和东魏统治者高澄不和，便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西魏深知侯景机诈多变，于是一面接受他的投降，一面受降如临敌，分派大军对其严加防范，并示意他把军权交出来。东魏在侯景叛变后，派遣大军对他进行讨伐。侯景在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乃派使者到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已做了四十七年皇帝的梁武帝萧衍，认为统一全国的机会到了，就派出五万人的军队去接应侯景，结果被东魏军打得大败，主将萧渊明（梁武帝亲侄子）也成了东魏的俘虏。东魏军队接着又把侯景打败，最后侯景只率步骑八百人投奔梁朝。东魏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之后，又采取外交攻势，叫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表示只要梁朝消灭侯景，东魏就可以释放包括萧渊明在内的所有梁军战俘。其用意很明显：不是消灭侯景就是逼侯景起来造反，东魏以便坐收渔利。梁武帝复信说：“贞阳（萧渊明封贞阳侯）旦至，侯景夕返”（《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并派出使者去东魏和谈。在梁和东魏的接触过程中，侯景一再表示反对。过了将近两个月，侯景看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便于八月初十日举兵乱梁，从而造成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破坏、大灾难。
对于侯景乱梁事件的发生，有些历史家责怪梁武帝不该接受侯景的投奔，并对梁武帝没有识破东魏的反间计，同意与东魏和谈，从而激起侯景的叛乱而感到不可思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接纳侯景的投奔和派使者去东魏和谈，与其说是梁武帝本人的决定，不如说是朱异阿谀奉承的结果。
接受侯景的投奔，是因为梁武帝这个八十五岁的老翁做了一个梦：“梦中原尽平，举朝称庆”。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他把这个梦告诉了朱异，并喜滋滋地说：“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当时梁朝日益衰弱，百姓难以自存的状况，朱异是十分清楚的，梁武帝在此时做统一中原的美梦，本来是可笑的，但朱异是一个阿谀奉承的老手，也就溜须拍马道：“这是国家统一的征兆。”梁武帝当然听得乐乎乎、晕乎乎。事情就是有这么怪，不久侯景果然来接洽投降了，真是“梦必有实”！因此梁武帝在心里首先就接纳了侯景的投奔。但此事毕竟非同小可，为慎重起见，他还是要群臣商议一下。商议的结果是不能接纳侯景。理由是：一、侯景是个“翻覆叛臣”，接受他投奔“终当乱国”（《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二、梁朝和东魏是冤家对头，现在关系刚刚有所改善，侯景割地带兵投奔过来，东魏岂会善罢甘休？与其为此大动干戈，不如拒侯景于国门之外。梁武帝听了大臣们的意见，也动摇起来。不过他的心里，还是十分矛盾，因此很难下最后的决心。
阿谀取宠害国害己的朱异（2）
这天清早，天尚未亮，梁武帝起来散步，来到武德閤口（小门口），一个人自言自语：“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至纷纭，悔无所及。”大意是：我梁朝十分强大，疆土完固，国家太平无事，接受侯景的投奔，此事有什么不可？倘若被朝臣的意见误了事，岂不是后悔无及？朱异“探帝微旨”后，马上献媚道：“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仰慕？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远归圣朝；若不容受，恐绝后来之望。”梁武帝“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接受侯景投奔这样重大的事件，就在这对君臣的一唱一和中决定了。
如果说，接受侯景投奔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么，同意派使者去东魏和谈，同样显得不可思议。侯景先是背叛东魏，后又与西魏反目，对他来讲，再无退路可走。梁朝同意与东魏和谈，明显是把侯景往绝路上逼。侯景是“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遭到他的反对和抗议是理所当然的。他于是急忙给梁武帝写信：“今陛下复与高氏连和，使臣何地自处！”又写信并送金三百两给朱异，求朱异在武帝面前说话，不要把他往死路上逼。但朱异“纳金而不通其启”，执意劝梁武帝派使者去东魏和谈，从而中了东魏的反间计。
对东魏的反间计，梁朝的司农卿傅岐是识破了的。他说：“高澄何事须和？必是设间，故命贞阳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正堕其计中。”然而“异等固执宜和，上亦厌用兵，乃从异言”（《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所以说，梁武帝同意与东魏言和，也是听从了朱异的意见后决定的。
朱异本不是一个头脑糊涂的人，他会识不破东魏的反间计？他本人即使没有识破，听了傅岐的意见后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事情的严重后果，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在与东魏和谈这件事上，朱异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坚定，似乎任何人的意见都不能使他改变主意。这是为什么？是朱异一时糊涂，还是他另有考虑？显然是后者。
原来，梁武帝这个人，对自己的“骨肉”，一向是十分“恩爱”的。为了“骨肉恩爱”，他可以放任他的兄弟子侄对老百姓吸膏吮血、巧取豪夺。只要是梁武帝的“骨肉”，就是临阵脱逃，甚至投敌，也是不办罪的。比如他的兄弟萧宏临阵脱逃，就没有办罪；侄子萧正德投敌后又逃回来，梁武帝也只是哭着教训了一番，就给他恢复了爵位。还有他的儿子萧综在前线指挥作战，临阵向魏军投降，冒称自己是齐东昏侯萧宝卷的亲生子，梁武帝在一阵惊骇之后，绝了他的属籍，但不久，这个逆子还是被饶恕了。梁武帝“溺爱”自己的兄弟子侄，朱异是十分清楚的，和东魏言和，萧渊明就可以被放回来，他固执己见、坚持同意和谈，显然是为了讨好梁武帝。只要能博得皇帝的好感，朱异是会把皇帝的家事放在国事之上来考虑和处理的。梁武帝果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朱异的马屁又一次拍成功了。
当然，朱异坚持和谈，和他在判断上犯了一个轻敌的错误也是有关的。他一直认为侯景的八百降卒是造不起反来的。因此，当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派人送来密信，说侯景要造反，朱异便认为必无此理。鄱阳王再三告知朱异，说侯景一定会造反，朱异还对鄱阳王的信使说：“鄱阳王遂不许朝廷有一客！”（《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