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任参战督办？”段祺瑞疑惑地望着徐树铮。
“对，专任参战督办！”徐树铮点点头，“前天下午我没来得及给大人详细说。专任参战督办，有很多好处：其一，可以以参战名义左右徐世昌徐大总统；其二，可以以加强参战军军力的名义，再向东洋人借款，扩充我们皖派的军事实力；其三，可以把冯国璋他们直隶那一伙子晾到一边，使他们在国事上无法插手，而大人以参战名义参与国事是名正言顺的。”
段祺瑞点点头，笑笑，用很赞赏的目光望着他的这位“小扇子军师”，说：
“嗯，很好！有道理！……”
正说着，只见唿啦啦一道灼亮耀眼的电光，在窗外，不，简直就是在窗口，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般地一闪，与此同时，激烈的暴雷也在窗口轰然炸开，如天崩地裂。
正在得意地说着话的段祺瑞段大总理，被猛然一惊骇得差一点从太师椅上栽跌下来……
神州大地在孕育着越来越凶猛的风雨雷电，在越来越显示着自己的刚烈……
二
一大早，张国焘拿着整整熬了一夜才弄出来的关于创建爱国会、创建新潮社和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的三份看来很是宏伟的计划，出了门。他想好了，先去找许德珩、易克嶷、邓仲澥、高尚德他们，让他们看看他设想的关于创建爱国会的计划，再去找傅斯年、罗家伦他们，让他们看看他设想的关于创建新潮社的计划，最后再去四川人王光祈那儿，让这位四川成都《群报》和《川报》的驻京记者看看他张国焘设想的关于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的计划。
创建爱国会，是许德珩他们最先发起的，创建新潮社，是博斯年他们最先发起的，创建少年中国学会，是王光祈他们最先发起的，可是，在他张国焘看来，他们这三个团体的最先发起者，都有点鼠目寸光，都站得不高，看得不远，都无宏伟大志。他认为，不干就不干，要干，就要像个干的样子，要轰轰烈烈、翻天覆地地大干它一场，这样瞻前顾后，畏畏缩缩的，能成就个什么气候？！所以，他考虑了一下以后，昨天晚上，熬了一个通夜，写了自己设想的这三个团体的创建计划，让他们那些老兄开开眼界。弄不好，他们敬佩折服至极，便一起都会推举他张国焘来统领创建这三个团体，到那时，他张国焘可真的就成为“三军总司令”了。
这位国焘同学，正就如李大钊主任所说的那样，思想激进；善于接受新的东西，干什么热情也都很高，就是有时候说话很狂，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还有，干什么都虎头蛇尾，没个长劲儿。
去年，他脑子里最先萌发出要创办《曙光》的想法，他找了北大几个同学，又找了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中国大学的王统照、燕京大学的瞿世英，又联络上了法政专科学校的孔文才，要办《曙光》，并预言这是第二个《新青年》，结果也没能办起来。不管什么事，他想得都特别好，计划也特别宏伟，但真的一着手实干起来，特别是如果碰到一点挫折，使事情进展不顺，他就灰心丧气了。他的好多事情都是开始时大嗓门诈诈唬唬的，很有一股子冲劲，但雷声大，雨点小，到后来都有始无终，不了了之了。当然，《曙光》后来还是办起来了，那是“五·四”运动之后，由王统照、瞿世英他们奋力创办起来，办了一年多时间，由于经济困窘和编辑乏人而停刊了，这都是后话了。
现在，这段时间里，张国焘全力以赴的，就是积极热情地协助创建爱国会、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
许德珩、易克嶷、邓仲澥、高尚德他们在创建爱国会的同时，还准备创建国民社，创办《国民》月刊；傅斯年、罗家伦创建新潮社，就是为创办《新潮》月刊；王光祈等人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同时，也在筹办《少年中国》月刊。这里面，基础最为坚实的，还就是爱国会，后来又定名为学生救国会。
学生救国会基本上就是在那次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请愿失败后，以定期参加《新青年》讨论的那些学生为基础，而成立起来的。
赵瑞芝、宋维新、漆小玉、还包括孔文才，都成了学生救国会的骨干成员。随后不久，他们又受李大钊主任和陈独秀学长的影响，还积极参加了筹建少年中国学会和创办《少年中国》月刊的活动。
另外，还有许多同学也还在积极准备筹建其他各种社团和杂志。
就连邹文锦都从发霉的故纸堆里钻了出来，在刘师培的鼓励和支持下，与另外几个也都是刘师培的得意弟子一起，在积极地筹建国故月刊社和创办《国故月刊》杂志。
一时间，北大校园里真是热闹非凡。在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位思想先驱、学界巨匠的积极鼓动和热情支持下，在校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自由结社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北大校园里各类社团风起云涌。满怀着一腔爱国热血的学子们，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从各个方面在孜孜不倦地追寻，路漫漫其修远，在上下而求索不止。
社团不同，倾向不一，宗旨也各自相异。
爱国会，也就是学生救国会，在那次新华门大总统府请愿失败的激发下筹建后，就派出了代表许德珩、易克嶷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广州等地，进行反对东西洋列强特别是反对东洋小日本的爱国宣传。
两位代表在天津受到了爱国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会见了爱国学生代表马骏、郭隆真女士、湛志笃、马千里、邓颖超女士、张传倚以及张泰来也就是张太雷等人；
爱国学生张传清为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为政府一味欺国媚外而痛心疾首，在欢迎会愤然用菜刀砍掉了小指，以表要为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到底的坚定的信念和决心；
两位代表在上海也受到了数千名爱国学生以至还有工商界代表的热烈欢迎，互通了两地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两位代表在上海还拜会了中山先生、仲恺先生以及《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两位先生、《时报》的戈公振先生、《申报》的史量才先生、江苏教育会的黄炎培先生、上海商会的虞哈卿先生等；
两位代表在广州还会见了非常国会的议员，在湖南岳州还会见了岳州镇守使冯玉祥将军……
两位代表回到了北京，向救国会的同学们通报了各地学生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情况后，就和救国会的邓康也就是邓仲澥以及高尚德、黄日葵等同学们一起着手筹建国民社和创办《国民》月刊。国民社和《国民》月刊，抱定左列四大宗旨：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研究学术；三，灌输国民常识；四，提倡国货。这四大宗旨归结起来，就是旨在强化国民精神，坚决反对东西洋列强尤其是东洋日本国对中国的欺辱和侵略。
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筹建的新潮社和《新潮》月刊，完全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筹创的，它的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它旨在以《新青年》为榜样，投入新文化运动。它仿效《新青年》，反对旧的封建专制文化，反对纲常孔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它还仿效《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王光祈等人筹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少年中国》月刊，则是旨在提倡中外各种文化政治思想同存并揉合在一起，而独辟蹊径地开拓出一条兼容并包、异议调和的改造中国的途径，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而邹文锦等刘师培弟子们筹建的国故月刊社和《国故月刊》，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竭力鼓吹和宣扬封建专制文化和腐朽的纲常礼教，甚至还赞扬东洋小日本如何如何以读经尊孔使自己强盛起来，中国应与日本国携起手来，共举孔学孔教孔道之万代鼎世之大业。
这些各种各样正在筹建中的学生社团，都在奋力地开拓着自己的阵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校园里的墙壁，成了各个学生社团宣传自己主张、批驳别人观点的激烈论争的“擂台”。他们纷纷把自己的看法写成揭帖①，贴在了墙壁上。没多长时间，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花花绿绿的揭帖，布满了道路两边的墙壁，以至连饭厅、礼堂的墙壁上贴得都是。
①揭帖：旧时张贴的启事之称。
一场新与旧、前进与倒退、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存亡的、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在北大校园里轰轰烈烈地兴起。
北大图书馆红楼主任办公室里，灯光又开始彻夜彻夜不灭了。作为《新青年》临时编辑部的文科学长办公室里，灯光也是经常亮到东方发白。
两位学界巨匠，成了这场轰轰烈烈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尤其是陈独秀学长以《新青年》编辑部为大本营，成了这场运动的主帅。
许多筹建中的学生社团的骨干成员，都络绎不绝地经常到图书馆红楼主任办公室和《新青年》编辑部，向李大钊主任和陈独秀学长请教各方面的问题。
许德珩、邓仲澥、高尚德、张国焘他们，在邀请《京报》主笔邵飘萍先生和大画家徐悲鸿先生为国民社和《国民》月刊的总顾问的同时，还恳请陈独秀和李大钊担任他们的导师。
王光祈也邀请陈独秀和李大钊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少年中国》月刊的筹建工作，并还特邀李大钊主任为少年中国学会七人筹建组成员和担任《少年中国》的主笔兼编辑部主任。
傅斯年、罗家伦也恳请陈独秀学长担任他们新潮社和《新潮》月刊的顾问和导师。
赵瑞芝、孔文才、宋维新、漆小玉他们，也都积极热情地参加着筹建国民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工作。他们一上完课，就到处跑着联络各方面的人，去贴揭帖，整理各种资料，去李大钊上任处和陈独秀学长处请教有关的问题，去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几位教授那里请教有关问题，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尤其是赵瑞芝，总是那么英姿勃勃，精神抖擞，浑身充满着朝气，洋溢着一种奋进的精神，跑前跑后着，一点都不知道疲倦。
在同学们尤其是在赵瑞芝的那股子劲头的感染和激发下，林丽萍也慢慢开始从伤痛的沉郁中挣脱出来，有时也跟上赵瑞芝她们去干上点什么。还有那陶美玲，也是不像以前那样一天到晚只知道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参加什么舞会、什么交际活动去了，时不时地也跟上赵瑞芝她们去贴一贴揭帖，或者去参加一些讨论会什么的。
校园里的同学们，都在为自己社团和刊物的筹建，而积极热情地活动着。
各个筹建中的社团之间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地进行着，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当然，有时候，在某些问题上，有的社团之间也有一致的地方。例如，少年中国派和国民派和新潮派，在坚决反对封建专制文化、鼓吹文学革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等方面，以至还在反对东西洋列强特别是东洋日本国欺辱我中华这方面，都还是很一致的。在陈独秀学长和李大钊主任的引导和支持下，这三派还经常联合起来，把斗争的锋芒一起直指向东洋日本人，指向对东洋日本人摇尾乞怜的北洋政府，指向校内死硬鼓吹旧的封建专制文化的国故派。
三
最近，日本有一个名叫“新华儿”的人，显然是位中国留学生，经常写一些文章寄回到国内来，寄给《新青年》的为最多，其他，如北京的《京报》、《益世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报纸上，也经常可看到这位“新华儿”的文章。
“新华儿”，其名字的含义很清楚：新中华或者新华夏的儿子。
“新华儿”的文章以杂文见多。看得出来，他深受陈独秀学长、李大钊主任以及鲁迅先生的影响，所写的文章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是针对吃人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旧礼教、旧思想。从文章中看出，他尤其是对孔教孔道深恶痛绝，他把“孔家店”称之为“孔墓”，而且有意识地把“孔墓”两个字总是倒过来写，写成“囗囗”。起初人们还以为是他的笔误或者印刷上的问题，后来才明白是有意的，是感情上的激烈的表露。
这位“新华儿”的文章论辩说理尖锐、泼辣，观点极为鲜明，战斗性极强，特别是语言很精粹而又幽默。很多同学都喜欢看他的文章，尤其赵瑞芝很喜欢看这位“新华儿”的文章。
这天下午，稍微空闲一些，赵瑞芝正在寝室里看刚出版的最新一期《新青年》上刊载的这位“新华儿”的一篇新作。
文章的题目是：《大声为鲁迅先生的（我之节烈观）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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