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向上的生机和颓废没落的腐朽杂合在一起。
袁世凯想恢复帝制当皇帝没能成功反而送了命以后，思想家又是教育家的蔡鹤卿蔡元培先生被请到这里，出任校长。
蔡元培先生，这位在思想理论界和文化教育界横贯中外、学识卓著的通才巨子，光绪年间的举人、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又为编修。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他痛心疾首，深感学西方先进科学、走西方强国之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发愤开始研究西学。戊戌变法中，积极宣传变法，对戊戌六君子敬佩之至。变法失败后，蔡先生深感清廷政治腐败，改革“无可希望”，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便断然离开翰林院，南下回到老家浙江绍兴，投身于教育，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支持新派，后又去上海，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清末举人、后来的同盟会会员邵仲辉邵力子及江苏省教育司长、省议会议员黄炎培，都是蔡先生的得意学生。1902年，蔡先生东渡去日本，但很快又回国，在上海与章炳麟章太炎先生、蒋智由先生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被推选为会长，编辑教科书，出版书报，后又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被推举为这两校的总理。在学生中，他大力宣传反封建专制，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宣传西学，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积极培养民主、科学、进步的有志有为青年。1903年冬，他与蒋维乔先生等，组织了“拒俄同志会”，出版发行了《俄事警闻》报，即后来的《警钟日报》，揭露沙皇俄国蚕食我东北的罪行。1904年冬，与龚宝铨先生等，组织了光复会，被推举为会长，并动员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加入了光复会。次年，蔡先生在上海又秘密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被指定为上海分部主盟员。1907年，徐锡麟、秋瑾在安庆和绍兴的武装起义失败、两位反清爱国义士惨遭杀害后，蔡先生悲愤而出国，留学德国，学习和研究哲学、心理学、美学和伦理学，很有建树。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西渡回国，受孙中山先生邀请，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职期间，极力主张学校实施西方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推行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校、废除“忠君、尊孔、读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教育。就在这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同时也因受到拥袁复辟派势力的排挤，愤然辞职，退出内阁，旅居德意志和法兰西，从事教育和美学研究。1915年，与吴永珊吴玉章先生等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及华法教育会，大力提倡勤工俭学活动。短命的袁氏“洪宪王朝”垮台之后，受聘来北京大学任校长。
蔡先生一担任北大校长后，就立志并致力于北大校风的整顿和教育的改革。首先针对北大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潜心于学习和学术研究，而两眼直盯于官场仕途的不良风气，明确提出扭转学生观念，他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制定出一系列措施，如严禁嫖赌等，来整顿校风。在学术上，蔡先生坚决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力主实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民主与科学。他以为“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他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钱玄同先生、刘半农先生等人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和文科教授，聘请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先生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又聘请潜心于经史学和古文字学的王静安王国维先生，聘请宣传无政府主义、埋头于国故研究、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刘中叔刘师培先生等，也为北大教授。一时，诸家学派云集，各类学术争鸣，北京大学成了政治、思想、学术研究的中心。有时候，各个思想、学术派系内部也经常唇枪舌剑，争执得不亦乐乎。
一天午后，在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教授的办公室，陈独秀学点和李大钊主任，这两位同手高擎民主与科学大旗、向封建营垒一起猛烈冲击的志同道合的教授，关于是否在大学也可实行男女同校一事，争执起来。
原来，陈学长来图书馆借书，顺便到主任办公室小坐，与李大钊谈起他最近准备再写一篇关于反对封建礼教的文章，正说着，那位负责补括新生的职员来找李大钊问购买西方原版精典著作方面的事情，与陈独秀相遇，双方打了个招呼。陈独秀问：
“那个宋维新同学再没有找你吧？”
“没有”
“那位维新同学精神可嘉，但不现实，也不可取。”
“他和他说的那位小姐，怕也不是一般的关系，要不怎么那么卖力地为那位小姐奔忙呢？”
陈独秀笑着点点头：“我想也是。”
李大钊过来插话问道：“什么小姐？两位这样兴致勃勃。”
陈独秀不屑一提而淡淡地说：“文科的一个学生无理取闹。”
李大钊看看陈独秀，看看那位职员，关切地问：“怎样无理取闹，仲甫先生有无受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现学校正遵蔡校长之命从严整整饬风校纪，怎容此学生还这样在此撒野？”
负责补招新生的职员说：“那位同学其实也没有怎么撒野，只是死缠硬缠地要我们同意补招他熟悉的一位小姐进咱们北大上学。”
“噢，又是男女同校的问题。”李大钊点点头，他手里拿着一本正翻开的外文书，站在那里，若有所思，须臾，像是想起了什么似地，把手中的外文书随手放在旁边的茶几上，快步走到自己的办公桌跟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摞子信来：“我这几天也收到了一些来自两湖、两广和四川、云南等地的女青年学生的来信，要求来我们北大学习。仲甫先生，您看看！”李大钊边说着，边把信给陈独秀递过去。
陈独秀没有接信，淡漠地说：“不看了吧！”
“仲甫先生，我觉得男女同校不是什么坏事情，符合我们反对封建专制的主张。蔡校长早在几年前就提倡过小学男女同校，现在，社会又向前进步了，我们是不是从我们北大开始，开个大学男女同校的先例？”
“不可！守常，此先例万万不可开！”
“为什么？”
“现在还不是时候。”
“守常不明。请仲甫先生明教！”
“女人的事情是比较繁杂的，弄不好就会惹出很多麻烦来。现在我们正在遵蔡校长之命，大力整顿校风，如果招收些女学生进来，不仅校风整顿不好，反而还会把学校搞得更乱，更不可收拾。”
李大钊望着陈独秀，微微一笑：“依照仲甫先生这话的意思，女人乃是万恶之源了？”
陈独秀正言作答：“话虽不能这样说，但女子乃多事之物，女子容易引起某些方面的麻烦，这一点，守常，难道不是这样吗？”
“什么？‘女子乃多事之物’，这句话，守常似乎有点耳熟，守常似乎觉得与孔丘语‘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句话有点相近。若不是在此亲耳闻之，守常至死也不会相信这种话会出于仲甫先生之口。”
陈独秀有些语塞，脸色微微有些发红。
李大钊继续说道：“先生刚才还说什么‘女子容易引起某些方面的麻烦’，先生所说这‘麻烦’之事，守常认为不能都归罪于女子。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一提及淫恶，便言之‘万恶淫为首’。便将女子认作是淫恶之本，弥天大罪之源。守常认为，这是对女人的极不公平之说，是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女性压迫、欺凌、禁锢的具体表现。先生是竭尽全力反对封建专制的，是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是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和骁勇之将，先生在精辟之作《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鞭答孔丘之道，淋漓尽致，张扬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无不令人心悦诚服。可是，依照先生刚才的说法，不是与先生自己著文所阐述的观点，和先生为之而奋起战斗的事业相悻吗？不是无形中与那些尊孔复古的封建余孽之流的陈词滥调、腐言朽语相随而同流合污了吗？”
原本坐在椅子上的陈独秀猛地一下愤然而起，两眼怒目直视着李大钊：
“守常先生，你这是在指责我？”
李大钊冷静地望着陈独秀，面对着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而且又一直令他崇仰敬服的思想家和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猛将，对他刚才的那一席关于“女人是麻烦之源”的说法，确实感到有些义愤不平，而与此同时，对这位陈学长又很是迷惑不解。李大钊双目迎视着陈独秀的怒冲冲的目光，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动，语调和口气都尽量平和地说：
“守常丝毫没有指责先生之意，只是对先生所写与所说、所言与所行不一以至相背感到有些惑然。”
陈独秀怒气狠狠地看了李大钊一眼，“哼”了一声，转过身满面温色拂袖而去。
“仲甫先生！”李大钊向前追了一步。
陈独秀毫不理会，扬头朝前走去。
李大钊望着傲气的陈独秀远去的背影，义愤之情不禁又从心底涌起，自言自语道：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女子都如此偏见，反封建专制何以能彻底？”
旁边，那位职员凑上前来：
“李主任所说极是，陈学长对女人一直都很有偏见。他说女子只可玩而不可信。八大胡同①有过许多关于陈学长的艳情传闻，李主任不知对此可曾耳闻一二？”
①八大胡同：北京当时妓院集中的地区。
李大钊没有理会那位职员，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望着陈独秀渐渐远去的渐渐模糊的身影，默默地望着，望着……
陈独秀学长在私生活上不大检点，关于这方面的风声，多少也吹进过李大钊的耳朵里，李大钊也略知一些。陈学长对女性怀有偏激之见，可能就与他在私生活上不检点有着很大关系。与他交往过的人都知道，这位陈学长在各个方面都喜欢追求个“新”字，喜欢弃旧图新，热衷于新鲜和新奇。在情侣和性爱上也是这样。他认为，在追求知识和研究学问上，不能因循守旧，抱着陈腐不放。在恋情和性关系上，也不可抱残守缺，把自己禁锢在旧观念里面。一次，在同一故交酒后闲聊中，他就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女人如同衣服，穿过以后，就算旧衣服了，哪怕是只穿过一次，也算旧的了，如果再一味地穿下去，就没有新鲜感了，就缺乏刺激性，必须要换一换才有新味。”他的原配夫人高氏在家乡以贤惠而闻名乡里，为他生了两个聪颖好学的英俊公子，但他并不满足，又与妻妹高君曼恋起情来，竟携高君曼一起赴日留学，同居一室。高夫人病故后，公开与高君曼双宿双飞，后正式续高君曼为妻。时间一长，他又产生陈旧之感，又想寻求新的刺激，夜里便经常跑京城的八大胡同，一时关于他的风情艳闻四起。一些保皇党分子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守旧派分子，经常以此对他进行攻击。风声传到他的续妻高君曼那里，高君曼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大打出手，撒泼打闹了个天昏地暗，尔后两人分居。
对陈学长，李大钊是又敬佩又惑然不解。
二
那时候，步邹容、陈天华之后，又一英才以“独枝一秀”在皖河河畔奋起，创办“藏书楼”，提倡科学，反对迷信，鼓吹反清，遭到通缉后，亡命日本，因组织“中国青年会”，被遣送回国，尔后在上海、安徽、芜湖等地创办《爱国新报》、《国民日报》，以激进思想和文才而名扬大江南北，被捕后视死如归，何等英雄气概，一时传为美谈，再度亡命日本后，革命恒心不减，与章行严章士钊先生创办《甲寅》杂志，宣传革命。
那时候，李大钊也正在日本留学。
李大钊，是广阔的冀东大平原的儿子，在帝国主义列强如狼似虎地扑向神州之时，诞生在河北省乐亭县滦河边一个村子的一个爱国而正直的读书人家里。由于受家风的熏陶，李大钊从小就关心时事，关心政局，对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对军阀混战，对帝国主义凭借封建势力在中国横行霸道，深恶痛绝。他幼小的心灵，已经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濒亡，为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而焦虑重重，忧心忡忡，自小就立下了要为国家为民族的进步与富强而奋发效力的雄心壮志。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也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使他欣喜若狂。但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