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不能有所突破，双方再次陷入僵局。为了鼓舞士气，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在衡州称帝，建元昭武。登极仪式极为草率，又值大风雨，吴三桂上下都十分狼狈。随后，吴军欲开辟向闽南的通道，与郑经相呼应，于是以大兵攻永兴。清军野战失利，都统宜理布等大将阵亡，永兴城被困，形势紧迫。但八月间，吴三桂病死，吴军阵营大乱。主攻永兴的马宝闻讯自焚其营垒撤军还衡州，各处吴军守将也人心瓦解，丧失斗志。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清军向叛军发动总攻。勒尔锦终于渡江，收复今澧县；继任尚善的贝勒察尼取岳州、长沙；岳东、喇布部夺衡州；几路大军同时进军湘西。是年冬，西北绿营王进宝、赵良栋部分头入川，次年正月克保宁，王屏藩自尽。清廷及时调整军事部署，召各大将军回京，而以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出湖南，攻贵州；赖塔为平南大将军自广西入云南；赵良栋为云贵总督，由四川进发。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清三路大军相继入云南，吴军溃败不能成阵，三月，遂围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与大将郭壮图等固守孤城十余月，终因粮尽无援而生内变。吴世自杀，其所部开城迎降。三藩之乱平定。
捐纳制度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耿精忠等叛清，清军四处进剿，需要大批粮饷。为了解决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清廷决定大开捐纳之门。这年十月，有关部门定例：现任文武各官、乡绅捐银200两至500两或米400石至1000石，分别允许记录一次至三次或加一级；禀生、增生、附生、青衣及俊秀子弟捐银80两至200两不等，或米160石至400石不等，允许入监读书；商民捐银100两至250两或米200石至500石，给匾示旌或给九品、八品顶带荣身；以逃人盗案、钱粮拖欠及因公贻误革职的四品至九品官员，捐银150两至800两不等，给与原品顶带荣身。这个捐纳条例所规定朝廷对于捐纳的回报，大体都是属于荣誉性的，因而认捐者并不积极。
康熙帝朝服像第二年，军情更加紧迫，清廷的财政更加困难。这年十月，清廷为了进一步开拓财源，根据彭之凤的建议，又增设了新的捐纳项目。新增捐纳项目以授予实官为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凡因公诖误而革职的文武四品以下京官，道官、副将以下外官，江南等省抗粮案内革职官员人等，康熙十四年（1675年）以前之外官告病者，各捐银若干，准照原职复用；州县等候选官员捐银若干，准先用；进士捐银以中、行、评、博及内阁中书用；举人、教习、五贡、监生，各捐银若干，俱以知县用。大约在此前后，还开设了捐纳生员之例，捐银二百两就可进学成为文生。
康熙十四年的捐纳条款公然买卖实官，尽管在财政上小有补益，却大大混乱了清朝因袭明代而刚刚稳定下来的一整套官僚体系，因而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和指责。康熙十五年（1676年），左副都御史田六善首先反对捐纳生员，上疏力际其弊。他认为“从前黉宫之士，皆是读书之人，忽以二百两侧其中，则人皆不以之齿矣。”所以是“无益军需，徒伤国体”。田六善所言很有道理，捐纳生员之例不久也就停止，未对后世造成影响。
但是捐纳实官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开例捐输的收入已达二百多万两，数目确实较为可观。捐纳最多的是知县，已有五百余人，原本是由于缺多易得，才会踊跃争趋。但捐纳一多必然壅塞，要等候多年才能选入。因此有意捐官者也开始徘徊观望，捐纳的势头锐减。一些本来不满于捐纳实官的官员乘机提出“请敕部限期停止，慎重名器”。康熙十七年（1678年），御史陆藩祚再请停止捐纳知县，他在疏中说：“知县一官，刑名钱谷，实有专司，抚字摧科，皆宜尽善。但事例既行，人皆以奔走于功名，不得鉴衡流品。或生长富贵，未识诗书，或年力未强，不娴民社，一旦膺百里之任，不免措置乖方，有伤吏道。更有虑者，捐重资以邀禄仕，非必尽出于有余，既拮据于一时，势必取偿于百姓。”实际上，陆藩祚所列举的弊端已经发展得非常严重。康熙帝也懂得捐纳实官的弊处，但为了战争的关系，却不得不继续实行这种制度。在平定三藩之战结束之前，捐纳实官，特别是捐纳知县的作法一直没有停止下来。
为了防止捐纳官员贪墨渎职，康熙帝曾于十八年定例，捐纳官到任三年，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题参照例议处，其官箴有玷者，不给题参。但这一定例在实际上不可能认真执行，直到三藩之乱完全平定后，各项捐纳者得停办。
康熙前期开行的捐纳制度为后世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在康熙的中、后期，为了赈灾、修河、用兵等事又开过捐例。雍正时，知府以下官员均可捐纳。乾隆时则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击。政府虽由捐纳而获得了颇为可观的临时财政收入，但吏治由此大为败坏，冗官由此恶性膨胀，其消极作用是清朝的统治者们所始料未及。
博学鸿儒特科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康熙帝降谕务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第二年暮春，各地应荐者一百数十人聚于京师参加考试。这就是所谓己未博学鸿儒特科。
地球仪康熙十七年前后，清廷正在致力于平定三藩之乱。争取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也是清廷为孤立吴三桂等人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之一。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朝当局通过开制科的方式，一方面能网罗人才，减少最高统治者长期以来同汉族知识分子的隔阂，一方面也能向天下人显示其天下归心的欣欣向荣局面。由于意义重大，康熙帝对此事极为重视，在第一道上谕后又多次发布上谕，催促有关部门着实办理。
由于这一特科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一些以前明遗民自居和由于其他原因不愿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知识分子采取了温和的抵制态度。著名学者顾炎武才名闻于天下，大臣争相推荐，但他以死自誓，拒绝了推荐。著名史学家万斯同也是坚辞荐举。另外一些人被推荐后身不由己，只能以其他方式对抗。著名的思想家傅山，多次以老病推辞，却被官吏再三强迫，只得入京。但他到京后称疾野寺，又多次向礼部请求免试，终于得到批准。而另一位人称“关西夫子”的思想家李因笃运气却不好。他被人荐举后以母老家贫力辞不赴，但得不到准许，终于参加了考试。他的好友顾炎武为此讥其“非败其晚节，败必夭其天年矣。”但是大多数被荐举者还是以为荣耀，踊跃赴京的。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由各方面推荐并由礼部核准的应试者186人中的大部分已经聚集北京，其中不乏素负才名的学者和才子，如朱彝尊、陈维崧、尤侗、阎若璩等人。为了保障贫寒之士免于饥寒之困，户部按人定量给与了衣食。三月初一日，康熙帝亲自主持在体仁阁进行了考试，与试者共143人。试题为璇玑玉衡赋一篇，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一首。试后由大学士李、杜立德、冯德、掌院学士叶方霭阅卷，分判为四等。康熙帝又对等第名次稍作调整。无锡布衣严绳孙也是多次力辞不许，参加考试时就仅写了一首省耕诗，希望因此而落第，康熙帝却因其名声太大而迭为上卷之末。最后定榜，一等上上卷为彭孙等20名，二等上卷为李来泰等30名，其他三等四等不填榜内，总名为下第。
弹琴俑参加这次博学鸿儒特科考试的人员成分非常复杂，既有现职官员的京卿、道员、郎中、主事、中、行、评、博和知县，又有未仕的进士、举人，甚至百姓。由于是皇帝特设的科试，所以对中试者不论其原出身如何，一律入翰林院，分别任侍读、侍讲、编修、检讨，负责纂修明史。
己未特科一时称为盛典，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仇恨。有人称中试的翰林为“野翰林”。京中还流传开政治讽刺诗，说这些博学鸿儒们“若教修史真羞死，胜国君臣也皱眉。”其中选者们也多遭由科第进者倾轧，不能久在其任。
乾隆帝即位后，处处效法康熙，在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也举行了一次博学鸿词特科考试。这次应试者176人，分为诗赋和策论两场。第一场试题为五六天地之中合赋，以敬授民时圣人所先为韵，赋得山鸡舞镜得山字七言排律十二韵，和黄钟为万事根本论。第二场题经、史、制、策各一。试毕取一等刘纶等五人，二等十人，各授编修、检讨及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又补试取一等、二等共四人。翰隆时期的这次鸿博特科完全是仿效康熙时的旧制，但时势大不相同，已经没有了当时的重要政治意义，况且人才之盛也大不如前次，不免给人以效颦之感。
才子冒襄
第256章 清朝（10）（）
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江苏如皋人。父亲名起宗，明朝的副史。冒襄十岁时就能作诗，董其昌给他的诗作序。考上崇祯壬午年的副榜贡生，应授予推官之职，恰逢动乱发生，就没有出门做官。冒襄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商丘侯方域，并称“四公子”。冒襄少年时很有盛气，才华特高，尤其能够使人倾动。曾经在桃叶渡置酒席，与六君子之后人聚会，一时间名士都来相会。赐酒正酣，则发狂气放声悲歌，指责谩骂怀宁人阮大铖，阮大铖是原魏忠贤阉党一派的人。当时金陵城的各部歌舞，以怀宁人最盛，所唱歌词都出自阮大铖之手。阮大铖想要与其他社的人员结交通好，令歌者前来，冒襄与客人们一边骂一边称好，阮大铖听说此事更加对他怀恨在心。甲申年党狱案发，冒襄靠人相救才得免祸。家中本有园池亭馆一类胜处，回家后更加喜好客人，没有一天不招致客人的，家道自此衰落，他犹欣然不悔。
冒襄既已隐居不出，名气更加大起来了。清朝督抚荐他做监军，御史因他人才出众也推举他，他都借口父亲年迈而推辞。康熙年间，有人又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举荐他，他也不去。他的著述很多，流传于世的，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他的书法也绝妙，喜欢写大字，人们都喜欢珍藏他的作品。康熙三十二年去世，享年83岁，私下谥为潜孝先生。
名士傅山
傅山，字青主，是山西阳曲县人。他六岁时只吃黄精草，不吃粮食，强迫他吃，他才吃饭。他读书过目就能背诵。明朝末年，天下将有大战乱，那些名为士大夫的人，大都迂腐不堪，傅山为此很气愤，于是他含辛茹苦坚持气节，绝不屈节媚时。提学使袁继咸被巡按张孙振诬告，张孙振是宦官魏忠贤的党羽。傅山约同学曹良直等人去通政使衙门，三次上书替袁继咸申诉，巡抚吴生也认为袁继咸无罪，于是得以昭雪。傅山从此名闻天下。甲申年明朝灭亡后，他改为道士装，身穿大红道袍，住在土窑洞里，侍奉母亲。袁继咸在九江被俘，押往北京，他把在患难中作的诗寄给傅山，信中说：“我不敢有愧于我的朋友！”傅山看了来信失声痛哭，说道：“我也不敢辜负大人的期望！”
顺治十一年（1654年），傅山因河南案件的牵连被捕，他坚贞不屈，绝食九天，几乎饿死。他的弟子中有人想出绝妙的计策营救他，因而得以免祸。但傅山非常悔恨，以为不如早些死了为好，因而他整日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一天也不停止，盼望恢复明朝。等到天下大局已定，他才出门和人交往。
歌唱俑康熙十七年（1660年），朝廷举行博学鸿词考试，给事中李宗孔荐举他应试，他坚决推辞。有关部门用强制的手段，让夫役们把他捆在床上，抬着他进京。来到离京城二十里的地方，他誓死不入城。大学士冯溥首先来看望他，公卿大臣全都来到，傅山躺在床上，也不施迎送礼。魏象枢向皇帝上奏，说傅山年老有病，皇帝下令可免他考试，给他加内阁中书衔，以示恩宠。冯溥强迫他进宫谢恩，派人抬着他去，傅山看到大清门，止不住泪流满面，昏倒在地。魏象枢上前说：“好了，好了，这就是谢恩了。”第二天就要回乡，大学士冯溥以下的官员都出城为他送行。傅山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可以摆脱干扰，没有牵累了！”接着他又说：“如果后世人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