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TXT第60部分小说阅读和下载-策策文学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独裁权力啊！
　　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同时也是阶段分明的。
　　大的阶段暂时不谈了，就看最近十年这段「小平变法」吧，它自七九年开始，一下便向前猛冲了八年。迨至胡耀邦被黜，开始煞车。及八九年「六四」，忽来个立正向后转，血流如注。这两年来，它既要继续开放、和平演变；又要反对和平演变。我们也看不出它怎样反对「和平演变」。跟毛泽东的「大跃进」相比，则毛是兔子，邓是乌龟了。但是历史也证明乌龟比兔子爬得快。中国发展的「大方向」还是向转型前进的。（参见拙作〈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它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三五〇年变起，至前二二一年始皇统一凡一百三十年，始搞出「秦法政」来（毛泽东语）。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一百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国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两千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所以毛泽东告诉郭沫若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三百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十四世纪初年（一三〇〇）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三百余年，直至十七世纪（一六〇〇）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四百余年。可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苏联帝国之崩溃，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币同型」（mon 　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以日本转得最快。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型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　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　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十三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　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甚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慢慢地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海峡两岸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共两政权管辖下的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我们虽然还遗留有若干固有文化的残余，如中央政府的极权制，和农村中的盲婚制等等，但是那些只是有待清除的渣滓啊。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型态或中古型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型态或现代型态。就以中医来说吧！我国传统医学是世界之宝，岂但「国宝」哉？但是「中医」（尤其是妇产科、小儿科）如不经过「现代化」的清理程序（所谓中西医结合），则是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文化云乎哉？（日本维新之后，严禁中医几至百年之久。国民政府早期亦曾封杀中医。）再说海峡两岸今日最时兴的「气功」吧！如不经过一番现代化的处理，则天大迷信一条也；刀枪不入的「义和拳匪」也。把它说成中国固有文化，岂不丢人哉？
　　以此类推，则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型态的社会。无一不需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三百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三百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现代化的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两千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借用大陆上「文革后」的最新名词，盖亦可叫做「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间，中兴名臣所推动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做「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当然更不是邓小平和陈云。它的两位老祖宗却是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继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句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也就是「四个现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逸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一八四二）之后，我们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谁知至「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　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以古方今，这也是我的小老乡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认为「四个（科技）现代化」之不足恃；他宁愿坐牢，也要坚持搞「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道理。——　魏京生要改变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远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开放政策」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顶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黩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

《晚清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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