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 第837部分

　　　　不过，对其余人众来说，和轩亲王一起开会，如果与会人数不太多，这种会议形式，已是司空见惯了。

　　　　关卓凡说过，“这样大伙儿才好说话。”

　　　　当然，上下之别，依旧是明显的：

　　　　关卓凡坐在上首，居中；他的正对面，是唐景崧——这个位置，本来是下首的“主位”，即主人的位置。可是，现在不是轩亲王在待客，而是“军机处扩大会议”，是“越南采访使”对掌枢亲王做“述职报告”，枢府诸公和相关“部委”正堂，与会“旁听”、“共议”。

　　　　“越南采访使”——自然就是唐景崧了。

　　　　关卓凡一俟执掌中枢，立即开始筹备对法战争事宜，迄今，三年有余了。

　　　　对法作战，分海、陆两线，陆上一线，主战场一定是越南——关卓凡迄今为止做的种种准备，包括张六之乱后，力保刘长佑，将其平调云贵，都是为了这个陆上的主战场。

　　　　另外，中法的“和平”，也需要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破局”——中法两国，列强的心目中，中国自然是较弱的一方，既为弱者，同时也为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就不能给人主动挑起战争的印象，这个“局”，如何“破”，必须十分讲究。

　　　　这个道理，跟关卓凡同普鲁士一起，处心积虑，引诱、逼迫法国人首先对普宣战，是一样的——亚洲战场，也要想法子，引诱、逼迫法国人首先对华宣战。

　　　　对法“破局”之关键——关卓凡也放在了越南。

　　　　还有，战争之后，对越南，要有特别的处置，越南和中国的关系，要有所更易，不能一如现状。

　　　　古老的“宗藩”体制，要在我手上改一改了。

　　　　这一切，都要求关卓凡对越南的情形，有全面的、透彻的掌握。

　　　　这个，单靠史料是不够的，单靠穿越者的未卜先知，也是不够的，即便再加上情报人员的努力，也还是不够的。

　　　　再优秀的情报人员，获得的情报，也只是局限于一事、一人、一地，也是琐碎的，把这些情报拼成完整的拼图，从中找出重大进止的依据，还要花上很大的功夫。

　　　　还有，所谓“情报人员”，能够公开的身份，大多社会地位较低，并不容易直接接触对象国的上层，则其所获得的情报的价值，多半有限，其中的某些情报，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只不过是民间的以讹传讹——这种情形，其实是很普遍的。

　　　　关卓凡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不但能够长驻越南，而且能够和越南上层自如接触——这个“上层”，地方上，必须是总督、巡抚的层级；京城呢，必须是侍郎、尚书、机密大臣乃至大学士的层级，甚至，直到越南的国王——当然，越南自个儿，是称“皇帝”的。

　　　　总之，必须“上不封顶”。

　　　　还有，这个人的眼光和见识，不能等同于普通的情报人员，他必须对越南的来龙去脉、越南和中国的关系，都有全面、清晰、深入的了解。

　　　　就是说，前文所说的，关卓凡对自己的“对越南的情形，有全面的、透彻的掌握”的要求，放在此人身上，一样必须是成立的。

　　　　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未完待续。）

第八十四章　人生于世何所欲（）　
这样的一个人，放在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其实就是“公使”了，可是，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国与国关系，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目下的“宗藩”体制之下，中国没有在“藩服”派驻使者一说，如果真这么做了，必然会引起相关国家——法国、越南以及其他“藩服”的重大疑虑。

　　　　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有“官身”——而不仅仅是“官方背景”，不然，就算越南的总督、巡抚肯见你，越南的国王，也不可能见你啊。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还有，这个人，最好是读书人。

　　　　越南和中国一样，以儒教立国，掌国大臣，多是读书人出身；目下在位的国王，在儒学上，也有非常好的造诣，读书人更容易得到越南君臣的尊重，彼此交通，往来唱和，雍容揖让，也更加顺畅自如。

　　　　还有，如果不是读书人，也很难做到“对越南的来龙去脉、越南和中国的关系，都有全面、清晰、深入的了解”。

　　　　可是，此人又绝不能是读死书的。

　　　　这不消说了，此人在越南，是要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要察言观色，识人于微，必要的时候，折冲樽俎；同时，还要扮演一个大间谍的角色——读死书的人，如何做得来这样的一份差使？

　　　　就算上面的条件都满足了，也不一定就能够成行——人家不一定愿意去越南呀！

　　　　越南是什么地方？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那是“荒蛮极边”之地，气候溽热，瘴气弥漫，毒虫横行，我若去了，可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呀！

　　　　这就不是单靠官位和银子就能够解决的事情了。

　　　　事实上，应募之人，若真的只是为了官位和银子，“富贵险中求”，品性大多不会可靠到哪里去，实在也不是办理这种敏感复杂的重大特殊外交事务的合适人选。

　　　　就是说，关卓凡必须找到一个既有冒险精神、又有献身精神的人。

　　　　这个人，还真得往张骞和班超的路子上走，才算靠谱呢。

　　　　这个人，关卓凡名之为“越南采访使”。

　　　　这个头衔，看似低调，其实大有深意，内里有何乾坤，容后再表。

　　　　当然，这个头衔，是不公开的。

　　　　因为“越南采访使”的任务的高度敏感性，寻找其人选，也是在低调甚至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军机处内，由关卓凡和曹毓瑛两人专责，其余的大军机不予其事。

　　　　曹毓瑛左寻右觅，皆无合适人选，正在彷徨无计，关卓凡说，“有一位唐维卿，籍隶广西，年纪很轻，刚刚点了庶吉士，琢如，你去打听一下，看一看他合不合适……嗯，还有，愿不愿意做这个‘越南采访使’？”

　　　　曹毓瑛微微一愕，“籍隶广西”、“年纪很轻”、“庶吉士”——自然是合适的，可是，他能愿意吗？

　　　　进士是读书人中的读书人，庶吉士则是进士中的佼佼者，“越南采访使”的“读书人”的条件，满足的不能再满足了。

　　　　天朝的庶吉士，对于越南的读书人来说，基本上就是“士林宗镜”般的存在呀。

　　　　而且，最妙的是，庶吉士这个身份，还同时解决了“官身”这个难题——庶吉士是理所当然的“官身”，却又不是实职，常驻越南，就算有人心中嘀咕，也应该不至于产生太过丰富的联想。

　　　　可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唐景崧愿意充任这个“越南采访使”吗？

　　　　曹毓瑛没有贸然去接触唐景崧，先从侧面做了一番了解。

　　　　咦，似乎还真有戏呢！

　　　　这个唐维卿，刚刚点了庶吉士，就在翰林院发表了一番颇引起了一点儿波澜的言论。

　　　　有一次，几个庶吉士，包括唐景崧，酒酣之余，谈起了“散馆”之后的去处。

　　　　有人说，自然是留在翰林院，授检讨、授编修，这个，清华贵重啊。

　　　　有人说，留在翰林院，“清华”固然“清华”了，“贵重”可就不见得了，混得不好，是要借贷度日的，年下债主登门催索的滋味，可不好受！所以，还是到六部去，当然，要挑个好些的衙门——或者吏部，或者户部，反正，不能去工部。

　　　　轮到唐景崧了“自述其志”了，他说道：

　　　　“翰林院我是不爱呆的，清华也好，贵重也罢，不过皓首穷经而已！人生于世，当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光耀门楣！一辈子埋在故纸堆里，有什么意思？何况，眼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在都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再有大的征伐，譬如跨海赴美平叛，我愿意投身幕中，甚至，亲冒箭矢！”

　　　　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不就是有戏么？

　　　　还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关贝勒的口头禅，可是，翰林们大多都是卫道之士，极少会这么鹦鹉学舌的。

　　　　嗯，确实有戏！

　　　　曹毓瑛找到了唐景崧，委婉的讲了“越南采访使”的事情。

　　　　唐景崧瞪大了眼睛，“这不就是大清的班定远么？”

　　　　“嗯……不错！”

　　　　唐景崧激动了：“景崧若有幸步武先贤，为国为民，断不敢惜身！”

　　　　说到这儿，一揖到地，“恳请琢公成全！”

　　　　嘿，一拍即合啊。

　　　　曹毓瑛虽然想到了“有戏”，可没有想到顺利如斯，他不由困惑：关贝勒怎么会知道唐维卿其人？他看人，怎么就介么准涅？

　　　　真正是不可思议！

　　　　不过，常驻越南，除了庶吉士之外，唐景崧还需要更多的身份和籍口。

　　　　朝廷下了一道旨意，“着唐景崧往云贵总督刘长佑处以六品卿衔听用”，就是说，在名义上，唐景崧入了刘长佑的幕了。

　　　　庶吉士做疆臣的幕宾，是比较少见的，这倒不是说庶吉士还在“实习期”，尚未“毕业”，因此不能提前“就业”，而是因为，庶吉士是未来的翰林，身份清华高贵，没有哪个疆臣有资格“屈以笔札之役”——即便曾国藩、刘长佑这种老资格的疆臣，也不行。

　　　　可是，架不住人家你情我愿呀。

　　　　再者说了，唐维卿肯“屈身服笔札之役”，也是有好处的，没看见人家一出京就“六品卿衔”了么？要知道，即便庶吉士“散馆”——即“毕业”成为正式的翰林，授翰林院检讨，不过从七品；翰林院编修呢，亦不过正七品。

　　　　这个……人各有志啊。

　　　　彼时的掌院学士倭仁，虽然曾对唐景崧“皓首穷经”、“故纸堆”的高论大大不以为然，但在唐景崧就刘长佑幕的问题上，却特别通融：三年之后，回北京考试就成了，考过了，一样“散馆”，一样是翰林的身份。

　　　　对外，唐景崧和刘长佑是一个口径的：唐维卿“熟悉边事”，因此，刘子默“卑辞厚币”，终于说动了他，延入幕中。

　　　　哼，“熟悉边事”？唐维卿小年轻一个，怎么就“熟悉边事”了？

　　　　呃，等等——

　　　　唐维卿是广西灌阳人。

　　　　刘子默之“边事”，自然是指“中越之边”——中国和越南接壤的疆域，除了刘子默治下的云南，可就是广西了。

　　　　咦，说不定，唐维卿真的……“熟悉边事”？

　　　　还有……对了！刘子默的治下，可不止云、贵，他还有个“钦差督办云、黔、桂三省军务大臣”的头衔——广西的政务，归两广总督管；军务，可是归他刘子默管的！

　　　　嗯，如此说来，延请唐维卿入幕，也在情理之中啊。

　　　　除了关卓凡、曹毓瑛、刘长佑等寥寥数人，没有人晓得，唐景崧出京迄今，一天云南都没有去过，一天刘长佑的幕，都没有真正的“就”过。

　　　　唐景崧出京之后，先到天津，在天津乘坐轮船招商局的汽轮，南下广州；然后，在广州换乘法国的“丹枫白露”号海轮，继续南下，终于到达了越南的京城顺化。

　　　　唐景崧虽然未至云南履任，手头却有云贵总督衙门的公事——他到达广州的时候，昆明方面的来人，已经带着公事，在广州等着他了。

　　　　这份公事，用现在的一句流行歌词来说，就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所谓“清醒”，是说唐景崧的科名和庶吉士的身份，介绍的十分详尽；“醉”呢，是说唐景崧赴越“潇洒走一回”，到底有何公干，公事上始终含糊其辞。

　　　　这虽然是一份加盖了云贵总督关防的“公事”，不过，给人的感觉，却是身为宪幕的唐某人，其实是总宪大人的“私人”，来越南，是为总宪大人办理什么私人事务的。

　　　　那么，总宪大人到底有什么“私务”要办呢？

　　　　嗯，要好好的揣摩、揣摩。

　　　　如此一来，唐景崧在越期间，就是一种半遮半露、半公半私的身份，这个身份，不足以拨动绷得紧紧的“宗藩体制”的弦，亦不足以叫有关方面生出强烈的戒心，却足以叫越南君臣对他另眼相待——

　　　　不说庶吉士的耀眼光环了，就是为云贵总督办理“私务”这一条，就很有分量了——毕竟，越南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事务，向由云贵和两广代理，某种意义上，云贵总督和两广总督，几等同于越南的两位太上皇了。

　　　　所以，对待天朝上臣唐大人，可是轻忽不得的呀。

　　　　*（未完待续。）

第八十五章　芳菲满园空嗟吁（）　
“我到越南做什么，”唐景崧说道，“越南君臣，多有揣测。有人以为，我到越南，既是为刘默公办理‘私务’，那么，所谓‘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