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了自己不赞同虞允文贸然出兵之理由。当时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议，他问张栻：一卿知敌国事乎，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同上），张栻答对说：“金人之事臣虽不知，境中之事却知之矣。”孝宗曰：“何也？”张栻答曰：
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盛，而国家兵弱财匾，官吏诞漫，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今日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处，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同上）。
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内连年天灾严重，民贫日盛，国家兵弱财匾，并且官吏荒诞很不可靠。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因而没有足以屈服敌人的实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修德立政，用兵养民，选将帅，练甲兵，先作好准备，使自身有了足够的实力，才可战服敌人，收复失地。孝宗为他的高见所折服，便否定了虞允文不切实际的错误意图。
第二件事是虞允文重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际是大量掠取州县财赋，致使远近骚然，士大夫争相指责其为害，张栻也向皇帝陈述其害，但孝宗因受了史正志的蛊惑，认为只是取之于诸郡县的财赋，不是取之于民。张栻说：“今日州郡财富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缺，不过巧为名色取之于民耳！”孝宗矍然曰：“如卿所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事后经过查实，确实如张栻所言，便停止了此项弊政。
第三件事是朝廷准备用宦官张说除签枢密院事，张栻连夜起草奏疏，极陈其不可，并在第二天早朝中，当面指责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辅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同上）弄得堂堂宰相“惭愤不堪。”接着再上奏劝阻皇帝不可用张说掌握枢密院，终于使孝宗省悟，制止了这次任命。但自此以后便和虞允文结下怨恨。次年就将张栻排出中央政府，除知袁州（今属江西）。淳熙五年（1178年）改知江陵（今属湖北）。淳熙七年（118。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同年八月，年仅48岁的张栻就病逝于住所。
张栻一生不仅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他居官期间，廉明清正，关心人民。每到任，常“问民疾苦”，调查当地“利病”，认真改革地方的弊政，减轻人民的负担。公元1171年，湘中大旱，农民大量逃亡。张栻对此种情况十分关心，当时朱熹正在兴办“社仓”（由封建国家的地方政府，组织筹划，掌握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在青黄不接之际贷给农民。年成不好，则利息减半，遇饥荒年则全免利息，然后用产品偿还）。他十分赞同这种作法，认为它能减少农民流徙，还能阻止大地主的高利剥削和土地兼并。张栻提出了“薄赋宽民”的主张。公元1169年除知严州，到任即访民疾苦，首以丁盐钱捐太重为请，得蠲是岁半输”（《朱文公文集》卷89）。他在江陵时期多次弹劾了信阳守刘大辩“估势希赏，广招流民，夺户熟田”，他清楚地知道刘大辩有后台支持，冒着丢官的危险，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栻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清官，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知江陵期间，竟“一日去贪吏十四人”，此外，他做地方官期间，还取缔了一些有害于社会的恶劣习俗。如知静江府时，刚上任即发布了《谕俗文》说：“访闻愚民无知，病不服药，妄听师巫，恶僧邪说，以致害人致死。”明申要对那些“班惑百姓”的“师巫”、“恶僧”重作施行，《谕俗文》又说：“访闻乡落愚民诱5！他人妻室贩卖他处”，明申对拐卖人口者要“严行惩治”。还规定对婚丧葬礼中存在的“竭产假贷，以侈糜相夸”的有害风俗，要加以“制抑”，严申“若有不俊，当治其尤者以正风俗。”（《全集》卷15）张栻做地方官时，也十分重视倡办教育事业，积极兴办地方学校。其中以静江府为最，为倡办学校，他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许多《学记》，进行鼓吹。认为兴办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明人伦”，“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故“有国者之于学”，“不可一日而忽。”（《全集》卷9《袁州学记》）不仅如此，他还亲身执教，带头示范，在主持岳麓书院期间，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张栻为人“表里之同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重”（《宋史本传》）。他正直无私，每遇君臣问对时，不投人主之所好，不视君主之脸色行事，敢于“犯颜直谏”。据《宋史》记载：
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孝宗又言：“难得办事之臣”。栻对：‘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从上面问对之中，可以看出张栻就是犯颜直谏之人，他公然敢于同皇帝顶嘴，大胆说出自己与那个具有无尚权威的人的不同意见。在多次问对中，孝宗为他的忠义所惑动，还赐手书进行褒奖。甚至在临终前，还写了奏疏劝说孝宗“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团丕图。”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忠义形象受到了世人的传诵。宋宁宗嘉定年间追赐谥宣，理宗淳祐初再下诏从祀孔庙以示表彰。
二、以古圣贤自期 上承二程学统
张栻出生于一个忠义之风十分浓厚的家庭，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薰陶，“自其幼壮不出家庭而因以得夫忠孝之传”（《南轩文集序》）28岁以前，没有做官，一直在家读书，接受圣贤之教。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宏为师。胡宏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全祖望对此人在儒学上的造诣十分推崇，认为“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之下，张栻所受教益匪浅。关于师事胡宏一事，张栻有如下记载：
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己之岁（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即公元1161年）方获拜之于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国）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自在言语之外者。然仅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自尔以来，仆亦困于忧患，幸存视息于先庐，细绎旧简，反之吾身，寝识义理之所存，……如是有五载……。（《南轩全集》卷26，《答陈平甫》）
在上面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张栻在师事胡宏之前，就非常佩眼他，并且经常用书信方式向胡宏请教。正式拜师之后，得到了老师的言传身教。可惜第二年胡宏就去逝了，故谓“仅得一再见矣。”永别之情，形于言表。然而自此以后，他谨遵其师之遗教，以老师为榜样，“反之吾身”，渐渐积识义理之所存。说明他在学问和道理上的成就，基本上得益于胡宏。
对张栻在胡宏门下的受业情况，朱熹也有记载，他说：“（栻）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既长又命往从胡公仁仲先生问河南程氏学，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奋励，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视省，以自警策”（《朱文公全集》卷89）o在这里，朱熹既证实了张栻拜胡宏为师的事实，又指出了他在那里求学情况，并且说明了张栻之学上承二程文遗绪，又得到胡宏之传授，而他自己也作了《希颜录》，以古圣贤自期，这为他成就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大师，具备了坚实可靠的条件。张栻在叙述其师的学术渊博时说：“先生自幼志于大道，尝见杨中立（二程高足杨时）。先生于京师，又以侯师圣（二程弟子）于荆门，而卒于传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国）之学，优游南山下二十载”（《全集》卷十四）。胡安国虽非二程嫡传，但他服膺于二程，曾多次声称其学得之于“伊川书”，又与二程之高足谢良佐、杨时交游切磋，因而接受了二程的学统；胡宏是他的儿子，又从其父接受了二程学统，然后传给张栻。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说：“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从谢杨游，三先生以求学统而其言日三先生又兼师友，然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又说：“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所以从根本上讲，张栻之学上承二程统绪是毫无疑问的。
张栻的著作经朱熹审定的有《南轩文集》44卷刊行于世；还有《论语解》10卷，《孟子说》7卷。清康熙年间由无锡华希闵重刊，道光年间又由陈仲详将《南轩文集》和《论语解》、《孟子说》合刊为《张雨轩公全集》或称《南轩全集》。
三、发挥程氏理学 阐述天人精蕴
人们历来认为，朱熹继承二程理学，并使之发展成为更加丰富更加完备的思想体系，从而集其大成，事实的确如此。然而，从朱熹和张栻的学术交往来看，他们是互相促进的。《宋史·道学传序》指出。“张栻之学，亦出于程氏，既见朱熹，相与，约，又大进焉。”另一方面，朱熹对张栻也很敬服，他认为张栻对他“多有启益”，并且说：“使敬夫而不死，则其学之所至，言之所及，又岂予之所以得而知哉！”（《南轩文集序》）。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58《南轩学案》的按语中说：“朱子生平相与切磋，得力者东莱、象山、南轩数人而已……惟于南轩为所佩服。一则，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由此可见，朱熹的成就，也是同张栻分不开的。遗憾的是张栻早亡，其成就当然不及朱熹博大精深。然而他对理学的发展史上仍作了重大的贡献。
张栻的理学思想基本上是沿着二程思路前进的。他对理学的发挥又具有自己独自的特点。
（一）在宇宙观上，张栻一方面强调“太极”是宇宙的本原；一方面，又认为“心”是万物之主宰。
首先，他论述了“太极”（理）的本原性。他说：“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南轩全集》卷11《存需记》）又说：“太极者所以生生者也，曰易有太极而作用一源可见矣。”在这一点上，他和朱熹一样，完全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思想。认为太极的运动产生出阴阳之气。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所以太极是宇宙方物的本源。他强调“太极”是形而上的精神实体说：“所谓太极天地之性，语意未圆，不若云天地亦形而下者，一本于太极……有太极则两仪生生而不容焉。”（同上）根据什么说“太极”是形而上的呢？他在论述理与心、性、天命之关系时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理则同。”（《孟子说》卷7）这里肯定了“理”的本体性。同朱熹一样，太极和理是同等的范畴。是精神性的。是宇宙的本体，也是宇宙万物之本源。
对于太极之理与万物之理的关系问题，张栻的观点同二程一致。只是表述有所不同。他说：
盖何莫而不由于太极，何莫而不具于太极，是其本之一也。然太极则有二气五行，纟因蕴交感其变不齐，故其发见于人物者，其气禀各异而有万之不同也。虽有万之不同，而其本者一也，亦未尝不具于其气禀之内”（《孟子说》卷6）
其所以为万殊者，固统于一，而所谓一者，未尝不多具于万殊之中也。
知太极之有一，而不知物物各具太极也（《全集》卷29）
由此可见，在太极（理）与万物之理的关系问题上，张栻以为，虽因气禀不同而有万殊之异，然而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统一于“太极”的，而作为总体的“太极”又各自“完具于”一个太极。同朱熹一样坚持了“理一分殊”的观点。
在理与事物的关系上，张栻主张理在事先，是事物之所以然。他说：“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孟子说》卷6）又说：“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同上）这个观点同程朱完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