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下去的一天！
鲁迅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即以林默所赠的恶谥命名，此外还特意将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后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击他是“汉奸”的来信并提，一例称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诛暗杀之下，非写“奴隶文章”不可的愤懑；另一方面，对于“同人”的“背后的闷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闷。
林默全盘否定“花边文学”，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与建设中的“‘大众语’文学”相悖。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了一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据他后来的解释，所说的“狗才”，是指“在替敌人缴械”的貌似“急进”的人物，林默是应当包括在内的。他告诉曹聚仁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他给曹聚仁的关于大众语的信，本是私人通信，不意被曹聚仁转发在《社会月报》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了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
文章说，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后者的例子，文中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关于大众语的意见，一篇是杨人的《赤区归来记》。绍伯硬把两篇文章拉到一起，说鲁迅替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人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调和》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绍伯即田汉，也一样是青年“战友”。把“调和”加在一个战士身上，等于取消了他的全部战斗。这一攻击性行为，很容易使鲁迅想起从北平回来后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了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是模仿苏联诗人别德内依骂托洛茨基的语调骂胡秋原的，除了“丢那妈”一类的辱骂以外，还加上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砍脑袋之类。文委书记冯雪峰看后觉得不妥，于是去找周扬，两人争吵了起来，不得已请鲁迅出面写文章，代表左联说话。鲁迅还是以个人的名义，用致周扬公开信的形式写了出来，仍然发表在《文学月报》上；结果引出因《文学月报》的被禁而创刊的《现代文化》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这文章公开为芸生和编者辩护，标题是《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署名为：首甲、方萌、郭化若、丘东平，假名夹杂真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错排者。文章指责鲁迅向“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贩卖手”“作调和”，“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主义的色彩”，“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是一样在“必须肃清”之列的。还说鲁迅的批评“空喊和平”，“等于基督教徒的反对战争一样”，与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论是同样性质的。文章还反驳鲁迅的不要把革命者涂成吓人的鬼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多余的顾虑“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至于说革命的敌人不是提笔可以判定生死的话，则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文中借用鲁迅的原话打击鲁迅，说他“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其中有一句话分外刺目，是：“我们党的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的”——“我们党！”什么党？鲁迅写信质问，那反应，用他的话来说是模模糊糊。现在又说他“调和”，这不能不使他联想到那样一个“党”的存在，那样一群有着“英雄”嘴脸而又躲躲闪闪的人。
像对付林默的文章一样，他没有立即作答，直到年底，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绍伯的文章：
……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一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对于这段严肃的文字，左联内部有一些人是不以为然的。夏衍看了以后，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后来编集子时，鲁迅在附记里完全拆穿了这种把戏，指出：之所以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是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在通信中，鲁迅多次把绍伯和林默的名字挂在一起。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在周扬把持左联之后，鲁迅正式进入“横站”着作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年龄疾病，白色恐怖，“奴隶总管”的鞭扑与“战友”的暗箭，使他不复有左联成立早期的意气的健旺，而以悲愤的时候居多。
第八章33。救亡与启蒙（7）
还有《译文》事件，鲁迅所受的伤害也与“同人”有关。
同人首先是茅盾。早先商定成立译文社，编辑出版《译文》周刊时期就有他，还有黎烈文，后来加进文学社的青年编辑黄源。刊物由生活书店承印，书店的条件是：先试办三期，编辑费稿费不拟开支，如果销数超出几千再订合同补算。前三期由鲁迅亲自一手编定，从第四期开始，鲁迅拟由黄源编辑。在《译文》的基础上，又拟编辑出版《译文丛书》，由黄源和生活书店接洽，因书店内部的人事变化，延宕未果。为此黄源转同由吴朗西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洽谈。
就在这时，茅盾和郑振铎一天晚间来到鲁迅寓所，说是生活书店请饭，然后三人同往新亚公司。同席还有邹韬奋、毕云程、胡愈之、傅东华，一共七人。晚饭时，书店经理毕云程突然提出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要鲁迅承认。《译文》不是个人的私产，黄源也不是自己的私人，要换人也是译文社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由书店方面提出，而且预先不打招呼？茅盾也是《译文》主持人之一，为什么不可以表态？鲁迅知道，这完全是布置好的局势，对黄源搞“缺席裁判”，什么请吃饭，分明是“吃讲茶”！鲁迅连饭也不吃一口，放下筷子就走。临走时，他告诉茅盾，请他约黎烈文次日下午到他家去一趟。
茅盾和黎烈文如约前来，坐下不久，鲁迅从衣袋里取出他已签了字的《译文》的合同，放在桌面上，说：“晚饭的事，沈先生大概和黎先生谈过了吧？”茅盾回答说谈过，鲁迅接着说：“我在这里不谈了。《译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经签了字的，昨天他们出来推翻了。”他随手指了指桌面上的合同，又说：“这样，合同不算数了。”他拿起合同，随即撕成纸条，说：“生活书店要继续出版《译文》，我提议，与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两人表示同意，他便对茅盾说：“请沈先生通知生活书店。完了。”
鲁迅要黄源签署合同的提议，打乱了生活书店的计划。由邹韬奋亲自安置在书店里执理事务的胡愈之当面斥责黄源，并且批评鲁迅，说他在新亚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最后提出要鲁迅收回成命，由黄源亲自转达这个决定。几天过后，黄源收到鲁迅的一封信，知道其间有过郑振铎的斡旋，然而无效，《译文》的事情结束了。
十天后，鲁迅写信给萧军，述及《译文》停刊一事：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得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第八章34。救亡与启蒙（8）
在他的百般努力之下，《译文》后来终于复活。他所译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原来交《世界文库》连载，为了对读者负责，他不想因对生活书店的不满而中止。但等《译文》复刊以后，他便将《死魂灵》第二部转交《译文》发表，并写信给郑振铎，声明原来连载的部分不再汇印，而且，在可能有的出书预告上也得除去他的名字。这等于宣告，他和他们已经完全决裂了。
在政治高压之下，在叭儿和同人的夹击中，鲁迅横站着艰难对付各路的明枪暗箭。他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包括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等在内的《奴隶丛书》；在写作方面，更多地从事文化批判，后来则愈来愈偏向于“文史”，绕到问题——尤其是权力与知识，政治与文化，以及知识阶级自身的问题——的背后，做“刨祖坟”的工作。继《花边文学》之后，《且介亭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都较为集中地编入了这类文字。
其中，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很富于进攻的性质。所谓“两三件事”，是指中国的火，王道和监狱。有关“火”的一节，把神话典故同现实中的烧书事件等联系起来，通过民间祭火神的习俗描写，表明权威和压迫不可能完全征服人心，同时权势者也决不会因为有过讴歌感谢的人们而施行王道的。关于王道，文章这样指出：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
为了刨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老根，鲁迅搜购了一批明清时期的笔记、野史、禁书和档案等，边读边写了《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狱史反照现实。
《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都写奴才文人，他们忠而获咎，以致惨死，根究起来都因为“隔膜”：不了解主奴有着严格的区分，为奴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文中对乾隆一类“英主”的统治心态有着很细致的披露：“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是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作为统治者的“文艺政策”或“文化统制”，一方面是砍头，禁书，甚至“销毁”，不使与世人见面。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有关系的历史著作，无不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不是鉴定，便是评奖，使文苑中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还有就是以统治者的思想形成一股势力，一种潮流，并且使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迎合这种潮流。
《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继而叙说文字狱，以及文字狱以外的统治者的虐政。自有史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被同类和异族屠戮，奴役，掠夺，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然而，中国的文人，却偏能从血泊里寻出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