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极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 M。D。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 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 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友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老孙」（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今日在海峡两岸、法国、美国跑来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肤的「宫崎寅藏」呢！抗战前的斯诺、史沬特莱、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还不是另一种「宫崎寅藏」？
孙、黄二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三十岁的青年领袖，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革命精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社团，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留学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分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都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的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