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和药三四斤，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球外敷药，点法同火炮。它可阻止敌人攻城，亦可水战，据载，“舟中忽发一霹雳炮，而实之以石灰、硫磺。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磺得水而火和，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又，赵淳守襄阳，用霹雳炮御金人，“随即放霹雳火炮、箭，入虏营中，射中死伤不知数目，人马惊敌，自相蹂践”。射击性的火器，是指用管子装上火药而发出去的。这是火器史上的一大进步，它开创了以管形器械操纵火药的先声，成了后世管形枪炮的始祖，这种改进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以火炮药下竹竿火枪二十余条，皆用两人共持一条，当敌人攻时，用它烧毁。天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造出新武器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步”。估计这种子窠又是一个个火炮，其燃烧面积会大得多，提高了对敌方的杀伤力，当然是进步的。
两宋战事频繁，火药武器又是重要的攻防武器，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人攻蕲州（今湖北蕲春），宋人准备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火炮三千支，皮大炮二万支。一次就提供如此众多的火器，表明宋代火药武器的制造业已达到相当水平。据鏖史引东京记（已佚）记载，广备攻城作下属有火药青窑，这就是官府经营的制作火药的工厂，这里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对所制武器“非长贰当职官，不得省阅及传写，漏世以违制”。另外各州都有作院，如荆州作院，一月制造一二千只，可以拨给襄郢一二万。就因为制造出如此多的火器，才使军事力量不强的两宋得以维持了三百多年。
火药和火药武器在北宋时已达到相当水平，但与其并存的其他民族，尚不会制造和使用，直到北宋灭亡后，金人才得到火箭、火炮的式样和制作方法，从而有所发展。蒙古人在灭金的过程中学会了火药以及武器的制作技术，在灭金、灭宋的战事中大量使用了火药武器。南宋后期，火药是经南宋和阿拉伯商人传到西南亚各回教国家；而火药武器则是蒙古人西征带到西南亚回教国家的。十三世纪末，阿拉伯人将火药和火药武器传到欧洲，欧洲人制造使用火药武器至少比中国晚四百年。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初年，以杨亿为领袖，以刘筠、钱惟演、李示谔、陈越、李维、丁谓、刁、张泳、钱惟济、任随、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十八人（中缺一人）为羽翼，形成了一个文人小团体。他们标榜学习李商隐，实际上却丢弃了李商隐诗歌的内容和精神，专取其艳丽、雕镂、骈俪的技巧，大家倡和，互相仿效，遂成风气。宋景德（1004—1008年）年间，杨亿等人在修书和写作制诰的空隙，以作诗为消遣，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诗。后来这些诗由杨亿编集并序曰：“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而予以固陋之姿，参酬继之末；入兰游雾，虽获益以居多；观海学山，叹知量而中止。其属而和者又十有五人，析为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酬唱集云尔。”
杨亿等人，天分都很高，但只知摭拾字句，以粉泽华艳为能事，引起许多人反感。陈从易深恨杨亿等人的应酬游戏之作，认为它们破坏了古代诗歌的传统，便向皇帝上书说“或下里如会粹，或丛脞如急就，”深中其弊。一次，皇帝宴请百官吃酒，一个优伶打扮成李商隐的模样，故意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苦着脸向众人说：“我是李商隐，被修书写制诰的诸公把我拉扯成这个样子。”满场百官笑声大作。优伶的这种讽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窃取李商隐的特点。尽管如此，但由于西诗人政治地位高，且同入馆阁，每个人都有文名，再加上社会比较安定，也需要点缀升平之作，他们仍然主盟文坛，被称为“杨刘风彩，耸动天下。”
第181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19）（）
浮艳文词可供粉饰和享乐之用，但不能作为加强封建统治的工具。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反对他的人愈来愈多。宋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下诏指责说：“近代以来，属词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并告诫各级官僚“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遮复古风。”宋仁宗时，范仲淹于天圣三年（1025年）提出改革时弊的政纲中，也要求“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此后，宋仁宗于天圣七年（1029年）和明道二年（1033年）连续下诏申明要防止，提倡古文。在这二十余年间，朝廷的表态和有见识的文人对西体的不满互相呼应，主张改革文风的人士接踵而至，显示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前期的活跃局面。
与此差不多同时，河北大名人柳开第一个提出了复古写作韩柳式的散文。他在应责中，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扬文道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但他的总倾向是以道为本以文为末：“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他的古文创作未能实践他的理论，因而影响不大，但他首先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反浮靡等观点，对人们很有启示。与柳开同时倡导古文而创作也有成就的是王禹。他“遇中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因此“八年三黜。”他主张写“传道明心”的古文，和杜甫式的对现实有独特认识的诗歌。他以自己的作品待漏院记、唐河唐妪传等语言平易的古文和感流亡、畲田词、对雪、十月二十日作等单行素笔，直抒胸臆的诗歌，初步宋初诗坛文坛。稍后，时称徂徕先生的山东人石介开始对西派正式进行了严厉的攻击和批判。他在怪说中力诋杨亿，不遗余力；“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叵知其他。今天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其为怪大矣。”而穆修则在西体风靡之际，不顾流俗的诋毁和耻笑，勇敢地校对、刻印韩愈、柳宗元文集数百部，亲自在京师出售，声称：“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此后不久，欧阳修开始登上文坛，从而将这场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最后的胜利。欧阳修小时家贫，靠母亲郑氏盛沙练字，学问猛增。少年时代，人人以杨、刘等西之作相标榜，他偏不取。17岁那年参加州考时，被考官所黜。他仍不回头，又拿出韩愈之文细加研读。7年后的天圣八年（1030年）才中进士，任馆阁校勘。在政治上他支持范仲淹，在文学上他推崇韩愈。他曾在西名家钱惟演慕府中作事，但丝毫没受到他的影响，而与尹师鲁（即尹洙）等人共同作古文。他继承穆修之事，继续校定、编印韩愈文集。在记旧本韩文后说：“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接着，又从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并根据实验经验有所取舍：就道而言，趋向平实，就文而言，趋向平易。他反对“舍近求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也反对“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态度，主张为现实、为时事而创作；使古文从高谈道统的理论文变为实用的散文。而且，他还以自己丰富的诗文创作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写出许多针对时事的作品。散文有与高司谏书、五代史伶官传序、泷冈阡表、醉翁亭记等名篇，诗歌有食糟民、答杨子敬两长句、明妃曲等卓越的作品。宋嘉二年（1057年），欧阳修始任知贡举，于是，便借助行政职权严格禁止考试用华而不实的骈文，而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并通过此来选拔诗文革新的后起之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梅尧臣、王安石、曾巩等人，都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培养和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在欧阳修的热情努力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欧阳修的弟子中，为诗文革新运动立下大功的是苏轼。苏轼诗文创作的特点是重视“文”。他论道论文，不同于柳开、石介等人，也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等。他讲道，不局限于孔孟儒家之道，而是指天地间每一事物背后的“内在物理”。他讲文，是“求物之妙”，“了然于心”和“了然于口与手”的辞达之文。一扫浮艳、用典和艰涩，使诗文革新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将西体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苏轼在创作上极为辛勤，在提拔青年人上也不遗余力，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来、晁无咎和陈师道、李等，后来也都成为文坛著名人物。如果说欧阳修奠定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胜利的基础，那么，苏轼则是最后完成它的人。
文学奇才苏轼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去四方游学，母程氏亲自教授苏轼读书，凡是听到古往今来成败兴衰的历史故事，苏轼总是能够概括地说出它们的要点。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感慨叹息，苏轼就说：“我如果做范滂，母亲允许吗？”程氏说：“你能够做范滂，我反而不能做范滂母亲吗？”
等到苏轼成年，博通经史，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他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虽然有这种看法，嘴巴里却说不出来，今天看到了这本书，正适合我的心意呀！”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礼部考试。在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思考用怎样的方法来挽救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拔为第一名，但怀疑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写的，所以只是取为第二等；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居第一等，殿试时中了乙科。考试完了，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当设法避开这个人，让他出一头地。”听到此话的人开始哗然不服，以后就信服了。
后来苏轼遭到母亲去世之痛，归家守丧。嘉祐五年（1060年），调福昌（今河南宜阳）主簿。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识兼茂，就推荐他到秘阁去。以前考试六论是不起草的，所以文章都写得不精致。苏轼开始起草，辞章义理都十分鲜明。又对制策，列入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对策上第后，即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属陕西）判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以后，百姓贫困，赋役繁重，岐下人民每年运输南山木筏，从渭水出发转入黄河，经过砥柱天险，衙吏们催逼役赋，一个紧接一个，几乎把老百姓的家都踏破了。苏轼了解了这件事的危害性，因此重新修定了衙规，让百姓自己去选择水工，按时进退，从此，役害减去了不少。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当年在藩府的时候就听到了苏轼的名声，因此想模仿唐王朝的成例召他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是大器之才，以后自然被天下重用。重要的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敬畏、羡慕、心服他，都希望朝廷进用他，然后才录取他、任用他，那么就人人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了。如果现在骤然重用他，那么天下的读书人未必以为这是对的，皇上这样做的结果反而连累了他。”英宗说：“那么就给他一个修注怎么样？”韩琦说：“记注和制诰是相近的，不可贸然任命。不如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帖职给他，而且请皇上先召他来面试一下。”英宗说：“如果面试，不知他行不行，假如苏轼也有不会的怎么办？”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试他二论，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这些话后，说：“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