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以往犯侵贪罪的文武官员只要于限内完赃，即可减轻发落的旧俗，下令将乾隆元年以来侵贪重犯陆续发往军台效力，并规定以后均照此办理。乾隆十八年（1753年），加重对禁卒受贿放纵囚犯之罪的处罚，以被纵囚犯之罪加在纵囚禁卒身上，“全律科断”。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宣布废止以往“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之例”，以使侵亏官犯知“法在所不赦”；又停止重犯捐赎旧例，堵塞了他们逃脱和减轻罪责之途径。乾隆三十年（1765年），增定“侵盗仓库银钱入己例，”规定除千两以上者仍照旧例斩监候外，对千两以下者亦分为三等加重处罚。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增定“亏空银粮入己，限内完赃不准减等”之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规定，官员犯贪赃之罪，除照旧例议处推荐上司之外，还要对不先所查参的臬、道、府及督抚等分别给予降级、调用等处分。除以上对旧例的八条删改外，乾隆帝还根据具体情况新定了八条严惩贪污的法律。乾隆十二年（1747年），新定侵贪官犯“限满拟入情实”之例，以杜绝其“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之心。乾隆十三年（1748年），新定“代赔帑项限期不完”之罪，不准纳赎，使此后不仅上司代赔之事普遍存在，且父死子赔、父赃子偿之事也时有发生。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新定对驿站奏销各官多支钱粮利己之罪的惩罚条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新定“得受贿赂顶认正凶”罪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规定凡因贪污等罪遭斥革者，不准继承恩骑尉世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规定凡“蠹役犯赃”，一律刺字，以防其“日久事冷，钻营复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定凡“白役诈赃逼命之案”，正役分别问拟，以防止白、正各役串通舞弊。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规定凡督抚衙门交首县、中军等下属购物者，督抚照“违制杖一百私罪律”革职，首县、中军等照“溺职例”革职，以杜绝上官利用职权侵贪、科索下属和下官巧借名目贿赂、馈送上司之风。另外，乾隆帝还规定严禁各部需索，严禁省级官员设立管家门人收受红包，严禁上司留请属官用膳时勒索“押席银两”等等，丰富了乾隆惩贪的内容。
乾隆威弧射鹿图尽管乾隆帝制订了一系列惩办贪官污吏的律例条文，但因其时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已日渐腐朽没落，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之弊根深蒂固，再加上乾隆帝本人的穷奢极欲，使乾隆朝贪污之风不但未能消除，反愈演愈烈。一些科举出身之人，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为的就是作官发财，“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而那些捐纳出身的官吏，更视作官为作买卖，以本求利，一旦获得“肥缺”，自然不遗余力地搜刮。一些地方督抚、藩司等官，或与下属串通一气，徇私舞弊；或包庇纵容，坐地分赃。对此，乾隆帝以严刑峻法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借制造金炉进贡之机，在采购黄金时压低金价，中饱私囊，乾隆帝诏赐恒文自尽，郭一裕充军。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两淮盐政以筹措乾隆帝南巡费用为名，私定每一盐引交银三两，后查出历年所提盐引银达1090万两，除部分用于南巡费用外，大多被两淮盐政侵吞。于是曾任两淮盐政的高恒、普福及盐运使卢见曾被杀。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大学士阿桂奉旨查办甘肃藩库捐监粮米之弊，查出前任藩司王望勾结属下借收捐监粮之机，捏灾冒赈，朋分公帑，通省官员“竟无一人结己奉公”。于是陕甘总督勒尔谨诏赐自尽。王望、兰州知府蒋全迪、臬兰知县程栋等处斩，接任藩司王廷赞处绞，总计受此案牵连被杀者22人，革职拿问者八十余人，并停止甘肃捐监。后闽浙总督陈辉祖因在查抄王望家产时，以银换金，隐藏玉器，抽换朝珠，将王望赃物占为己有，加以闽浙两省钱粮亏空很多，遂令陈辉祖自尽。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月，闽浙总督伍拉纳因在任内侵吞库银85000余两、收受盐规银15万两，受厦门同知黄奠邦馈银9000余两；福建巡抚浦霖因婪索馈银，贪污不法，其家存银28万余两、金七百余两：按察使钱受椿在审案时私向伍拉纳、浦霖抽换案卷，藐法徇情，均被斩首。终乾隆一朝，因贪赃而被处死的二品以上大员达30人之多。
应当指出，乾隆惩治贪污虽然大张旗鼓，但很不彻底，往往凭个人好恶，任意更改成法。一些贪官污吏因得乾隆帝赏识而一直确保官位；有些虽被革职，甚至“拟斩”，却终究官复原职。特别是乾隆后期，最大的贪官和因受乾隆帝宠信，把持朝政达二十余年，更使朝政腐败，贪污成风，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危机日益恶化，终于导致了嘉庆初年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白莲教起义
乾隆年间，虽然是太平盛世，但朝廷的奢侈腐化，给百姓带来更多的痛苦。苛捐杂税风起，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又乘机敲骨吸髓，迫使百姓反清的义旗又重新举起。
白莲教起源于南宋。元朝末年，韩林儿、刘福通就利用白莲教组织起反元的农民大起义。明朝末年，徐鸿儒等也利用白莲教举事。清朝初期在反清复明思想意识的影响下，白莲教起义无论从人数上还是声势上都是相当可观的。但在康熙到乾隆初期，清朝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有保障。白莲教也只是一个秘密组织。乾隆三十九年，各地赋税加重，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激起百姓铤而走险。此时，白莲教开始蔓延起来。白莲教的教义：人人一律平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决心同生死，共患难等等，更加深入人心。
山东、直隶一带，很久以来就在民间流传着白莲教，王伦起义就是白莲教的一支——清水教组织和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王伦是山东寿张县党家庄人，精拳棒，善医术，为人慷慨好施，济危扶贫，为人治病不受报酬。他经常来往于寿张、堂邑、阳谷等县，念经聚会、传授符咒，在乡民中威信很高，也使清水教在群众中有了一定基础。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寿张县等地歉收，但地方官却额外加派，矛盾加剧。寿张县知县沈齐义怕群众起义，遂派差役大捕清水教徒，王伦闻讯后立即着手准备起义。
九月，王伦在寿张县党家庄聚众起义，联络堂邑县王经隆共同攻入寿张县城，杀死知县沈齐义。攻入城中后，王伦自称“真紫微星”，设置元帅、先行、国公等官职，于十月乘胜攻克阳谷县，击毙游击赵福，兖州镇总兵逃脱，王伦又乘胜攻克了堂邑县。
第273章 清朝（27）（）
这时起义队伍不断扩大，数日之内聚集义军二千余人。而且起义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于贫苦百姓秋毫不犯，一时加入义军百姓激增。消息传到热河，正在行宫的乾隆帝急命大学士舒赫德赴山东督师，又命额附那旺多济尔、左都御史阿恩哈率兵镇压。
十月十六日，起义军在攻克堂邑县后，攻取了漕运要地临清旧城。起义军虽只持镰刀菜刀等物，尚无火器马匹，但作战非常英勇。尤其是首领王伦，手持两刀，在敌阵中犹入无人之境，声威甚高，以至于清军望其影而枪炮尽放而逃，这也反映了当时清军厌战和日趋腐朽。
占领临清旧城后，王伦虽用缴获的大炮攻城，但没有立即攻取，以至于舒赫德的援军及时赶到，与原有的清军一齐向起义军反扑。月底，清军两路攻打临清，义军被迫退入旧城内，利用城内狭窄的巷道与清军周旋。其首领杨五、乌三等皆与清军战至最后牺牲。
城破后，王伦坚守原河南巡抚汪灏院内，继续与清军战斗。为避免被清军生俘，王伦在院内小楼上举火自焚。据目睹者回忆说，“火热剧烈时，王伦的头发和胡须已烧焦，却仍然端坐不动”，直至最后牺牲。
王伦的白莲教起义失败了。但官军血洗临清旧城更激起百姓愤怒，反清的斗争又转入秘密之中。乾隆末年白莲教再度举义旗，声势浩大，蔓延极广。开始由枝江县刘云协、张正漠、聂杰人等领导的白莲教，一举攻克枝江县，并进兵留阳县。留阳县令得知白莲教占领了枝江，立即召集书办、衙役商讨对策。不料，这些人全是白莲教徒，县令想逃都来不及了，当场被杀死。一时间白莲教在楚、豫、秦、蜀纷纷起来响应。其中襄阳王聪儿领导的白莲教，规模最大，响应的也最早。
王聪儿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学艺练武，不到十岁就以卖艺为生。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才算有了个依靠。他们借着到处闯江湖，跑码头，走乡镇，流浪卖艺之便，借用元代白莲教活动在民间留下的深远影响，披着白莲教的外衣，煽动群众反清起义，二人很快成为湖北襄阳一带的教首。不过，在封建社会里，劳动妇女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受尽折磨、苦难。作为女艺人，当属“娼优”之例，连一般劳动妇女都不如，受尽了官府、恶霸、劣绅、地头蛇的欺负和凌辱。压迫越重，反抗越烈，她总盼着有个出头之日。现今，她成为白莲教大起义的领袖。
过了破五，转眼间要到嘉庆元年元宵佳节（1796年2月23日）。在灯节前夕，王聪儿、齐林等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商定在这一天，趁万民观灯、官员与民同乐、州县疏于戒备之时，高举大旗宣布起义。不料，起义还没有举行，就被人告密，筹备起义的壮士被官兵重重包围，齐林等百余人被捕，惨遭清王朝杀害。
王聪儿并没有被敌人的大屠杀吓倒，更激起为死难烈士、为丈夫报仇雪恨的决心。同年三月十日，她带领数千人在襄阳东南齐林的故乡黄龙荡举行起义。众人一致推举王聪儿为“总教师”。这一职务在白莲教内享有崇高的地位，作战时包括统帅在内的各级将领，都得听从她的号令、指挥。
在王聪儿率领下，起义军北上击败清军，取得吕堰驿大捷。这时，各地的白莲教教徒纷纷响应来投，许多人在出征前火焚自家的茅屋，以表示壮士一去不复还，誓与清王朝斗争到底的决心。起义军士气高昂，作战勇敢，转战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之处，节节克敌，路路奏凯，队伍发展到数万之众。
远在北京紫禁城内的嘉庆皇帝闻知，坐卧不宁，寝食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他诏令十余省的骑兵、步兵开赴湖北、河南镇压起义军。六月，清军为挽回败局，大举进犯襄阳东北之吕堰、双沟，妄图歼灭起义军主力。王聪儿识破清军阴谋诡计，当即挥师南下，攻占数个州县，最后夺取孝感城，吓得离此地百里之外的武昌太守宣布全城戒严。要不是天降历年罕见的大雨，道路泥泞，不宜行军，起义军很有可能攻克武昌。
为甩开数万清军的追击，王聪儿决定乘虚回师直插河南。十一月，四川白莲教起义成功，王聪儿决定两军联合作战，率军入川会师。她制定了“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的避实就虚的机动灵活战术，入豫西，进陕南，嘉庆二年（公元1757年）在四川达县、东乡两军胜利会师。两军合编为八路，王聪儿被推为八路兵马总指挥。她率领“襄阳”起义军，长驱直入，逼进襄阳、樊城。王聪儿率军巧妙与清军周旋，行程数千里，直拖得清军人困马乏，几乎溃不成军。用嘉庆皇帝的话说，就是“徒劳兵勇力，疲于奔命焉”！待清军调集主力，拟与起义军决一死战时，她又率军进陕、入川。两军会合后，他们进入川、陕、鄂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转战各地，使清军长途跋涉多次围剿扑空。
嘉庆三年（1798年）初，王聪儿挥师北上，进军宝鸡、岐山，攻破县、周至，直逼西安。当清调兵遣将，以图再战时，她又率起义军乘胜进入湖北。这次，由于各路起义军相距甚远，配合不利，王聪儿部在三岔河遭到清军重重包围。王聪儿镇定指挥，分兵固守山头，击败清军多次疯狂进攻。可是，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孤军无援，矢尽粮绝，四月二十一日，起义军防线被清军突破，伤亡惨重。剩下为数不多的起义军也不屈服，先用大石头砸击敌人，后与敌人肉搏，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年仅二十二岁的王聪儿，多次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招安诱降后，带领十几名护卫女兵且战且退，最后登上山顶，众姐妹一起舍身跳崖，壮烈牺牲。
这次白莲教反清斗争从乾隆末年，一直战斗到嘉庆九年八月，是白莲教反清斗争时间最长、声势最大、人数最多、规模最广的一次，它预示着清王朝将由鼎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