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二座，即王宫所在，是时宫室荡然。安南国王黎维祁藏匿民间，于当夜至清营谒见孙士毅，拜谢再造之德。二十二日，孙士毅入城传旨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并传檄广西巡抚送归其眷属。清廷以孙士毅等于一日之内克复安南国都，诏封孙士毅一等谋勇公，许世亨一等子，诸将皆赏赉有差。
阮文惠虽然兵败，但势力仍在。其大司马吴文楚等退回清花后，称言清军势大，而阮文惠不以为然，笑道：“何事张皇，彼自来送死耳。”遂亲率将士渡河北上，过清花时征兵至八万，驻军于寿鹤，谋袭清军，先派人至清营假意请降，以麻痹清军，并探其虚实。先是，在清军克复河内后，清廷因安南残破空虚，无力供给大军粮草，全赖自内地转输，所征夫役达十余万人，且多染疾病，遂诏孙士毅班师。而孙士毅等时时以未能亲俘阮文惠为憾事，屡催黎维祁募人打造战船，准备直捣富春擒杀阮文惠，因黎维祁以人口离散，难以筹措为由一直拖延不办而未果。后又见阮文惠卑辞请降，故依然驻兵河内，并未遵旨撤兵。是年十二月，阮文惠兵至三叠山，黎维祁亲至清军大营问计。孙士毅因出关以来，所向克捷，骄傲轻敌，又误信阮军投降之说，故不以为意，防备空疏。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清军正在庆祝新年，忽闻阮军杀至，只得仓促应战。阮军以象群为前导，兵勇紧随其后，向清军阵地猛冲。清军抵挡不住，全军大乱，昏暗中自相践踏，死伤甚重。黎维祁带领眷属先逃，孙士毅抢渡富良江后，马上斩断浮桥以阻追兵，率残兵数千退回镇南关。提督许世亨、总兵尚维升、张朝龙、副将邢敦行、参将杨兴龙、王宣、英林等以下五千余人皆战死。正月初六，阮文惠重占河内。
孙士毅败退镇南关后，具疏自劾。乾隆帝念其已往之功，且变生意外，非尽为孙士毅之咎，故命其解职回京，另以尚书补用，调福康安为两广总督，驰赴镇南关代统其众，又命海禄为广西提督，协助福康安办理善后事宜。
阮文惠虽然击败清军，重占河内，但其内部尚不稳固，与其兄阮文岳各不相容，又与暹罗发生战事，故深恐清军再次进讨，遂改名阮光平，数次遣使向清军谢罪请和，表示愿投诚纳贡，皆为清廷严词拒绝。后阮光平又遣其亲侄阮光显至镇南关，恳请进京入觐，且请求准许阮光平于明年亲至京师为乾隆帝恭祝八旬万寿，并送还被俘清军官兵，惩处杀死许世亨等人的凶犯，为许世亨立庙祭奠。是年六月，清廷以安南地处蛮荒，征剿不易，且黎维祁优柔废弛，二弃其国，即所须册印亦不能守，难以存立，阮光平既愿奉表称臣，遂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旋命黎维祁率其所属来京，归入汉军旗，编成一佐领，使黎维祁掌管。从此两国关系又恢复正常。
扬州八家
清初，皇室即扶持绘画，由此而有“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为代表的正统派据画坛主流，他们以摹古为主旨，崇尚董、王和元季四大家，讲究笔墨趣味，技巧功力深厚，然内容上缺乏生气。他们的山水画风影响了整个清代。
与之同时，在江南地区，却出现了一批反正统派的画家，如以弘仁、髡残、石涛、朱耷为代表的所谓“四僧”，以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以弘仁、查士标、梅清为代表的“新安派”等。他们多是明末遗民，政治上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艺术上主张抒发个性，反对因循守制，故其作品感情真挚、强烈，风格独特、新颖。如石涛，本姓朱，明宗室后裔，怀国破族灭之怆然之情，出家为僧，参禅证道与漫游名山，康熙朝时，画名播扬四方，长山水、竹兰，有苍郁恣肆之风格。朱耷也是明朝宗室，19岁遭国破家亡之难，心情悲愤，装哑扮傻，23岁出家为僧，由长期积郁而成颠狂之疾，故其绘画也以象征手法寄主观情感，画鱼、鸟，曾作“白眼向人”状。
康熙末年至乾隆、嘉庆间，随着政权的巩固，疆域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东南的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扬州位于江、淮之间，濒临运河，故为南漕北运之必经之地，又两淮盐利甲天下，扬州属两淮转运使的驻地，盐商鳞集，从而使其逐渐发展为东南一大都会。是时，财力雄厚的商人又极附庸风雅，不惜金钱建筑园林，演奏戏曲，收藏书画古玩，举行诗文宴集，扬州城内文化生活甚盛，也吸引了举国众多文人艺家。尤其于画坛，各地画家纷纷奔赴于扬州，形成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绘画新潮。他们既适应了绘画与商人的结合，又因市民意识的影响，扩大了思路，并要求有一种新的革新与独创。
“八怪”因历代提法不一，而无确定指称，一般列入其中的有金农、黄慎、郑燮、李鱼单、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华嵒、高凤翔、边寿民、闵贞、李勉、陈撰、杨法等。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阶层，有的经过科举入仕，但终以卖画谋生，生活贫苦，故对世态炎凉颇多体会，又以此形成了孤傲不羁的性格，行为狂放，借画而抒胸臆之气，表达清高的人品。他们的作品，常以“四君子”的梅、兰、竹、菊为题材，善运用水墨写意技法，注重书、画、诗的结合，风格独特而韵味深长。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开仓赈灾，被诬告贪婪，罢官归家。后到扬州以卖画为生，擅长水墨写意，善兰、竹、石，尤精墨竹。其笔下之竹，往往是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化身，因此多有一种挺劲孤直的不驯之气。在艺术手法上，他提出“意在笔先”，并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用墨干淡并兼，笔法瘦劲挺拔，布局疏密相间，以少胜多，具有“清癯雅脱”的意趣。另还重视诗、书、画三者的配合，以诗文点题，将书法题识穿插于画面形象之中，尤将书法用笔融于绘画之中，从而进一步发挥了文人画的特点。留有代表作墨竹图轴、兰竹图轴等。
第271章 清朝（25）（）
竹石兰花图金农，字寿门，号冬心，浙江仁和人。博学多才，精篆刻、鉴定，举博学鸿词科落选，心情抑郁，周游四方，晚年以寓扬州为主，又往返于杭州、汉阳等地。与厉鹗、汪士慎等名人交游。他作画兼善山水、人物、花鸟，尤工墨梅。画梅常以淡墨画干，浓墨写枝，并参以金石笔意，而形成质朴、苍老的风格，有冰雪之交梅画册存世。山水画重意境，画面简略。笔墨雅拙，有山水人物画册存世。金农的绘画在当时影响颇大，被称为是“八怪”之首。
李鱼单，字宗扬，号复堂，江苏兴化人。康熙二十六岁中举，三十岁曾从奉内廷，后出任山东滕县知县，因触犯大吏而罢归，到扬州以卖画为生。李鱼单幼年学画，在扬州从石涛笔法中得到启发，遂以破笔泼墨作画。所作花卉，放笔写意，不拘法度，而得天趣。
黄慎，字恭懋，福建宁化人。早年以上官周为师，多作工笔，中年后变为粗笔写意，工人物、山水、花鸟，又尤以人物为长，多表现放闲优游情趣。
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安徽歙县人。一生清贫，居扬州以绘画为生。性爱梅花，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所作梅花以画蕊繁枝见称，清淡秀雅。
李方膺，也以画梅著称，所作梅花瘦硬见称，苍劲矫健，暗香波动；所作松石兰竹也简逸传神。
高翔，艺术上深受石涛影响，以画山水著称，用笔洗练，有立体感，又善画梅，与金农、汪士慎、罗骋并称“画梅圣手”。
华嵒也长住扬州，靠卖画为生，以花鸟画闻名，用兼工带写的小写意作法，对后世影响较大。
高凤翰，因晚年改用左手绘画，被称为“留左生”，善画山水与花卉，与扬州派同风格。
扬州画派是清代绘画艺术的高峰，对绘画意境的开拓和笔法的革新都很有成效。由于它在绘画上的重要地位，当时如“新安画派”的渐江、查士标、汪之瑞等，还有皖派著名书法家戴本孝、梅清、萧云从、梅庚、巴慰祖、方士庶等，“金陵八家”之首的龚贤，都曾长期来扬州寓居，时称“槎南二周”的昆山画家周笠等，也常往返于扬州。各种流派与风格互相竞争、取长补短，推动了清代画坛的兴盛。
“浓墨宰相”刘墉
刘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从翰林编修升任为翰林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的父亲刘统勋犯了失职罪，连刘墉也罢了官，逮捕入狱。后来乾隆皇帝宽谅了刘统勋，赏刘墉为翰林院编修、提督安徽学政。他上书朝廷，请求州县官员束约当地贡生监生的不法行为，并责成州县考察他们的优劣。又提督江苏学政，上书陈述府县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他们怕刁民，怕贡生监生，也怕办事的吏员衙役，软弱无所作为。皇帝嘉奖他懂得政事，命令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人大力清除这种不良风气。朝廷任命刘墉为山西太原府知府，又升任冀宁道道台。因他任知府时对下属的贪污行为失察，发配到西北军中效力。过了一年放回京城，命他在修书处办事。不久，因他的父亲刘统勋有功，加恩于刘墉，乾隆皇帝下令仍用他为知府，于是任他为江苏江宁知府。在任有为官清正廉洁的名声。又升他为陕西按察使。因父亲去世，在家守丧，丧期满后，任他为内阁学士，在南书房主事办案。迁任户部、吏部二部侍郎。又外任为湖南巡抚，迁任左都御史，仍然在南书房办事。乾隆皇帝命他和尚书和黄鹑ド蕉罄硌哺Ч┨拔垡话福罄淼檬担蚊げ可惺椋淙紊鲜榉孔苁Ω怠Ｓ执碇绷プ芏剑挝齑笱俊Ｇ∥迨哪辏�1789年），因他是诸皇子的师傅，但久不入书房尽师傅之责，被降为侍郎衔的官员。不久，任他为内阁学士，三次升迁为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年），任体仁阁大学士，皇帝命他和尚书庆桂一起去山东审察条件，并调查黄河决口的情况，他上书请求拓宽疏浚下游的河道。嘉庆四年，加太子少保衔。他上书陈述漕运事务，反映有关部门佥派漕运夫役不严肃从事，以致发生中途盗米情况，因而有凿破船只沉入水中的事情，有的把船舵和桅杆也卖了，虽然有船而不能使用，他请求命令各省派漕运夫役应从富实人家挑选。他的建议都得到批准执行。嘉庆九年（1804年）去世，终年85岁，朝廷追赠他太子太保衔，并入祀贤良祠，赠谥号为“文清”。刘墉擅长书法，在当时很著名。
钦定西藏章程
清朝在定鼎北京之初，统一全国的大业尚未彻底完成，其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也不能不显得鞭长莫及，只有利用已经归顺清朝的和硕特蒙古领袖，当时西藏地方的掌权人顾实汗对西藏实行间接统治。1681—1683年的拉达克战争之后，黄教集团与和硕特贵族的关系日渐恶化，并最终导致双方的武装冲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顾实汗的后裔拉藏汗执杀第巴桑结嘉措，经清政府同意而废黜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另立阿旺伊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但没有得到西藏黄教上层的认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政府认为西藏事务不便命拉藏汗独理，因此派侍郎赫寿前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清廷直接派官管理西藏实肇端于此。
如来立像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驱逐准噶尔扰藏势力之后，清政府趁机废除和硕特部在西藏建立的地方政权，改由清政府直接任命的若干噶伦共同负责西藏地方政务，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施政。当时，清政府任命康济鼐、隆布鼐、阿尔布巴、颇罗鼐、札尔鼐为噶伦，其目的在于使其彼此牵制而任何一人都不能独断专行。然而，在清政府在西藏实行的分权政策维持了数年安定局面之后，西藏地方掌握实权的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公开暴露出来。岳钟琪根据到藏访查情形的王刚的汇报向朝廷陈奏说：“康济鼐公直不要钱，番民畏服，但恃功自大，是其所短，其阿尔布巴等待人和好，一味取悦同事，然皆性贪要钱，番民多不畏惧，察其情状，阿尔布巴与康济鼐接见之时，虽极谦谨，貌似相和，然未免与隆巴布等人相联一气，而康济鼐则孑然孤立者也。”雍正帝鉴于西藏地方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不和的情况，于雍正五年（1727年）任命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为驻藏大臣，前往西藏直接监督西藏地方政府，调解阿尔布巴等人与康济鼐的矛盾，安定西藏政局。清政府派遣驻藏大臣始于此。
乾隆十五年（1750年）平定珠尔墨特叛乱之后，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