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讲演的场次也安排得很紧凑，平均每周一次，火力相当集中而猛烈。
讲演的中心，仍旧是：社会现实，政治，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鲁迅对目前的语境有着透彻的了解，因此讲述是非常的自由畅快，既有矩度又不断突破，命意在改造这境遇，这样，落脚点也就不能不是每个社会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厄运的担当。
在劳动大学，他的讲题是《关于知识阶级》，所论有：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出路何在？他强调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对立的，因为权力者要统一思想，而知识者恰恰相反，不但有知识，尤其突出的是有“自由思想”，于是势不可免的是同生存空间发生冲突。在这里，他创造了两个相关的概念，叫“真知识阶级”和“假知识阶级”。“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这是一个分水岭。他指出，真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是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而且不顾利害地发表出来，随时准备着为社会而牺牲；相反，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但是，有一个历史现象是必须记住的，就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比较长。也就是说，假知识阶级总是占多数。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怕危险和孤立，勇于与“老社会” 奋斗的。关于知识阶级的话题，不能不引起他对政府的智囊人物，即旧称的御用文人，如现代派一流的憎恶。讲演是这样结束的：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都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第六章17。革命文学家的围攻（2）
几次讲演都谈到文学问题，在光华大学的一次，讲题为《文学与社会》，将一贯的文学思想表达得较为分明。鲁迅按思想斗争史的实际分野，把文学粗分为“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两类，他是明确反对造象牙之塔的。此外，他还批判了把社会的苦痛趣味化，以及高挂革命的招牌，使文学仅仅限于诅咒和发泄的现象。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呢？他强调社会力量的强大，指出文学家所面临的特别严酷的处境，说：文学家做革命的前驱极不容易，尤其在压迫之下，文学家更不能革命；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了指挥刀的驱使而已。他对所谓的“革命文学”一直保持警觉，到了“清党”以后的今天，革命的实质已经暴露无遗，倘文学还要搭“革命”的大架子，那是可憎厌的。他说在广州，党部出了一道题目，叫做《青年的烦闷》，文章到了后来都说是恋爱算什么？我们要革命！他接着说，这完全是假话，还不如老老实实说，我要恋爱，我宁愿放弃革命！他把文学的诚实的品质提到很高的位置，甚至认为，没有建设，宁可灭亡。他指出，文学的死亡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文学的生命就是真诚，好的思想写好的，腐败的思想写腐败的，不要虚伪，不要粉饰，不要如同一块很小的糖，而用很大的包皮纸包一般。他坦言，对于一些“革命文学”的文学价值，他是怀疑的。因为，文学失去真诚就将失去全部意义。
在暨南大学做的演说，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影响特别深远。
鲁迅一开始就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同一”是暂时的，冲突则是根本的，永远的。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艺家偏偏敏感；又不安分；而且总要开口，这就难免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被挤了出去。外国许多文艺家在本国站不住脚就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头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在中国，个人主义者为多，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的人道主义者就很少。在政治家眼里，人道主义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冲突常常在他们之间发生。鲁迅指出，文艺家的命运注定要碰钉子，要站不住脚。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也赞同过，但是到革命成功以后，政治家便把从前所反对的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了。他直率而幽默地说道：“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关于革命文学，鲁迅认为，革命是不能和文学连在一起的，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做文学的人总得闲空一点，正在革命中，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哪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已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其实是颂扬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每一次冲突，胜利都属于政治家，这是有史为证的。但是，人类的历史并没有因此便完。鲁迅讽刺说，“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他以十分坚定的语气说，“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系列讲演中，鲁迅所取的立场，明确地是反对党国的立场，民间的立场，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在方法论方面，则显得十分灵活，不断变换视角，既有社会学的，也有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既有阶级分析，也有文化综合，充满智慧和创见。其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内涵丰富，尤其具有独创的意义。
第六章18。革命文学家的围攻（3）
国民党的“清党”事件，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捩点。四一二以后，蒋介石以“国民革命”的天然领袖自居，继续北伐，联合桂、冯、阎三派新军阀，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迅速占领京津。1930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正式开始了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中国共产党在血泊中站起身来，发动过多次暴动，都先后以失败告终。革命进入了低潮。就在这时，上海文学界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高扬“革命文学”的旗帜，开始围攻鲁迅。
由创造社的元老成仿吾挂帅，纠集了刚刚从东京留学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诸人，筹办了一个新刊物《文化批判》。而蒋光慈、钱杏等则同时成立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在有关“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和领导权方面，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有过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在倡导同一性质的“革命文学”以及攻击鲁迅等“老作家”方面，步调是一致的。
《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了冯乃超的长文《艺术与社会生活》。文章列举了白话文运动以来五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惟一的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就是郭沫若；对于鲁迅，则说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该刊和二期接着是李初梨的长文《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照例标榜创造社和郭沫若，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并列，把他们的作品一概称之为“趣味文学”。成仿吾和郭沫若都发表了文章。郭沫若一反从前的“天才论”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号召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否则，“那就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他裁定徐志摩一类为“有意识的反革命派”，语丝派为“不革命的文学家”，批评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宣告自己已经“转换”了方向，“克服了小有产者的意识”，“向新思想新文艺新的实践方面出发去了。”钱杏对鲁迅的攻击最厉害，他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被《太阳月刊》编者鼓吹为“实足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的论文，文章断定说，“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说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创作是只有过去，没有将来的。又说，鲁迅完全是受了自由思想的侵害，若不把领袖思想、英雄思想从脑中赶掉，是没有出路的。最后宣告道：阿Q时代早已死去，我们不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当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
铺天盖地的攻击，火力比现代派的正人君子们凶猛得多，他们是共产青年，是他自己先前曾经打算联合的对象——这是为鲁迅所预想不到的。
他沉着应战，2月23日，写下头一篇答文：《醉眼中的朦胧》。文中指出，真正“朦胧”的是革命文学家。他们扯不断同官僚军阀的瓜葛，然而以他们的敏感和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不敢太露骨地恭维现在的主子；和官僚军阀的瓜葛已断，本可以走向大众，毫无顾忌地说话，又担心大家记得他们的指挥刀，总之得有点朦胧。鲁迅说，在中国，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而对于感觉到的为黑暗势力所支配的社会现状，却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但当杀人如草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这算得是什么“革命者”，什么“革命文学家”呢？
革命文学家立即组织反攻。除了《文化批判》，又有《战线》、《戈壁》，以及《文化战线》、《我们》、《流沙》、《洪荒》、《澎湃》等创刊，可以说，所有可利用的刊物都动员起来了。
潘梓年以弱水的笔名发表《谈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批判鲁迅在论战中“冥顽不灵”，“冷嘲热讽”，回避问题，结论是“‘老头子’的确不行”。《文化批判》同期刊出创造社骨干分子的三篇长文：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编者著文特别推荐了这三篇文章，其实，文章并没有接触到实质性的理论问题，只是对鲁迅一味施以人身攻击，比如称鲁迅为“Don鲁迅”，“文坛的老骑士”，“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最恶的煽动家”，“对于社会认识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实”，“无聊”，“无知”，“‘王婆骂街’的乱骂”，“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还有“‘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的病人”，“中国的救世主”，“死鼠一只”；称鲁迅的全部创作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等等。成仿吾以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称鲁迅为“梦游的人道主义者”，着重把鲁迅同人道主义连在一起进行批判。钱杏一样攻击鲁迅“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藏着“阴险刻毒的心”，“手腕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当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之后，他立即写了《死去了的鲁迅》，说鲁迅完全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的手术”；他宣告说：阿Q时代固然已经死亡，其实鲁迅自己也走到了尽头，跟着死去的阿Q而死去了。编者在编后总结道：钱杏的文章给鲁迅“最后以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们不知道，鲁迅是一个老奴隶出身的战士，对于被打击看得太寻常了，虽然他可以据以反击的杂志只有一个《语丝》。3月6日，他写信给章廷谦说：“有几种刊物（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近来亦大肆攻击了。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得多少刀箭。”
《语丝》16期发表了他的题作《文艺与革命》的通信，指出革命文学家的致命问题，惟在不敢正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黑暗。针对“超时代”的逃避哲学，他强调文艺与社会的相依相生的关系，还特别批判了上海文坛中的行帮意识，说“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指出这种专一吹嘘同伙文章的现象是十分恶劣的。文中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对革命文学家鼓吹的文艺即宣传的观点，也给予必要的辩驳和澄清。
17期《语丝》又是鲁迅的文章，短小锋利，而且都是写于同一天的，一共六篇：《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堪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