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此期间凡漕渠在齐鲁间者，宋礼功绩卓越；而陈在江河边是成绩显著。
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因支运法行之已久，人民都苦于往返文耽误农时。因此陈建议，令人民只运淮安、瓜洲，然后兑与卫所，由官军直接运到京，只加给运军一定数额的路费耗米，称兑运法。宣德七年（1432年），陈以吕梁上洪地险水急，漕舟难行，征发附近卫所官军及山东民夫工匠，将原在旧洪西岸开凿的渠道加深，置石闸三道，宜时启闭，调节水量，使漕舟往来无虞。
英宗正统间，江南巡抚周忱经理运道，在江苏武进设奔牛、吕城坝闸，使漕舟得以从京口直出长江，异常便利。后坝闸渐毁，水道积淤日战。天顺中，巡抚崔恭清求准盾按照周忱故道重加整理，增设五闸，至成化四年（1468年）完成。
成化七年（1471年），改“兑运”为“改兑”，即所有漕粮均由官军径直运往京师，故又称“长运法。”它规定：徐州、济宁、临清、德州四仓所有支运漕粮，都兑与各附近水次运军，只在原耗米外另加适量脚米。并在临清、德州储存部分“预备米”，用于漕粮缺少时给予拔补。正式谕定，每年黄、淮以南运米400万石以供京师；以北运粮800万石以供边防。漕运折耗，分为米、银两种，米备远运或显加文耗；银备雇佣铺垫之费，以保足额。孝宗弘治时，定折耗银名轻齐银，由官府拨给，正额外所有羡余均归漕卒，故“军卒饶逸”，漕运兴盛，然而官员天利可图。后经漕抚李蕙奏请，一度将“齐余贮库，听来年缺者贷偿”。但到嘉靖初，则又经河漕总兵杨宏、大学士费宏先后乞请，轻齐银仍给漕军。直至嘉靖七年（1528年），通惠河成，粮运从河入，结省轻齐银11万两，朝廷开始下令只给运军三分之一，三年后则酌情减少以宽民力。第二年，又大修由长江入淮水泛滥的通道清江浦。穆宗隆庆时，高家堰废，淮水成患，漕运受阻。万历七年（1579年）筑高家堰自新庄至越城，长10870余丈，使淮水又从清口汇黄河入海。又移建坍圯的通济闸于甘罗城北，使黄河口斜向西南，不得直射，以确保运道安全。万历九年（1581年）开永济河于淮安府城南运河旁，置三闸，以避清江浦之险。万历十一年（1583年）又建矶嘴等于清江浦外，防淮水冲击运道。第二年又在扬州、高、宝运道石堤东开弘济河30里，解决槐角楼一带险情。从而保证了有明一带漕运的畅通和明政权的巩固。正所谓“安危之势易明，内外之形易判。”
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又称“白莲社”，是混合有佛教、明教、弥勒教等相溶合的一个秘密宗教组织，它起源于南宋的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起初崇奉阿弥陀佛，提倡五戒。元代渗入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白莲教在元明清三代成为了农民反对统治阶级的一个组织手段和机构，他们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号召，发动起义。此后，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当时经常活动于京畿地区的白莲教支派有红封、无为、红阳、净空、黄天、龙天、南无、南阳、悟明、金山、顿悟、金蝉、还源、大乘、圆顿、大成、皇姑道、三阳教、罗道教、闻香教和棒棰会等。
白莲教在明代十分活跃，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都有白莲教活动的足迹。在明王朝的心脏北京及京畿之地，白莲教的活动也很频繁。
白莲教在农民战争中，往往起着很大的组织作用和宣传作用。农民们平时利用它来保持紧密的联系。北京地区农民利用白莲教进行反抗活动，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永乐十六年（1418年）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刘化初名僧保，自称是“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并演说“应劫五公诸经”，当时从者日众。随后，真定、容城以及山西洪洞等县民，“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这是明代民间宗教组织在京畿地区活动的最早记录。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万宁寺僧人赵才兴自称能通兵法及气候诸将术，与广通寺僧人真海、道人谭福通，以及内使肖保之父肖亮，“刺血誓天，谋欲为乱”。赵才兴自称是宋朝“赵太祖后，推为皇帝。封真海为二王，福通为三王，肖亮为四王”。这是明代白莲教徒与内监交结并谋划起义的第一次文字记载。成化元年（1465年）五月，景州张仲威与宁夏军余赵春，活动于京畿等地。成化十二年（1476年）九月，又发生保定易州李子龙结交内监出入宫禁的重大事件。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一月，发生在白莲教徒田园授千户陈为安国公主的事件。此后，白莲教活动更趋频繁，“布满畿甸”。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当宦官四出征税之际，有一千多人在京南农民左文俊的领导下，起义抗拒剿捕的“官军”。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闻香教徒高应臣、郑守忠、李惟仁、齐国泰率领饥民在乐亭迁安一带举行起义。广平府白莲教徒李敬等也聚千人起义。白莲教宣扬的神秘预言，增加了起义农民进行战斗的必胜信心。万历年间永平府滦州人王森，将受剥削受苦难的农民组织起来。极力倡导闻香教，当时白莲教遍布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畿南地区的武邑、衡水、枣强、深州、束鹿、饶阳、武强、景州、献县、清河、故城、冀州、南京、新河、藁城、晋州、安平等州县，气候相通，共数十万人，北京附近的各州县、营路、卫所、乡村、镇店的广大群众，更是“云和响应，顶礼皈依”。教徒不下二百万，“传头半天下”。在各地设立的头目，名称有教头、总传头、传头、会主、会头、卦主、老师傅等，还有老当家等名。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王森来到北京，进行秘密活动，白莲教顿时声势大振。但他在当年被捕，判为死罪。后经人行贿释放，继又入京师传教。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被捕，五年之后死于狱中。他的三子王好贤与弟子徐鸿儒、于弘志继承其教，到各地发展教徒努力日益壮大，人数在二百万人以上。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内阁大学士奏疏称：在北京游食僧道，千百成群，名为炼魔，行迹诡秘，莫可究诘、白莲、红卦等教，妖言惑众，实繁有徒。进入北京地区活动的僧侣，许多人本身就是白莲教徒起义的组织者和宣传者。
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在山东领导了白莲教大起义，京南地区的广大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切断江南到京师的运粮道，攻占了山东、河北许多州县。北京的明朝统治阶级十分恐慌，立即派大军前往镇压。
白莲教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是给明统治者以沉重地打击，唤醒了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反抗斗志，成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前奏曲。
忠肃公于谦
在杭州西子湖畔相距岳王坟不远也有一座墓，这座墓就是大明天顺时兵部尚书于谦——于少保的墓。凡是到杭州的游人，在去参观岳王庙，祭奠岳王墓的时候，也都要到于谦墓前奠祭，以表示对这位一心为国的忠直之士的悼念。
于谦生于杭州，幼年时最佩服的两个人就是岳飞和文天祥，他曾手书岳飞的词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诗过零丁洋悬挂在居室的墙壁上，时时用前辈英烈的高尚道德品质来勉励自己。因此，他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可说是作者自己一生气节的写照了。
于谦先是作御史，朱瞻基时升为侍郎，曾巡抚河南，后升为兵部尚书。
“土木堡之变”在朝堂骚乱之际，于谦临危不乱，维护了朝纲，将王振的附逆奸党全部处死。力主王朱祁钰登基，从而断绝了瓦剌也先以皇帝为人质要挟的侈望。因而得罪了英宗。所以当朱祁镇复辟，重登皇位之后，头一个要处理的就是于谦了。因为朱祁镇衡量旧臣的“忠奸”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看在拥立朱祁钰当皇帝时站什么立场；一个是看在废太子的问题上抱什么态度。于谦是拥立朱祁钰的倡议人，自然是“罪不可赦”了。
不过把于谦下狱判成死罪的理由却是“意欲迎立外藩”。
这个理由是徐有贞想出的。那徐有贞原名叫徐，曾在翰林院当侍讲。在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围攻北京之际，他胆小怕死，向新皇朱祁钰建议迁都南京，遭到了于谦等人的严厉斥责，差点拿他开刀。幸亏皇上当时顾不上，不过他也弄得声名狼藉，十分狼狈。为此，后来才改名叫徐有贞。所以他对于谦恨之入骨。当时，他拿于谦没办法，现在他扶旧皇复辟有功，当上了兵部尚书，自然要将于谦置于死地而后快了。
当年南宋初时，奸臣秦桧谋害岳飞，罪名是三个字——“莫须有”。而徐有贞比他的这位前辈更胜一筹，用“意欲”两个字就把人置于死地了。
就这样，于谦被朱祁镇判为弃市；妻、子等发戍边疆。
第233章 明朝（13）（）
于谦就义那天，沿途经过的街巷，百姓夹道痛哭，北京全城都为之哀悼。偏赶上那天天气阴霾，乌云四合，朔风怒吼，雪花飘飘，仿佛天地也在表示愤怒。“犯人”弃市后，要在街头暴尸三天，任何人不得奠祭。但曹吉祥部下有个叫朵耳的指挥，却在于谦尸前酹酒奠祭，伏地恸哭。锦衣卫校尉把他送回京营，被曹吉祥鞭打了一顿。第二天朵耳却又去哭祭了。他是京营的勇将，曹吉祥对他也无办法。
查抄于谦家产的时候，发现这位一品大员少保兼兵部尚书却家无余资，四壁萧然，只有一摞一摞的图书。后来找到了一间严密的小屋，人们以为这里一定会有珍藏了。但启开一看，屋里全是景帝朱祁钰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都是崭新的，没有用过。抄家的军士们不禁个个泪下。
皇太后起初不知道于谦的事，等听说于谦已死，想到他保卫北京的经过，不胜哀悼。
有个都督同知陈逵，跟于谦并不熟悉。他感念于谦的忠义，便不避风险来收拾了于谦的遗体，在西山暂厝起来。第二年，于谦的女婿从南方来把于谦的灵柩运回杭州故乡，安葬在西湖边的青山上。
当初文天祥在元朝的大都街头被害，而今天于谦就义的地方恰恰又是那个街头，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却又另有一个巧合，那就是于谦的墓地跟岳飞的岳王坟相距不远。因而明末的张煌言有这样一首诗：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八年后（公元1464年）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作了皇帝，便派行人司行人马璇，到杭州于谦的墓前致祭，宣读了祭文，并把于谦的儿子于冕赦回来，任为兵部员外郎，后又任应天府君。
土木之变
优待边境各族的朝贡贸易，终于给明朝带来了麻烦。
麻烦是瓦剌朝贡使团的规模越来越大，给明朝造成沉重的负担。不过，堂堂的天朝大国，还是打肿脸充胖子，维持着优待远人的虚荣。
更糟糕的是，朝贡使团在沿途强奸妇女、抢劫财物，无所不为，而且将严禁出口的弓箭、火器带出境外，既有伤明朝的尊严，又扰乱了明朝的社会治安，威胁着明朝的安全。但由于政治的腐败，明朝也无可奈何。
也先蓄积了力量，得知了明朝政治腐败、武备松弛，觉得一块美肉正在嘴边放着，正待他吃下去。
公元1449年1月，瓦剌向明朝派出一个1772人的朝贡使团，领赏时，报成2257人，虚报956人，让明朝官员查出，同时进贡的马匹又瘦又小，明朝给的价款也不很高。也先欺骗明朝不成，大为光火，于是诬赖明朝无理削减马价，又说明朝不把公主嫁给他，悍然发动了大规模入侵明朝的战争。
公元1449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犯明朝。东西两路分别攻辽东和甘州，也先亲率中路30万人马直冲明朝边防重镇大同、宣府。
7月20日，山西边报传到北京，英宗命令严加守备。30日，也先大军进攻大同边外的猫儿庄，明军右参将吴浩战死。消息传到北京，英宗派驸马井源等四位将领各领一万人马增援大同。王振早就想建立战功，见机会来了，便极力怂恿英宗亲征。英宗年轻（23岁）气盛，跃跃欲试，令群臣讨论亲征计划。
吏部尚书王直联合中央各部门主管上奏劝谏亲征。他们认为，对付也先入寇，应该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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