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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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 第1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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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该来的,总是要来。

    *

第三一三章 萨摩狰狞() 
    本愿寺是个大麻烦,“维新志士”是更大的一个麻烦,然而,他们还不是最大的那个麻烦。

    最大的麻烦是——萨摩藩。

    虽然,目下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萨摩藩介入了这场乱子,但关卓凡可以百分百确定,萨摩藩绝不会放过这个兴风作浪的绝好机会,即便目下暂时按兵不动,但迟早——而且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张牙舞爪了。

    甚至,说不定,本愿寺不过是个“打前站的”,真正的幕后大BOSS,就是萨摩藩!

    不然说不过去啊——若没有雄藩的强力支持,老老实实的呆了两百六十多年的本愿寺,怎么会突然跳了出来,干造反杀头的勾当?

    何况,本愿寺要硬怼的,除了德川庆喜,还德川庆喜的保护人——大清国的辅政王啊。

    这一层,那个明如上人,不可能想不到吧?

    长州血迹殷然,若狭沉铁未销,难道他都忘了?

    难道他以为,单凭一个本愿寺,就可以“尊王倒幕”?

    他年纪虽轻,可是,再如何血气方刚,也不至狂妄鲁莽到这个地步吧!

    因此,这个明如上人后头,一定还有人!

    事实上,虽然还算不得确凿的证据,但萨摩藩在后头搞鬼的迹象,已经颇为明显了——

    那班“维新志士”,一直由萨摩藩庇护,此刻“纷纷逸出”,若说没有得到萨摩藩的允许——至少是默许,哪个能够相信?

    虎兕出于柙——是谁豢养的虎兕?又是谁将他们放出了笼子?

    车子晃动着,关卓凡微微闭上了眼睛。

    如果萨摩藩确实是这场乱子的幕后主使,那么,麻烦就真的大了!

    首先,此时的萨摩藩,方方面面,都已非“二次长州征伐”时的长州藩可比了。

    萨摩藩本就是日本第一个“西化”——工业化的雄藩:“藩政改革”,卓有成效,为工业化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殖产兴业”,确定了工业化的“藩策”;“集成馆”的设立,则正式拉开了工业化的帷幕。

    十数年下来,“集成馆”这个工业群里,出现了冶铁反射炉、熔矿炉、钻孔盘,出现了蒸汽机关制造所、金属细加工所、造船所、造币所、锻造厂、玻璃工厂、纺织工厂……各种近代工业,粲然可观,卓然齐备。

    这个“集成馆”,同关卓凡在上海搞的“工业园”,颇为相像,不过,必须指出的是:

    第一,“集成馆”的设立,早了“工业园”整整十年不止。

    第二,目下,“集成馆”的“国产率”,要高于“工业园”。

    第三,若论及对国家的经济、军事的“贡献率”,目下,“集成馆”更远远的高于“工业园”。

    譬如,关卓凡虽然已经开始和克虏伯在“工业园”合办工厂,但轩军目下装备的野战炮,却几乎百分之百是从普鲁士进口的;而萨摩藩军的火炮,超过一半,出自“集成所”的兵工厂。

    当然,威力孰高孰低,另说。

    又譬如,萨摩藩海军一半以上的兵舰,是由“集成所”的造船厂捣鼓出来的;而中国海军的军舰,除了“福星”等少数较小吨位者自造之外,余者全部进口自英国。

    当然,孰先进些,孰落后些,也另说。

    再譬如,萨摩藩军的制服,皆出自“集成所”的纺织工厂;而轩军士兵的身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初从美国“扫”回来的“压箱底货”呢。

    当然,论品质,萨摩藩军的制服,尤其是陆军的,较之泰西各国,还是逊色一筹,就像大久保利通抱怨的,“软塌塌的”,“不精神”。

    不过,制服虽然“不精神”,但士兵却是精神抖擞的。

    “二次长州征伐”之前,萨摩藩就开始“西法练兵”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多多少少,还保有一些“日本特色”。

    “二次长州征伐”,轩军的武备和战力,长州藩军和“诸队”的惨败,极大的刺激了萨摩藩;一俟“二次长州征伐”结束,中国人还没有离开日本,萨摩藩军就开始了进一步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从里到外,彻彻底底,“全面西化”。

    同时,扔掉了杂七杂八的前膛枪,换上了一水儿的后膛枪——同火炮一样,一半购自洋商,一半“集成所”自造。

    萨摩藩的舰队,也已成军,规模虽然不算大,但总吨位并不在幕府舰队之下;船有新有旧,但全部都是蒸汽船,其中的新船,大半由“集成所”的造船所自造。

    讽刺的是,萨摩藩的海军,也是师从英国,请的也是英国的教习。

    当然,这些教习,都是退役军人,没有现役军人,不过,同英国政府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若明若暗、若有若无的关系——

    当初,为萨摩藩聘请海军教习往来奔走的,是一个“女王陛下政府雇员”——英国驻长崎领事馆的书记官萨道义。

    因为有了这一层的渊源,乔百伦、柯烈福、狄克多等中国海军的英国顾问,对萨摩藩海军的战力,便有了较为切实的了解。

    据乔、柯等人说,萨摩藩海军规模虽然有限,可是,一切一切,都严格按照现代海军制度办理,训练亦十分之勤奋刻苦,经已具备了相当的专业水准,可算一支短小精悍的“准现代化海军”,其战力,未可小觑!

    英国人的这个话,应该是可信的。

    想当年,还是一副土头土脑模样的萨摩藩,便在“前之滨之役”——即“鹿儿岛炮击事件”中,同英国舰队有来有往,很过了几招,叫英国人很吃了些苦头;目下,鸟枪换炮,自然是更上层楼了。

    总的来说,今日萨摩藩军之战力,不论海、陆,都已远超当年长州藩的“诸队”;对阵幕府的军队,更加是可以“吊打”的。

    整军经武是最花钱的,海军尤甚,萨摩藩军的战力,同萨摩藩的财力,密切相关。

    “藩政改革”之后,萨摩藩的藩库,每年都有相当的盈余,这两年,更是盘满钵满——

    “二次长州征伐”之后,日本的走私大涨,别的藩,幕府稽查甚严,唯有对萨摩藩,无如其何,因此,大宗走私,都由萨摩藩进出,许多巨商都在萨摩藩设立商行,走私走的正大光明,萨摩藩则坐地抽成,日进斗金。

    而萨摩藩从走私中获得的收益,几乎都投进了军队建设。

    萨摩藩的兴旺发达、兵强马壮,同人才鼎盛,亦密切相关。

    “二次长州征伐”之前,萨摩藩就初步打破了身份限制——只要是武士,无论等级如何,只要有才干,就予以提拔,许多下级武士中的优秀人才,乃得以到大名府担任高级职务,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就此脱颖而出。

    “二次长州征伐”之后,在强烈的危机感的促使下,萨摩藩发布“诸贤令”,彻底打破身份限制,即便不是武士,哪怕“贩夫走卒”,只要有才干,也可入职政府,并不设上限。

    虽然,迄于今日,“贩夫走卒”之中,还没有出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类人物,不过,“上进”的大门是打开了,下级官员之中,已经有了不少出身“贩夫走卒”的,整个萨摩藩,“民气昂扬”。

    另外,“二次长州征伐”之后,萨摩藩招降纳叛,在本藩呆不住脚的“维新志士”,都往萨摩藩跑,一班这个时代日本最优秀的人才,荟萃于西南一隅,对于萨摩藩来说,很有些如虎添翼的意思了!

    当然,所有的人才中,最优秀的那个,还是大久保利通。

    *

第三一四章 铁血火() 
    大久保利通。

    关卓凡的脑海中,翻书一般,将这个名字在本时空、原时空的重大事迹,一桩一桩的过了一遍。

    翻过最后一页,合上书,他微微的透了口气。

    必须承认,大久保利通是这个时代最顶尖、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即便考诸全世界范围,能同他比肩的,也只有俾斯麦等寥寥数人——这样的人物,一个时代里,“即便考诸全世界范围”,基本上,一两个巴掌就数过来了。

    原时空,同时代的中国,没有这样的人物。

    为了听起来更顺耳些,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大久保利通是这个时代最顶尖、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考诸全世界范围,足以同俾斯麦比肩”,云云。

    反正,不论哪种说法,原时空,同时代的中国,都没有这样的人物。

    本时空呢?

    嘿嘿。

    还有,不论哪个“比肩”哪个,同时代泰西政治人物中,号称“铁血宰相”俾斯麦,正正是大久保利通最为激赏的一位,不过,如果认真论起“铁血”,大久保的“铁血”,其实远在俾斯麦之上。

    俾斯麦只对敌人“铁血”;大久保呢?敌人不必说了,敌人之外,对朋友、甚至对自己,他一般是“铁血”的。

    大久保利通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叫做有马新七,“精忠组”就是二人联手创立的;在政治上,有马新七坚持激进的“尊王倒幕”,大久保利通随侍岛津久光进京,推动“公武合体”,有马新七打算趁此机会,袭杀佐幕派公卿,以逼迫藩主倒幕。

    有马新七如果得手,自然要坏大久保利通“公武合体”的好事,他劝说有马新七罢手,有马新七拒绝,大久保利通便“断然处置”,派兵杀死了有马新七一行人等,并声言,“芬兰当户,不得不锄。”

    这是对朋友“铁血”。

    对自己呢?

    前文提及的“鹿儿岛炮击事件”,乃由萨摩武士在神奈川生麦村杀死、杀伤数名英国人的“生麦事件”引发,战后,英、萨议和,英国要求两万五千英镑的赔偿,大久保利通答应了,转头却要幕府替萨摩藩支付这笔赔偿。

    彼时的幕府老中井上正直、板仓胜静都气坏了:我们已经因为你们搞出来的“生麦事件”向英国人赔了十万英镑,这笔两万五千英镑的小钱,还要我们替你们出?真当我们是冤大头?不给!

    大久保利通声色俱厉:你们如果不掏钱,我就去将英国领事一刀砍了,然后切腹自尽,之后的麻烦事儿,你们自个儿慢慢的收拾吧!

    井上正直、板仓胜静瞠目结舌:天下居然还有这种无赖?

    可是,他们晓得,这个大久保,是个说到做到的角色,这个险冒不起啊!

    只好捏着鼻子,替萨摩藩出了这笔钱。

    名义上,这两万五千英镑是萨摩藩向幕府“借”的。

    当然,时至今日,好几年过去了,萨摩藩没有表示过任何还钱的意思。

    这是对自己“铁血”。

    不过,大久保利通虽然确实是个“说到做到的角色”,可是,他的“铁血”,绝非简单的血气之勇,其每一次出手,都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务求一击即中——大久保利通是从不做没有把握之事的,更不会如某些热血志士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

    譬如,“二次长州征伐”之时,轩军向京都进兵,大久保自知实力不及,无法正面与抗,于是当机立断,脚底抹油,留下长州一家坐蜡,终致“若狭湾之变”。

    同时,大久保利通也不是单纯的“权谋之士”,一方面,他不肯“知其不可而为之”,另一方面,他亦“有所为,有所不为”。

    譬如,“二次长州征伐”之前,关卓凡曾经建议幕府,许萨摩藩以“封建”,以达到分长州、萨摩二雄藩而治之的目的,幕府遵嘱行事,岛津久光亦为之心动,但是,大久保利通激烈反对,岛津久光只好打消了自立为王的念头。

    大久保利通虽受岛津久光厚恩,却并不自居岛津家奴,他是另有大志之人。

    这个“大志”,便是他自青年时便念兹在兹的“勤王改革”。

    “公武合体”于大久保利通,只是分幕府中枢大权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勤王改革”,也即追求日本整个国家的强盛,这一层,“勤王改革”也好,“勤王倒幕”也罢,其实殊途同归。

    不同的是,大久保利通做事,极善审时度势,不会像高杉晋作、桂小五郎那样一竹竿子捅到底,当幕府还有利用价值,或者说,火候还没到的时候,他就力推“公武合体”;当幕府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已成为他的“勤王改革”的障碍时,或者说,火候已经到了,他是说翻脸就翻脸,说“倒幕”就“倒幕”的。

    大久保利通的“大志”,要靠壮大萨摩藩来实现,因此,绝大多数情形下,岛津久光和大久保利通的利益,是一致的。

    可是,也终有拢不到一起的时候——譬如,上面提到的“萨摩封建”。

    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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