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了韩琦的这些话后，说：“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
三苏祠恰巧苏洵去世，英宗赐给苏轼钱帛以帮助他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但要求追赠父亲一个官职，于是英宗就追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终时，把哥哥苏太白去世早，他的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姓杜的人家，去世后还没有下葬，都一一托付给苏轼。苏轼服丧期满，立即殡葬了姑母。后来苏轼的官做大了，可以荫及子孙了，他就把这个特权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回到朝廷。当时正是王安石做宰相，王安石平常就讨厌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于是就让苏轼判官告院。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假如国君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胥史皂隶中未常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虽然沿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人才还会有余。假如国君和宰相不了解人，朝廷不去求实，那么即使在公卿侍从之中也常常会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虽然恢复了古代的学校制度，我认为人才还是会不足的。时代有好或坏，事物有废和兴，当时代安定，虽然暴君也不能废毁它，等到它已是倾颓的时候，就是圣人也无法恢复它。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律和制度也要跟着变。就像大江大河的改道，勉强要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很难为力的。
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但是直到今天，只有空名还存在着。现在要改变今天的礼制，变更今天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室，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军队，狱讼在那里治理，军务在那里谋划，又要精简那些不受统领的官员，把他们摒弃到远方，那不是人为地制造纷乱，给天下人民造成苦难吗？如果没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对时代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的建立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尤其应该沿用过去的制度，让先王所创的旧业，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废弃就够了。至于贡举这种办法，已经施行百年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原因并不是因为有了贡举。皇上看祖宗的时代，贡举这办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个好？言语和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个优？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会办？比较了这四件事情的长短，那么就可以对议论作出决定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是几桩小事：有人说乡举应该以德行为本而略去文词；有人说应该专取策论而免去诗赋；有人却希望兼采名誉声望而废除糊名弥封的考试办法；有人则希望经生不考帖经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论调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变法又何必去干预呢？我还有一个经常挂在心上的私忧，也许只是错误的想法，但还是想对皇上陈说：关于性命的学说，从子贡开始都没有听到过夫子的阐释，而今天的学者，却偏偏把不谈性命看成是耻事，读他们的文章，感到大而无当而难以穷尽；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超然物外无所黏著而不可留取，这难道是真的有才能吗！原来是那些只有中人资质的人，却偏偏在那里安于放任，乐于荒诞罢了。皇上又为什么要用他们呢？
奏议呈上，神宗醒悟了，就说：“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就完全清楚了。”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道：“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和失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只管说就是了。”苏轼回答道：“皇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性，文武天成。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急躁，静待物之自来。然后适应它。”神宗惊恐地说：“你这三句话，我应当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应该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藏。”苏轼退出后，就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同僚们。王安石不高兴，就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想用繁忙的政事来束缚他。怎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精确、敏捷，结果是名声传播得更远。时逢上元佳节将到，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买灯，并且命令要压低收购价格。苏轼上书说：“皇上难道是把看灯作为快乐吗？这不过是用元宵放灯来侍奉两宫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孝心，百姓却是不会知道的，因此他们都认为皇上是用耳目不急的玩物，去夺取他们口中和身上急需要用的资财。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体却很大，请皇上追还以前的命令。”神宗就下诏取消了此事。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评论新法的不利。书中说：
第182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20）（）
我想说的话，只三句罢了：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人君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有根，灯盏有油，鱼儿有水，农夫有田，做生意的人有钱财。失掉了人心，国家就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来，没有人君平和、简易、随俗、同众而国家不安定，也没有人君刚愎自用而国家不危亡的。皇上一定也知道人心为什么会不高兴的道理了。
从祖宗以来，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现在皇上不把理财用的事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一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空自议论，又让四十多个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推行。再说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司，不过是为求利而新设的名称罢了；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使者，不过是求利的工具罢了。开端的声势很宏大，百姓却实在惊疑；创立的法式很新奇，官吏们却个个惶惑。以万乘之尊的君主而谈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理财，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意见不一，然而却没有人愿意回过头去看看这种情况，听听朝中大臣和天下百姓的反映，只是说：“我没有那种事，何必担心别人的议论。”把渔网撒在江湖中，对人却说：“我不是为了捕鱼”，还不如扔掉渔网而别人自然会相信。驱逐鹰犬奔赴丛林，对人却说：“我不是在打猎”，还不如遣散鹰犬而野兽自然会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邪恶的谗言而招来和气，那末不如罢去条例司。
现在君臣勤于政务，几乎一年了，而富国的功效，却茫茫然犹如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了数百万缗钱，祠部投入了五千多个人罢了。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改革，有谁不能？而所做的事，路上的行人都知道它很困难。汴水水流混浊，自有人民以来，都不用它种稻。今天却想用筑水库令汴水变法。万顷水稻，必需用千顷水库的水来灌溉，这些水库一年淤塞一次，三年就全部塞满了。皇上却相信了他们的说法，立即就派了人去观察地形，所在地区的人民就要替这些使者开通道路，使者们在这些地区寻访水利，但他们中不少人都是浅薄轻飘之徒，他们不负责任轻率地争着发表自己的看法。官府虽然知道这些意见漏洞很多，但是却不敢立即贬退，而是召集了老老少少，让他们来观察研究，决定可否。如果不是明显的难以实行，就一定要征集民工兴建。官吏们得过且过，以轻率马虎的态度顺从着，不了解情况的人还真以为皇上有心要兴建这些工程，结果是上面浪费了钱粮，下面影响了农时。堤防一开掘，水流失去了它原来的故道，必然泛滥，这个时候，虽然让百姓吃这些提议的人的肉，对百姓又有何补益呢！我不了解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自古以来，凡使用役夫，一定是使用当地的百姓。现在听说要到江苏、浙江之间的几个郡去雇用役夫，而且想把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各地。只有一个成年男子的家庭，没有男子而只有妇女的家庭，是百姓中最困苦的，而皇上却第一个想役使他们！皇上富有天下，难道就忍心不加怜悯！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租、调和庸已经合在一起了，为什么还想再取庸？万一后代不幸出现了喜欢聚敛的臣子，庸钱不去除，差役都照旧，追究这种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就一定有承担这种罪责的人。青苗的时候向农民放债，自古以来都是禁止的。现在却由皇上开始创立成法规，每年执行。虽然说不允许强行摊派，但几世以后，暴君污吏，皇上能保证不出现这种现象吗？估计愿意请求贷青苗钱的人家，一定是些孤苦贫弱无人接济的人家，官吏鞭挞过急，那末一定接着逃亡，如果不回来，他们的拖欠就要均摊到邻保身上，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到那时，天下百姓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是从皇上开始的。”这难道不可惜吗！再说建立常平仓的制度，应该说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在却想改为青苗钱！破坏了常平仓制度，建立了青苗钱制度，丧失的只会更加多。亏损了官府，损害了人民，虽然后悔又如何来得及。
从前汉武帝因为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建议，买贱卖贵，称它为均输。在那个时候，商人们停业不干，盗贼益发猖狂，几乎要发生动乱。汉昭帝即位，霍光顺着百姓的愿望，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百姓因此归心，国家于是无事。没想到今天这种论调又产生了。立法的初期，耗费已经很多了，即使稍有所获，而由国家征收的商业税的数额，损失一定很多。这就像有人为他的主人管理牲畜，用一条牛换了五只羊，一条牛失去了，就隐瞒着不说；五只羊换到了，就指为自己的功劳。现在破坏了常平仓而不谈青苗法的功劳，亏损了商业税而得到了均输法的利益，同上面所说的用一条牛换五只羊的例子又有什么两样？我私下认为它甚至比用一条牛换五只羊更蠢呀！倡议新法的人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快乐地享受成功，而难以和他们谋虑开始。”所以皇上执意不顾一切，而规定必需推行。这个恰恰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所推行的冒险和侥幸的政治主张。结果必然是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喜悦，而百姓的怨声却早已四起了。我之所以希望皇上结人心的道理，就在这里呀！
国家之所以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浅深，不在国力的强弱；一个朝代享国时间所以有长有短，在于社会风俗的淳厚和浅薄，不在社会的富和穷。做人主的知道了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孰轻孰重了。所以，我希望皇上务必推崇道德，看重风俗，不希望皇上急于事功，贪图富强。爱惜风俗，就像保护人的元气。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方法可以齐聚众心，勇猛强悍的人士可以成就事业，忠厚的人近于迂阔，老成的人开始好像迟钝。然而圣人却始终不肯用那种人来替代这种人，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圣人知道那样做的结果得到的小，失去的大啊！仁祖皇帝执法非常宽，能按照规定的等级次第和劳绩大小进用官员，专门替人掩盖过失，未曾轻易改变旧的规章。考察他事业的是否成功，应该说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如果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兵有九次必失；如果说到国家的财政，只是仅仅能够足用而没有积余。他只是把德政和恩泽施信人民，使社会风俗能知道遵守一定的道德标准，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天下终于返回到仁的局面了。评论的人看到在他晚年官吏都恪守成规而不知变更，对政事都不思奋发有为，有所创举，就想用苛察来矫正它，用智能来齐一它，他们招来了新进勇锐的人，企图使朝廷的一切措施都能很快收到功效。结果是还没有享受到它的成功，而浅薄之风气已经形成。他们又开了很多能骤然进身的门路，这样就使人们容易得到意外的侥幸收获，公卿侍从只要稍稍抬举半步就可得到好处，这样就使那些原来按照正常制度调升的人产生了非分之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风俗淳厚，能做到吗？近年来朴拙的人愈来愈少，靠投机取巧而进身的读书人愈益增多。惟请皇上可怜这种情况，挽救这种情况，把简易作为治政的法则，把清静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这样人民的道德就可以归于淳厚。我之所以希望皇上重视社会风俗的道理，就在这里啊！
祖宗委任了谏院的官员以后，就没有开罪过一个言官。即使有轻微的责备，随即也就越级提升了他们，允许他们可以根据风闻就议论朝政，而不必顾及官长。在议论中涉及到帝王，那末天子就要改变神色；议论中涉及朝廷，那末宰相就要等候处分。做台谏的人本来未必都是贤人，他们讲的话也未必都正确，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