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会造反，朱异还对鄱阳王的信使说：“鄱阳王遂不许朝廷有一客！”（《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言下之意，好像鄱阳王是在无事生非和诬陷诽谤侯景。从此以后，鄱阳王再有信来，朱异甚至都不送给梁武帝看了。朱异的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它使朝廷对侯景几乎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结果侯景的叛军很快就打到了建康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侯景造反，打出的旗号，竟是以诛杀朱异为名！这真是阿谀取宠，害国害己！不久，朱异就在羞愧交加中发病而死。梁武帝还多活了几个月，当侯景的叛军打进台城（宫城）后，他也病饿死了。
生活奢侈，穷奢极欲
朱异的缺点，当然不止阿谀奉承这一点，而是多方面的。据史书记载，他“贪财冒贿，广受馈遗”；“四方饷馈，曾无推拒，财货充积，产与羊侃相埒（等同）”。他生活奢侈，穷奢极欲，“起宅东陂，穷乎美丽”；“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他“好饮食，极滋味声色之娱，子鹅炰鳅不辍于口，虽朝谒，从车中必赍饴饵（随车带上饴糖糕饼等食物）”。然而“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同‘馐’）恒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也不分赡”。而且他还好摆威风，极讲排场。他和宾客好友在城外的家中喝酒取乐至黄昏，要回台城又怕城门关了，“乃引其卤簿（仪仗队）自宅至城，使捉城门停留管龠（吹奏的乐器），既而声势所驱，薰灼内外”（《南史？朱异传》）。他为人十分骄踞，连世家大族王公贵戚都不放在眼里。有人劝他不要采取这种态度，他说：“我是塞士，好不容易达到现在的地位，我如果不轻视他们，他们反会看不起我。”他为了固宠，对那些竞争对手，则采取排挤打击、玩弄阴谋的手段逼其离位。如中大通年间，有一个叫徐摛的人，很得梁武帝欢心，“帝甚加欢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朱异便不高兴了，觉得徐摛对自己的威胁很大，是一个潜在竞争对手，不把他赶走，自己的地位就难以保住。他对自己的亲信说：“徐叟出入两宫（徐摛为皇太子家令兼管记，所以朱异说他出入两宫），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他于是找准一个机会，对梁武帝说：“徐摛年纪大了，又生性爱好山水，他想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做郡守，以怡养天年。”梁武帝以为徐摛真是这样想的，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临此郡。”（《南史？徐摛传》）。把徐摛弄到地方上做官去了，朱异才心安。他居权要三十多年，威震内外，“在朝莫不侧目，虽皇太子亦不能平”。他不但在生前官运亨通，“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帽子上插貂尾为饰）；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外出有仪仗队开路），近代未之有也”，而且他死后，在梁武帝已觉察到了他的为人的情况下，梁武帝乃悼惜不已，“诏赠尚书右仆射”。本来尚书仆射（宰相）是不能作为赠品送人的，但因梁武帝听说朱异平生的抱负就是想做宰相，为了满足朱异这一愿望，梁武帝于是破例诏赠他尚书仆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梁武帝被朱异吹拍迷惑的程度有多深！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多厚！
秘书贤佞与朝代兴亡的关系
在封建社会的一些史学家看来，南朝一些朝代的兴亡，其关键就在于君主所委任的中书通事舍人是否贤佞。比如陈朝，史称宣帝陈顼因委政毛喜，“由是十余年间，江东狭小，遂称全盛”（《陈书？毛喜传》）。及后主陈叔宝用施文庆、沈客卿等为中书通事舍人典掌机要，文庆等“敛无厌，以刻削百姓为能事”（《南史？恩幸？施文庆传》），而陈遂以亡。这种看法虽然只是就表象而论，并不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但看一下梁朝的兴亡史，又不得不承认，当皇帝信用的中书通事舍人贤能时，也是国事兴盛，反之则衰败甚至覆亡。如梁武帝早先用周舍、裴子野等人为中书通事舍人典掌机要，敌国的东魏丞相高欢就曾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而当他后来完全信用朱异这种人时，国事便一日不如一日，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这说明，中书通事舍人在南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皇帝任用什么样的人做秘书，的确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这虽然是旧时代的特有现象，但作为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是有吸取的必要，以引起后人的深思和鉴戒！（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资治通鉴》、《梁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