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员均大惊大哗。孰知致远半途竟被敌方鱼雷击中要害，锅炉爆裂，壮举成空——而该鱼雷原定目标本是定远旗舰，中途误中致远，救了吉野。也是天意。
当致远沉没时，管带邓世昌与合船战士二百五十人同时坠海（后只七人生还）。其时僚鹏有以救生木给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当年海军将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舰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该犬亦随主人同时坠海。此二犬希图搭救世昌，乃衔其臂不令沉没。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衔其发以图拯救，世昌终于抱犬同沉。
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义犬救主记」，真令人感叹。将来如有朝一日，我黄海血战殉国将士含寃得雪，立碑平反，则此两头义犬，也应该勒石纪念啊！
窃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数十年友情往往为私心所蔽，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竞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诸此犬，真是人不如狗，思之慨然。
世昌死前之激愤，或言与省籍情结亦不无关系。世昌粤人，而当时海军将士多为闽人。临危相救，世昌或嫌闽人对粤人略有轩轾云。（以上故事多采自 Rawlinson著前书；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类第六册，《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前引戚其章书与其它若干中西史料。）
济远和广甲的疑案
致远既沉，我舰队左翼顿折。敌舰乃以优势火力与优势速率，轮番围攻我经远。经远不支，终于下午四点四十分为日舰击沉，管带林永升阵亡。合船死难者凡二百七十二人。生还者只十六人。（见同上）
我致远、经远相继沉没之后，所余之济远、广甲二船，如不及时逃出战场，必被击沉无疑。广甲原为我福州自制之木壳铁质千吨小船，本不堪一战。只是广甲撤退时，因管带吴敬荣判断错误而触礁不起。全体船员（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后，翌日始被巡弋日舰所毁。
至于济远疑案，则至今不能解。济远在黄海之战时，战争未终，即全舰而返。济远归来如系「临阵脱逃」，则其管带方伯谦其后之被「正法」（砍头），实罪有应得。然该舰如系「力竭撤退」。则在那军中通讯被割，请命无由的情况之下，全舰而归，理应嘉奖呢！
总之，方管带之死，军中哀之，洋员亦不服。敌军主帅亦感惊异，盖伯谦在丰岛之役，以一船敌三舰，表现至为优异也。大东沟之战，济远发炮过多，炮盘为之镕化，而方氏终遭「军前正法」者，显似李老总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fair trial）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开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刘步蟾战绩辉煌
前节已言之，黄海一役，实际指挥作战之主帅刘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舰。经四小时血战之后，我方有六舰或沉或毁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舰平远、广丙未参战），然此六舰之损失实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帅指挥错误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扬威、广甲各蚊船，置之两翼，置之排尾，其结果不会两样，则纵阵、横阵云乎哉？
四个半小时之后，步蟾只剩四船——定远、镇远、来远、靖远也。其时来远全船着火，梁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犹与敌舰炮战未已。
定远、镇远二舰连续血战四小时有半。二舰共中重炮弹三百七十余发，遍体如麻。据日人统计，定远一舰独中轻重炮弹即不下两千发。盖血战自始至终，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舰为攻击重心。二舰被摧，则我势必全军尽墨，毋待三月后之刘公岛也。
定、镇二舰各长三百呎，于四小时内，各中敌炮千弹以上。如此则船内官兵承受如何，不难想象也。泰乐尔即两耳鼓被震破，终身重听。丁汝昌、刘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两舰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十二吋弹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八十余人，器械尽毁。伊东佑亨被迫另换旗舰。此十二吋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四百八十二弹。有五十八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叡号被我围攻，独中二十二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清，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百分之十。
敌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击。然我主力舰则沉重如大海龟，任你捶打，也不会下沉。鲨鱼亦奈何不得。
双方厮杀，难解难分。至下午五时半，我十二吋巨弹只剩下三枚，而伊东深恐天黑，我鱼雷艇逞凶，乃收队而逃。刘步瞻鼓浪追之数浬，速度不及，愈追愈远。乃收队而归。——结束了这场黄海血战。
读者贤达，您读毕上列诸节的真实故事，该知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我辈臧否先烈先贤，可不忧哉？愿与贤明读者共勉之。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傅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四期
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和两次大「变法」——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和由邓小平领导的「小平变法」。粗浅的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连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更不见，小平变法时，邓公小平既做光绪、又做慈禧；当了儿子、再当妈妈。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又逼走胡赵。力主「开放」、又要「坚持」；坚持坚不了、开放又放不出……，结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烦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麽哥！
读者贤达：您以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邓老分忧，还在一旁讲风凉话哉？非也。在目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老邓在搞些啥子。邓老本人固亦不尽知也。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放下小平不谈；谈谈一百年前的康梁。
首先看看「社会转型」说
笔者落笔至此，适逢电视报导，当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级强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一枪未响、无声无臭的情况之下，寿终正寝。这真是人类文明八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纽约时报》以跨栏的头条新闻报导刊载之。但这头条新闻，在读者眼光中却远没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参议员的外甥史密斯少爷的强奸案之紧张刺激，读者如云。
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祖国也。苏帝死得如此窝囊，连累得马克思也显得脸上无光。相形之下，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史密斯老先生却童颜鹤发、老而不死，神气活现起来。真的，那一度曾与成吉思汗同其威风的老马，现在居然虎落平阳，连甘乃廸的一个好色的小孙子也不如哉？在我们授世界史的教员看起来，此话言之过早也。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不必说了。
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
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 ，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佐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波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