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也只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实践，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实践有本质的不同。
（四）性分“天命”、“气质”，明申理欲之辨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语类》）。“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朱熹的人性二无论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十分重视从思想上控制人心的倾向。朱熹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是恶底，此是气禀不同。”（《语类》）这一“气禀有定”论，可为统治者阶级的剥削压迫开脱罪责，它要求人民在贫贱中听从命运安排。因此，朱熹的人性论就成了钳制人民思想的武器。
基于上述目的，朱熹又把：“天命之性”称为“道心”，把“气质之性”称为“人心”，并断言前者是“善”，后者是“恶”。其根据是《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认为上述十六字是尧、舜、禹的真传，因而特别重视。什么是道心？朱熹说：“道心者，天地也，微者精微。”（《文集》）他认为道心就是天理，所以是精微的，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有。什么是人心？朱熹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体之私而言，则谓之人心。”（《文集》）人心的特点是“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人心就是“人欲”：“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语类》）他把人心和人欲相等同，因为它是被物欲所迷惑而产生的邪念，是“恶底心”。所以朱熹认为，道心和人心的关系，就是心中至善之理与邪恶欲念之间的关系。人要去恶从善，就必须用“天理之公”去战胜“人欲之私”。
从上述思想出发，在道德修养上，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这个天理实际上指“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他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文集》）所谓“人欲”，就是受物欲迷惑而产生的私欲。他说：“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语类》）。他认为人欲本是恶的，和人的正常欲望不同。欲望人人都有，饥而思食，寒而思衣的欲望是圣凡共有的。他说：“饥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语类》）又说：“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此理所当然。才是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语类》）因此欲有善恶，并非全都不好。朱熹对“欲”和“私欲”的区别，是对二程理欲观的修正。他主张保证人民的基本需求，让其生活下去，只有那些过高的欲望，才应该坚决克制。因此，朱熹反对“过欲”、“纵欲”，也具有一定合理性。
不过，朱熹把“天理”和“人欲”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文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语类》）克得一分人欲，就复得一分天理，当人欲被克尽之日，就是天理流行之时。这就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
上述“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长期起着钳制人民思想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作用。
七、绝世儒学宗师 一代孔孟传人
朱熹一生的建树，主要表现在他适应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政治的需要，建立了一个博大而精深的庞杂的以“理”为核心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以儒家政治伦理为中心，广泛吸取和揉合佛、道思想，又在理一无论基础上吸收了一些唯物主义思想资料而建立起来的。清人全祖望说：朱熹的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卷48）朱熹的学生黄囗在《朱子行状》中说：“道之正统，待人而传……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此后，人们公认为朱熹是孔、孟之后最伟大的一位儒学家。如清初的江藩就说：“晦翁是宗孔嗣孟，集诸儒之大成者也。”
朱熹一生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所营建的一套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虽在其生前未被统治者所用，但在他死后不久就得到理解和重视。南宋理宗认为理学“有补于治道”，追封朱熹为“太师”、“朱文公”，不久又改封“徽国公”，下诏将朱熹的牌位供奉于孔庙，让他同孔子同享后人的祭祀。
由于朱熹的学说对维护封建制度有用，因而自南宋末年历经元、明、清三代，各个王朝都把他的学说定为指导思想。从元朝开始，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其他经学注释就被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他的言论几乎成了判断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因此，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就是朱熹的理学思想。
朱熹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由于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博学多识和思想深邃的著名学者，因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也包含了一些真理的成分。从总体上讲，朱熹哲学固然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但从其中某些方宙来看，却表现了为许多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所不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例如，他在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同时，又强调了“理”不离“气”；他的“格物穷理”说也具有合理的成分；在他的形而上学中，也讲了“一个包两个”和“一分为二”等等。上述这些合理的思想，对尔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如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有启发作用。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朱熹有很多方面值得后人学习。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他在训诂、考证、注释古籍，整理文献资料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另外，他对天文、地理、律历等许多自然科学，也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官员，他在努力维护那个制度的同时，也能体察民情，反对横征暴敛与为富不仁者，敢于同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不法行为作斗争。在地方官的任期内，朱熹也做了一些如赈济灾荒、鼓励生产等安定民生的有益工作，在封建社会的官员中，不失为一位正直有为的人。最后还应指出，朱熹还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之一。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道学·朱熹传》
2．《宋元学案·晦翁学案》
3．《朱文公文集》
4．《朱子语类》
5．江永《近思录集注·改订朱子世家》
6．黄囗《朱先生行状》
7．郑士范《朱子年谱》
8．《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上《朱熹评传》齐鲁书社
9．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12、13章
10．《宋元学案·象山学案》
11．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
湖湘学宗 张栻
（1133—1180）
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齐名的思想家，朱、吕、张栻三人传学于东南，时人誉为“东南三贤”，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陈亮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宋史·道学传》将朱张并列一传。两人的学术思想基本倾向一致，并且交往很深，他们相互切磋，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而有朱熹集其大成，因此，张栻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爱国名臣之子 忧国忧民之人
张栻生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卒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字敬夫，又宇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11绵竹）人。出身于大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张浚，字德远，徽宗时进士，做过南宋高宗、孝宗两期的丞相，一生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在他主持政务和执行军务时期，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并选拔重用韩世忠和岳飞等抗金名将，对稳定南宋统治作出了贡献。张栻从小就随父辗转各地，后来才定居于衡阳。出生于这样家庭的张栻，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
公元1163年，孝宗继位，张栻“慨然以奋战仇虏，克服神州为己任”（《宗文公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这时他父亲再被起用（这以前受秦桧等主和派的排斥，被谪贬20年）开府治兵，都督军事，张栻“时以少年，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可综画，幕府之人皆自以为不及也。”（《宋史·道学三》）他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曾因军事入奏，进言孝宗，激励孝宗“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同上），要求孝宗励精图治，革除因循之弊，报仇雪耻，匡复社稷。这次入奏，得到孝宗赏识，于是“乃定君臣之契”。公元1163年，张浚再度被主和派排斥下台，于第二年含恨去世。张栻办完丧事，又屡次上疏言事，鼓励孝宗坚持抗战决心，总结失败之教训，明赏罚，悦人心，充士气，“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同上）其后，又多次上疏，要求坚持抗金，反对和议。他说：“自虏入中国，专以‘和’之字误我大机……谋国者不可以不知也。”（《南轩全集》卷34）他指出，抗金之所以屡遭失败，是因为朝廷的抗战决心不坚定。他要求孝宗“誓不言和”，“虽折不挠”，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张栻的主战，同那些不切实际空喊抗金或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者不同，他认为，要取得抗金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要“专务自强”，其关键是得民心，他说：“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者，岂有它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宋史》本传）这样的战略思想，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爱护民力，减轻其劳役负担，并且“不伤其财”，减轻其经济负担，让老百姓好好生活下去，如果不爱护民力，减轻人民负担，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大后方不稳，就谈不上抗金复仇。由此可见，张栻的建议是很有卓识远见的。据《来史》记载；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于遐迩，从学者达几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之规模。乾道五年（1169年）又由刘珙推荐，除知抚州，未及上任，又改知严州（今属江西），次年招为吏部员外侍郎，并暂时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兼待讲。在京一年，得孝宗召对达六七次之多，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谈。”（同上）在这段时间，他做了几件很出色的事。第一件是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70年），虞允文认为敌势衰弱可图，建议派遣使者前往金国，以索取徽、钦二帝陵寝为名，要金人归还洛阳、巩县等失地，“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同上）。独张栻不怕打击排斥，进见孝宗皇帝，陈述了自己不赞同虞允文贸然出兵之理由。当时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议，他问张栻：一卿知敌国事乎，金国饥馑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