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二年（1645），史可法在扬州殉国，清兵渡江，相继攻下南京、苏州及杭州；马士英、阮大铖临阵脱逃，钱谦益投降，弘光帝则做了俘虏。刘宗周在绍兴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决意自尽明志。黄宗羲得知宗周绝食，立即徒步200余里，赶去见老师最后一面。当时宗周水米不进已有20来天，看到宗羲时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微微点头；宗羲强忍眼泪，与老师诀别。
这一时期，江南烽烟遍地，各处士民纷纷揭竿而起，组成抗清义军。闰六月，举人张煌言（字玄箸，号苍水，浙江鄞县人，1620一1664）在台州（今浙江临海）拥立鲁王朱以海（朱元璋第十子朱檀之后，1609—1662）为监国，前支科给事中熊汝霖和前九江道企事孙嘉绩（字硕肤）也在余姚举起义旗；宗羲马上积极响应，与宗炎、宗会“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驻军江上，被人们称为“世忠营”……在这几支势力的拥戴下，监国移驻绍兴。不久，马士英、阮大铖等率其残部，也来依附监国。
第二年二月，监国授予黄宗羲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宗羲推辞再三，请求仿照“李泌客从”＇注＇的前例，以平民身分为国家效力；然而监国不同意，还给宗羲加上一个监察御史的职衔。面对采取包围战略的清军，宗羲曾多次建议应主动出击，他写信给将领王之仁，希望之仁“沉舟决战，由赭山（在浙江萧山县，为江海门户）直趋浙西”，才有可能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或者以小股兵力进逼崇明县（今属上海市），亦足以打乱敌人部署，减轻绍兴一线所承受的压力。王之仁深以为然，于是上流鲁王说：“……臣为今日计，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隶沉船一战”（《明季南略·王之仁请战》），可惜鲁王拒而不纳。
前景是极为黯淡的——稍早于鲁王以海监国绍兴，皇室的另一成员唐王聿键（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朱松之后，是以海的叔辈，1602—1646）在福州被总兵郑芝龙（字飞皇，福建南安人，郑成功之父，1604—1661）等人拥立为帝，年号隆武。大敌当前，危若累卵，即使齐心协力，至多也不过苟延残喘于一时，而朱家这些不肖子孙竟囗囗于争“正统”，加之马阮等小人挑拨其间，以至闽浙叔侄之间势同水火，甚至不惜同室操戈、兵戎相见；文武臣属之中，虽不乏宗羲、之仁等忠勇之士，更多的人却贪生怕死、心存观望，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将如方国安辈，他们“未建寸功辄封侯伯……平日骄横，卑视朝廷，一闻敌至，莫不逃降”（同上），在这种局面之下，无论宗羲等一班孽子孤臣如何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其必然的结果都将注定是枉费心力。应当说，宗羲对这一点早就看得相当清楚，40年后，他在为孙嘉绩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血路心城，岂论修短？……从未亡社，虽加一日，亦关国脉”，就算国脉只能延长一天，他也认为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宗羲和他的同志们不愧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殉道者，对他们所作的一切，如果用“成败利钝”之类的字眼加以简单评估，则未免过于冷漠。
在宗羲极力鼓动下，熊汝霖率所部渡江，攻占海盐，终因军力单弱，不得不仍撤回余姚。到得五月，孙嘉绩将其麾下的火攻营拨交宗羲指挥，宗羲又与兵部主事兼余姚令王正中（王之仁之侄，字仲伪，宗羲友人）合军，共3000人，渡过杭州湾，在坛头山会同浙西各军，准备由海宁再攻海盐，而此时清军统帅博洛已开始动作。二十五日，清军分水陆两路进兵；二十七日，拥兵20余万的浙江总兵方国安挟持鲁王南逃，除王之仁所部外，其余各军皆不战而溃。六月初一，博洛渡过钱塘江，王之仁退兵漂泊海上，浙东全线瓦解。宗羲收拾残部，率500余人遁入四明山结寨自守，然后独自下山探寻鲁王行踪，临行，宗羲告诫部将“联络山民”，与附近群众搞好关系。不料下属违背节制，就近取粮，激怒百姓，当宗羲回山时，寨子已被山民焚毁，部众也或死或散，而清军又正在到处搜捕他，于是宗羲只得奉母逃难，避居位于四明山北麓的化安山雨舍（黄尊素墓园所在），第二年才返回故居。
顺治六年（1649），鲁王由闽返浙，驻跸健跳所（今浙江三门以东），宗羲得知这一消息，又渡海追随，升为左金都御史，不久又晋左副都御史。其时，大权尽归定西侯张名振（宇候服，南京人，1601—1656），而名振自恃功高，开始变得专横跋扈起来，其余诸将也骄蛮无比，“文臣稍异同其间，立致祸”（《年谱》）；宗羲手中无兵，难以有所作为，只好每日与鲁王的礼部尚书吴钟峦（字峦囗，号囗舟）谈论学问，再有闲暇，便注释《授时》、《泰西》、《回回》三历。不久，由于清廷伤令各地将前明遗臣中不降顺者的家属登录上报，宗羲担心累及老母，忧心如焚地叹道：“主上以忠臣之后信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乱矣！不能为姜伯约（按即姜维，三国时蜀将）矣！”（《神道碑》）于是陈情监国，请求归家，获得准许。吴钟峦亲驾三板船送出20里，波涛声中，两人呜咽而别。宗羲改名易姓，从小路潜回故居，时为本年八月。
九月末，张名振火并听从隆武帝号令的将领黄斌卿（字明辅，福建甫田人，隆武政权封其为成虏侯），攻占沿海最大岛屿舟山；十月，监国移驾舟山，再召黄宗羲还朝，并派他和兵部左侍郎冯京第（字跻仲，号簟溪，浙江慈溪人）为澄波将军阮美的副手，以万历年间李太后颁赐给普陀山的藏经为礼品，出使日本求援＇注＇。抵达长崎后，知道日本不肯出兵，宗羲等人失望而归。大约自此以后，宗羲就不再在鲁王政权中任职了。
当时，清廷在浙江的地方长吏严厉镇压与鲁王集团有联系的人，黄宗羲、冯京第等的姓名被公布于通衢，他们都在缉拿之列。但宗羲并未因此而脱离抗清复明事业，他与抗清义士的联系仍十分密切，“江湖侠客，多来投止”，与在四明山中坚持抗清的冯京第、王诩之间也常有信使往来。顺治七年（1650）三月，宗羲至常熟拜访故人钱谦益，以在钱氏绛云楼读书为掩护，与谦益密谋策动清“婺中镇将”马进宝起义，以为鲁王声援。九月，清军大举围剿四明山各寨，冯京第兵败遇害，宗羲弟宗炎也被逮捕，关在死牢中，于是宗羲冒险潜入宁波，与好友万泰等人计议，利用种种关系，在处决前夕才将宗炎救出。顺治八年（1651）夏秋之交，清闽浙总督陈锦计划分三路进攻舟山，宗羲侦知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入海告警。顺治十一年（1654），张名振造使与宗羲联系，来人在天台（今浙江天台县）被逮，宗羲又遭指名拘捕。顺治十三年（1656），慈湖（在浙江慈溪县东）义军首领沈尔绪被人出卖，牵连到黄氏兄弟，官府认定宗羲为首谋，被指名严拿，这次宗羲的处境十分危险，好不容易才“脱死毫厘间”；宗炎则又被捕，宗羲顿足长叹，说：“这回大概死定了！”幸赖亲友尽力营救，宗炎始得出狱……这以后，宗羲处于官府严密监视之下，轻易不敢有所活动。
前明各股抗清势力的复明斗争也时起时伏：顺治八年（1651）九月，清兵攻陷舟山，张名振护监国由海道往依郑成功（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1624—1662。1645年，隆武帝赐姓朱，并为改名；1658年被桂兰朱由榔封为延平郡王；1661年收复台湾），于第二年正月抵厦门。然而郑成功以永历帝（朱由榔，神宗孙，思宋堂弟1623—1662。1646年，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在广东肇庆拥由榔监国，不久由榔即称帝）为正统，故鲁王处于寄人篱下的境地；顺治十年（1653）三月，鲁王以海自行取消监国称号，不过张名振、张煌言仍听命于他。顺治十三年（1656）年底，张名振在舟山去世（据说为郑成功手下投毒致死），遗言以所部归张煌言节制。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张煌言、郑成功大举入长江，七月底煌言兵临南京观音门外江上，待郑成功赶到，煌言又由芜湖取池州（今安徽贵池）、徽州（治安徽歙县）、宁国等地，一时江淮震动。可惜顿兵坚城之下而又懈怠轻敌的郑成功却被清军击溃，南明此次行动仍以失败告终；郑撤回厦门，煌言孤立无援，几至全军覆没，他本人迂回潜行2000余里，方抵浙东沿海。局处西南一隅的永历帝也无法立住足，于同年亡命缅甸。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杀死，郑成功、鲁王以海亦在台湾先后去世，以恢复明室为目的的大规模武装斗争自此之后基本止息。
这几年中，黄宗羲及家人或伏处海隅，或避居山野，可以说“无年不避，避不一地”（《南雷文定·避地赋》），四处颠沛流离，过着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宗羲本人“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评者二三，绝气沙囗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怪说》）他的亲人在东徙西迁、动荡不宁的亡命生涯中也连遭不幸。顺治十二年（1655）除夕，最钟爱的幼子阿寿夭折，数月过后，二儿媳孙氏和小孙子阿运也相继病死，宗羲万分悲痛，长歌当哭，他写道：“（去曷）来四月选三丧，咄咄书空怪欲狂。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南雷诗历·子妇客死一孙又以疾殇》）《南雷诗历》中以“哭寿儿”、“梦寿儿”为题的诗也有八首之多；顺治十六年（1659）避居化安山时的《山居杂咏》，读来更是“横身苦楚、淋漓满纸”
尽管“濒于十死”，尽管“其得不死者，皆有天幸”，然而宗羲并“不为之慑”（《神道碑》）。人生历程中的这许多磨难和打击并没有使宗羲屈服，更不能把他压倒！即使在逃亡之中，他也能处之泰然，过着“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山居杂咏》之六）的生活；而且，这些挫折和危难还淬砺了宗羲的意志，丰富了他的阅历，并促使他对政治、社会、历史、人生进行理性反省和理论探讨，终于为我们铸成一位继往开来的思想巨人。
四、著述讲学 名满天下
顺治十八年（1661）冬，黄宗羲与家人返回故居。
各地的抗清斗争相继宣告失败，清王朝的统治日渐巩固，宗羲冷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山居杂咏》之一）即使在戎马舟船或亡命山海的日子里，宗羲也从未停止过力学著述，比如《监国鲁元年大统历》、《授时历故》、《勾股图说》、《测圆要义》、《易学象数论》、《留书》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期，其中，顺治八年（1651）秋撰写的《留书》是宗羲阐述自己政治思想的第一部重要论著；如今，刀光剑影、不退宁居的日子似将结束，宗羲便将下半生心血倾注在学术事业上。在此后的30多年中，宗羲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开创了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代浙东学派，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写作了大量涉及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等领域的学术专著，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致说来，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
康熙二年，黄宗羲应友人吕留良之请＇注＇，渡江北上至语溪（又一名语儿溪，在浙江桐乡县东南一里许），吕氏家中之梅花阁设馆，为吕氏子弟授课，到康熙五年（1666）冬方辞去馆事。这几年中，黄宗羲仆仆往来于崇德、余姚间，讲习余暇，则与吕留良及吴之振、吴自牧叔侄诗文酬唱，还与二吴共同编选《宋诗钞》。康熙三年（1664）四月，宗羲与吕、吴等联袂至常熟访钱谦益，此时钱氏已病危，自知不久于人世，一见宗羲，便以丧事相托，并说：“唯见知吾意。殁后文字，不托他人。”（《思旧录》）——谦益死后，其子孙贻别求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人，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合称“江左三大家”）作墓铭文字，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
康熙六年（1667）春，黄宗羲重游绍兴，自念台先生刘宗周崇祯中立证人书院、大会讲学，倏忽已历30多年。为了纪念自尽殉国的先师，光大师门学说，宗我与同出念台先生门下的姜希辙（号定庵）、张应鏊（号奠夫）等商议筹画，于九月重开证人书院讲席。这次讲会上，宗羲系统地归纳揭示了宗周学术的四个纲领性命题，发前人所未发，即：“静存之外无动察”，“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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