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恃”，就难了——这意味着，必须在侍卫中找到真正肯拿命出来卖的人。
国初的时候，紫禁城侍卫，全部出自上三旗，后来，范围慢慢扩展到下五旗，不过，全部都由满蒙亲贵子弟充任，普通的旗人，几乎是没有的。康熙朝，侍卫中开始出现中、下层的旗人，汉军旗也加入了进来。雍正朝以后，由武举一途，再替汉人开了个小小的口子。不过，如前文所述，汉人侍卫的数量极少，从没有能在侍卫系统内做到高位的，整体来说，无足轻重。
这些措施，基本保证到了大内侍卫对保卫对象的忠诚度，也为关卓凡对侍卫系统的渗透，大大增加了难度。
不过，既开了口子，再小，也是有机可乘的，军调处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
这个目的是如何达到的，容后再表。
至于“黄雀”，嗯，没错，就是小皇帝。
*（未完待续。）
第一一九章 平均分（）
小皇帝，小皇帝。
以小皇帝为“黄雀”的念头，关卓凡很早就有，但是，“黄雀行动”之类的计划，只是他对待小皇帝的诸多选项之一，且排位并不靠前。这一选项的排位逐步前移，最终成为第一和唯一选项并付诸实施，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
刚开始的时候，关卓凡对待小皇帝的基本方针，是“观察、了解、影响、控制”。
他要看一看，这个小皇帝，和历史资料中的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是否能够对的上号，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当然，是按照关卓凡的想法、符合关卓凡的利益的改变。
为此，他毛遂自荐，入直弘德殿，做了小皇帝“洋务、兵事”功课的师傅。
不过，入直弘德殿，更直接和更重要的目的，还不是“观察、了解、影响、控制”小皇帝，而是以下两个：
其一，为自己上多一道保险。
清朝对于储君和皇子的教育的重视，大约是中国历朝历代之冠，因此，在清朝的政治中，帝师的地位，超然而崇高，某种意义上，帝师的资历，算是一种“丹书铁劵”、“免死金牌”，这一点，到了清朝的中后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祺祥政变时，顾命八大臣中的杜翰，是肃顺集团的谋主，打压两宫和恭王的谋划，大多出于其手，慈禧和恭王，衔之次骨。本来，除了肃顺，他们第二个欲杀之而后快的，就是杜翰。可是，因为杜翰的父亲是文宗的师傅杜受田，不但不好杀他，还不好给予过重的处分，法司“议革职戍新疆”，但“诏原之，褫职，免其发遣”。
就是说，从拘留所出来就直接回家了，一天正经的牢也没坐过。
杜翰本人并非帝师，不过是帝师的儿子，就占了偌大的便宜，恭王和慈禧，宁肯去杀载垣和端华这两个铁帽子王，也不来动他。
如果本人就是帝师，待遇就更好一些了。
翁同龢是光绪新政的核心人物，康、梁等人的大后台。戊戌变法，新旧矛盾激化，维新派欲铤而走险，不利于慈禧，袁世凯出首，慈禧发动政变，恢复训政，幽禁德宗，杀六君子，但翁师傅的处分，不过是“革职，永不叙用”，而且，在其逝世五年后的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宦海沉浮，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关卓凡做的，改革也好，权争也罢，都会遭遇力道极为猛烈的反抗，有时候甚至是千夫所指，实在是极需要替自己多上一道保险的。
杜翰、翁同龢和政治对手的矛盾，都接近你死我活的程度，落马后，却都因为帝师这个因素而得保首领，帝师，就是关卓凡替自己上的一道保险。
此其一。
其二，以增加小皇帝“兵事、洋务”功课为契机，打压守旧势力，加速推进新政。
“兵事”不是重点，重点是洋务，如果连皇帝都学“洋务”，今后，还有谁不能学、不该学“洋务”的？
这是最好的“标杆”，如果这一关能过去，之后，“新政”就可以大踏步地向前进了。
守旧派的反对如期而至，办个“同文馆”，还要吵得沸反盈天，皇帝学“洋务”，真正是如丧考妣了！
然而，关卓凡布置得宜，抢先一步，封住了守旧派领袖倭仁的嘴，蛇无头不行，守旧派乱了章法，待钟王宣旨，劈头盖脸，将第一个上折反对的詹事府右庶子孙东谋一顿“锥心之诛”后，守旧派气焰大减，不得不消停了下来，关卓凡无惊无险地闯过了新旧之争的第一关。
其三，才轮到“观察、了解、影响、控制”小皇帝。
首先是“观察、了解”：看一看，这个小皇帝，和历史上的穆宗，是否真的是一码事？如是，有没有改变他的可能性？值不值得做出相关的努力？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话，就要确定：自己有“影响、控制”他的可能性吗？
“原时空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是个什么样子的皇帝呢？
先来看看穆宗的前任、后任们。
有人说过，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平均水准，以清朝为最高。这是一个注定会引起争议的说法，但是，若仅以封建社会的维度而言，关卓凡是认同这个说法的。
乾隆之前，国势强盛，对于皇帝水准的争议较小，不去说他了；乾隆以后，国势陵替，内忧外患，但皇帝的水准，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
中国的大门，是在宣宗手上失守的。这倒不算是他真正的责任——以彼时之时代差距，换了哪个做皇帝，也必定是守不住的。宣宗真正的历史责任在于：战败之后，面对时代大潮，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思和改变，白白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宝贵时光。
不过，“若以封建社会维度而言”，在道德水准这一项上，做人也好，做皇帝也罢，宣宗却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侍母至孝——还不是生母；自奉至检——到了变态的地步；尊师重道——甚至为此一脚踢死了自己的皇长子。
如果排一个“中国皇帝道德榜”，历朝历代数百位皇帝中，宣宗一定名列前茅。
还有，宣宗虽然保守，但绝不是一个昏庸糊涂、无所作为的皇帝，不然，也不会有禁烟之举了——在当时的情形下，禁烟，其实是帝国一次重大的自我更新和救赎的努力，如果面对的不是英国这个和当时的中国几乎不算一个位面上的对手，未必就不会成功。
晚清的皇帝，文宗大约是被诟病最多的一个了。这位被关卓凡戴上了一顶又一顶绿帽子的皇帝，脾性较之他的老爸，刚刚好倒转了了过来：喜好声色，热爱享受。可是，平心而论，文宗在这上面花的钱，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他坚决支持肃顺的紧缩开支、裁汰冗员的政策，以致八旗上下、朝野内外怨声载道，也为肃顺种下了日后的杀身之祸。可是，不如此，哪里均得出军费来平定洪杨的大乱？
平定洪杨，在慈禧和恭王手上收功，但是，底子却是文宗和肃顺打下来的，不论是裁减八旗钱粮，还是重用曾国藩等汉员，慈禧、恭王都延续了被他们杀掉的肃顺的政策，可以说，肃顺在前面替他们唱了黑脸，做了丑人。
对待外面的世界，文宗和宣宗，一样是保守的，但不能因此就对他们的努力和成绩视而不见。
德宗能力有限，但无论如何，晓得知耻后勇，奋发图强，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基本对头的，只是手段过于简单粗暴，步子太大，扯着了蛋。
溥仪退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不在讨论之列。
穆宗呢？
这么说吧，幸好他亲政一年便早早地挂掉了，不然，一定会大幅度拉低清朝皇帝的平均得分，“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平均水准，以清朝为最高”之说法，还能不能够成立，可就得两说了。
清朝的皇帝中，穆宗是一个真正的“异数”。
中国历史上，昏君、暴君，车载斗量，但同为昏君、暴君，大一统王朝的昏君、暴君，和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等乱世的昏君、暴君，表现的形式是很不一样的。
大一统王朝，制度完善、严密——愈往后愈是如此，皇帝从小就接受良好而严格的教育，不论其本性如何，不论日后变成了多么奇葩的昏君、暴君，在他们刚刚登基的时候，真心也好，假意也罢，都会表现出虚己纳谏、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等一个好皇帝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
譬如宋徽宗、明神宗，刚刚继位的时候，全然是一副四有好青年的形象。
唯有穆宗，甫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昏、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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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零章 气数，气数（）
能够充分表现穆宗的昏、暴的，一个是成禄案引发的吴可读案，一个是欲重修圆明园而引起的天大风波。
成禄，乌鲁木齐提督，镶蓝旗。说起此人，书友们大约还有一点印象，左宗棠平定甘肃全境，朝堂之上，慈禧痛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窝在甘肃，新疆不敢去，甘回打不了，不晓得干什么吃的！传旨，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丧师失地，迁延不进，就地免职！”然后，“所遗乌鲁木齐提督一职，着展东禄接任！”
这是本时空的事儿，在原时空，平定甘肃花了更长的时间，因此，成禄有更多的时间为非作歹：
他身为乌鲁木齐提督，非但滞留甘肃，坐视新疆糜烂，前后七年，迁延不进，还苛虐驻地周围民众，前后索要钱银三十余万两——在甘肃那种穷地方，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士民抗议，成禄居然巫良为匪，纵兵虐杀二百余人，然后上报朝廷，说自己打了一个胜仗。
左宗棠西征，查得情弊，上折严劾，成禄“革职拿问”。
但成禄是醇王的私人，后台太硬，如此恶行，最后只拟了一个“斩监候”。
是个人就晓得，这一“候”，脑袋就算保住了。等到了皇帝大婚、太后整寿之类的“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儿，或“加恩”，或“大赦”，就可减刑，甚至释放。
一位甘肃籍的御史，叫吴可读的，悲愤之下，上折力争，内有警句：“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汇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几句话，激怒了穆宗，认为吴可读欺他年轻，才出此锥心刺耳之语。于是，不但不杀成禄，反倒真要斩吴可读的头了！
这就太荒唐了。
成禄的案由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只是量刑的尺度，因为这个杀言官，不成了桀纣了吗？
这真正叫“亡国气象”！两宫皇太后苦劝，但穆宗发了牛脾气，生母的话固然不听，一向敬爱的嫡母的话，也不听。
皇帝的要求太过分了，亲贵大员，一时之间，没有人肯主办这个案子，这个时候，醇王跳了出来：“我来替皇上出气！”
于是，醇王主持，三法司会审，竟真办了吴可读死罪！
到了“画行”的时候，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死活不肯下笔。
定死罪，需要三法司所有堂官，正、副都算上，“全堂阙诺”，缺一不可。就因为王家璧不肯昧了良心，阿附上意，吴可读终于逃得一命，改判了充军。
这位王家璧，在本书中也是出过场的，就是“铁路大会议”上，踌躇再三，才最后一个在支持兴办铁路的奏折上署名的那一位。
如果说，吴可读一案上，穆宗的表现，仅仅是“荒唐”，那么，重修圆明园一事上，穆宗的表现，就是“疯狂”了。
重修圆明园，亲政之前，穆宗便一直念兹在兹，一俟亲政，立即开始着手此事。
这里边儿，既有无可压抑的“游观之兴”，也有强烈的虚荣心在作祟：你们烧了我家的园子，我修个更好的出来，气死你们！
当然，重修圆明园，名义上是“感戴慈恩”，以之为两宫皇太后颐养天年之所。
百废待兴，资金紧绌，这个时候重修圆明园，以内务府的尿性，非把国家财政修破产了不可。阿房宫、艮岳殷鉴在前！恭王打头反对，穆宗居然对他六叔拍桌子，大声咆哮：“我把这个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
然后大发威风，撤掉恭王一切差使——这还不够，“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入不入八分辅国公”。
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惊愤交谏，穆宗脾气上来，居然亲自拟旨，要将五军机、五御前等十位重臣，一起革掉。
这就不仅是“倒行逆施”，简直是“丧心病狂”了。
穆宗不明白：清朝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脱胎于满洲贵族共和，满洲亲贵，是政权的“股东”。就算经过康、雍、乾三朝，“股东”的“表决权”，就比例而言，相对于皇帝这个“董事长”降低了，但依然还是“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