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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韩愈第三次来到岭南。虽然他的运气不佳，仕途坎坷，多次因言得罪，但并没有因此消沉。他平生为维护儒家本位文化而摇旗呐喊，并为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而身体力行。在潮州，他同情百姓疾苦，力图做一个百姓喜爱的好官，这种爱民精神鲜明体现在《逐鳄鱼文》中。在任袁州刺史时，韩愈帮助沦为奴隶的百姓赎身，使其骨肉得以团聚。这些所作所为，是儒家“人本”精神在他身上的反映。
此时，韩愈已过“知命”之年。不仅他的哲学思想已经成熟，他在文学创新上也树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早在青年时代，韩愈就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创作出许多高水平的散文。如《原道》、《原毁》、《送孟东野序》、《进学解》、《师说》等，都堪称散文的典范。他反对六朝以来文学上的形式主义，提倡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主张文艺形式要服从思想内容，文章要反映事理，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的唯美主义倾向，不讲排比，不工对偶，推动着新古文运动的前进。在这一时期，他更为新古文运动思潮的掀起推波助澜。在他周围，散文家有张籍、李翱、皇甫提、孙樵等，诗人有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贺等，形成了韩门学派，对当时文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大胆抛弃骄文艳语，不因袭陈词滥调，而贵独创，实践着韩愈的文学主张，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韩愈则是他们的领袖。他继承了孟（轲）文的雄辩，荀（况）文的谨严，韩（非）文的犀利，迁（司马迁）文的生动，扬（雄）文的简练，在继承前代优秀文学遗产的基础上，韩愈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即不蹈袭前人的陈旧语言格式。韩愈与文坛上另一位巨匠柳宗元始终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他们在文学上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彼此都非常推崇，互相关怀、鼓励和支持。柳宗元因事遭贬，韩愈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柳宗元也曾赞扬过韩愈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并在去世前将子女托付给韩愈关照。柳宗元死后，韩愈以深情的笔触，对他的文章和道德予以很高的评价。韩、柳二人的文学联盟，增强了新古文运动的阵容，使古文运动逐渐成为文坛的主流。韩柳并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
穆宗即位，召韩愈为国子祭酒。这是韩愈一生中第三次任学官。祭酒是国子监的负责人之一，韩愈作为一代名师来作祭酒，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人们奔走相告，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国子监的学官大多是豪族子弟，这是门阀制度残余在唐代教育中的反映。韩愈任职期间，有一位国子监直讲精通礼学，但不修边幅，那些出身高贵的学官们就看不起他，连吃饭都不与他在一处。韩愈认为这不利于团结，就让人把那位直讲找来与自己一起就餐，从此那些学宫再也不敢轻视直讲了。韩愈还注意奖拔人材。在《杂说》一文中，他写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批评那些不识才的人：“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却反而“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有无慧眼去识别和选拔。他推荐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儒生当学官，让他们与诸生一道研讨儒家学说，教育诸生，从此国子监学风大变，诸生向学蔚然成风。如张籍原为校书郎，经韩愈推荐、提拔为国子博士。经韩愈举荐而为学官的就有十六、七人。这些人对唐代教育和文化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
长庆元年，韩愈转为兵部侍郎。这一年，镇州发生兵乱，乱兵杀节度使田弘正而立王廷凑，围深州刺史牛元翼。穆宗派韩愈前去宣抚。朝臣们认为此行险恶，恐怕性命难保，都替他担忧，元稹叹道：“韩愈可惜”，以为他一定有去无回。穆宗也诏示韩愈见机行事，不一定要入城。但韩愈认为既受君命，就应该勇往直前，临危不惧。他骑马奔入乱军阵中；劝王廷凑解除对牛元翼的围困。韩愈此行有智有勇，取得了成功，兵乱被抚平。穆宗非常高兴，将他升为吏部侍郎。韩愈后来又一度卷入政治斗争之中，担任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复为吏部侍郎，官位时有沉浮，但没有什么大的起落＇注＇
长庆四年，韩愈去世，终年57岁。韩愈坎坷的生命历程并不长，但他不怨天尤人，对生死有着清醒、达观的认识，体现了儒家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临死时很平静，回顾自己的一生，欣慰地说，以我的伯兄韩会那样高的德行，又懂得养生，也只活了43岁，而我天资不高，却官至侍郎，享年比伯兄还高出15岁，如果还不满足，要怎么才满足？并且我能在家里寿终正寝，又没有失去为人臣、为人子的大节，在九泉下面对先人也可以无愧了＇注＇。他还告诉家人，丧葬要按儒家传统礼数举行，“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注＇。由此事可见他对儒家传统的维护，对佛教的排拒，至死不渝。
二、排斥异端 攘击佛老
韩愈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而取得的。他在文学上和思想上的建树，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上的建树。他除了以一代文宗著称外，还力排释老，“扶树教道”，挽救儒家文化的危机，致力于儒学创新。在文学革新与儒学创新之间，以“文以载道”的形式贯穿了起来。唐代的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运动，是作为一对孪生兄弟，几乎同时诞生的。
由韩愈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首先，佛、道二教的昌炽，给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而发展到了高峰。与此同时，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韩愈之前，许多有识之士对佛教的危害都有所揭露。如狄仁杰曾指出：
里巷动有经坊，囗囗亦有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了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旧唐书·狄仁杰传》）
武周一世，“铸浮屠，立庙塔，绝无虚岁”，到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时，信佛佞佛之风更盛，中外臣民，‘如痴似狂，“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唐代宗“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攘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门，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注＇。德宗贞元六年在，“诏出歧山无忧王寺佛骨迎置禁中，又送清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注＇。德宗迎佛骨于禁中拜奉，已开宪宗迎佛骨之先河。佛教势力的恶性发展，对封建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加之封建帝王、大臣多焚香礼佛，将儒家思想弃之不顾，而以佛教义理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势必威胁到封建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的生存。韩愈在一首诗中，以饱含文化忧患的笔触写道：“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注＇因此，儒家文化面临严重的挑战。
除佛教之外，道教对唐代社会生活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因唐皇室姓李，道教徒因缘附会，造说老子（李耳）为唐室之祖先，故自唐初以降，即逐渐取得政治、社会上的地位，至玄宗时而极盛，如以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尊崇老子以帝号，为之立庙，祀以祖宗之礼。除《老子》为《道德经》外，更名庄、文、列、庚桑诸子为《南华》、《通玄》、《冲虚》、《洞灵》等经，并设崇玄学以课生徒，同于国子监。更为可笑的是，东汉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将老子列为第三等，唐代升为一等，并号老子妻为先天太后。塑像时还把孔子像侍于老子之侧。三教序位为道教在先，儒教为次，释教为未。唐玄宗还亲自为《老子》作注，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注＇。唐代很多帝王还迷信道教长生术，服食炼丹，对唐代政治、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其次，面对异质文化的威胁，儒家学说在此时逐渐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应战能力。
先秦儒学发展到汉代，经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这是以牺牲它的活力为代价的。以章句训诂为主要形式的繁琐方法代替了对儒家义理的发挥。而佛、道二教发展到唐代，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佛教关于心性义理之探讨，较之变得刻板枯燥的儒学，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佛教的来世说、轮回说，道教的长生术、神仙说，不仅招来了大批士大夫信徒，对于生活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也无疑是一种精神安慰剂。因此，寺观香火之兴盛，与孔门气氛之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唐太宗、高宗钦定的《五经正义》被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并集汉以来注疏学之大成，促进了经学的统一，但并没有形成一个足以与释、老抗衡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唐代经学只不过承继了南北朝以来的繁琐方法。高宗、则天之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身之阶，为人所不齿。所以到韩愈时代，已全失其社会政治地位。因此，经学统一对儒学在文化意义上的复兴并无多大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韩愈时代大体上面临着上述两个紧迫的危机。据《全唐文》卷735韩门弟子沈亚之《送洪逊师序》：
自佛行中国以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多几与儒等，然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到于今世，则儒道少表，不能与之等矣。
同书卷686皇甫提《送孙生序》也说：
浮屠之法，入中国六百年，天下臀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
则当时士人多信佛，足见中国文化危机之深。韩愈受时代召唤，首先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他的努力的目的是要唤起士大夫群体自觉，以儒家之道而不是以佛老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首先从排击佛老，“扶树教道”入手。
韩愈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乱华”。他在《赠译经僧》一诗中写道：“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他的反佛言论主要存于《原道》、《论佛骨表》和其他一些诗文中。
在《原道》一文中，韩愈列举了佛教流行给社会带来的三项弊端和辟佛的三项理由。（豆）佛教、道教盛行，造成白食者众多。与韩愈同时的彭偃曾指出：“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至此。举一借以计天下，其费可知。”＇注＇韩愈更进一步指出：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盗也！（《原道》）
他认为佛道二教存在，大量人口不事生产，造成社会财富不足，影响了社会安定。这是经济上的原因。（2）佛教“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即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之道，不合中华的伦理道德。（3）信佛乃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即佛教作为外来的异质文化，却大有凌驾于中华本土文化之上之势，这有悖于孔子以来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有可能丧失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征。
在《论佛骨表》中，韩愈也讲了三点理由作为反佛依据。（1）从华夷之辨出发，指斥佛教为“夷狄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