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标志着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的开端。
马关条约三国干涉还辽
1895年4月17日，对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李鸿章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咄咄逼人的日本政府代表的注视下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历时约九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落下了帷幕。
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中法战争时被罢职的奕�为总理衙门大臣，寻求外国调停，对日求和。10月，奕�亲自出面，乞求英国联合美、俄、德等国进行调停。11月初，当日军侵入辽东后，清政府又转请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要求列强干涉。1895年1月，清政府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这时，正值日军攻打威海卫，日本政府借口清政府求和代表“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张、邵二人在广岛住了10天，一事无成，被迫回国。威海卫失守后，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求和。3月14日，李鸿章带着伍廷芳、美国顾问科士达以及儿子李经方前往日本。20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开始谈判。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乞求为清朝“稍留体面”，而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则动辄以战争再起相要挟，肆意勒索。24日，暴徒小山丰太郎还以李鸿章为他们勒索的重要障碍，竟枪击李鸿章于回旅馆途中，伤其左眼下角。按照国际惯例，日本当局对作为外交代表的李鸿章受到伤害，负有严重责任。一些国家纷纷谴责日本政府。日本统治者很担心由此横生枝节，而使日本对中国的勒索“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然而，李鸿章等人却依旧卑躬屈节。据陆奥宗光回忆，当他来到李鸿章病榻前探望时，看到李鸿章尽管包扎伤口的纱布蒙住了一只眼睛，还眯起另一只眼睛，流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与他攀谈，一再感谢日本方面的“厚待”，乞求尽早举行条约谈判。日本政府怕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同时也由于无力继续作战，遂于3月30日签订休战条约。但休战期仅21天，而且只限于北方地区的休战。日本侵略军利用停战议和的时间，占领了我国澎湖列岛。
4月1日，日本提出一个漫天要价的和约底稿，对李鸿章大肆威吓。14日，以“修正”底稿将“实价”拿出，要李鸿章“限四天内答复”，只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条约上签字。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时，只纳进口税，并在内地设栈寄存。
马关条约签订后第六天，沙俄因日本侵占辽东半岛危及它的利益，纠集法、德两国进行干涉，强迫日本放弃割让辽东半岛，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无力对抗，被迫接受三国条件。结果，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要向日本赔款库平银2亿两，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合计2�3亿两。使日本陡然成了腰包膨胀的暴发户。日本前外相井上馨又惊又喜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日本全年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个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的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三亿两，连本带利共6亿多两。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有政治条件，列强假此庞大债务攫取了大量权利，从经济上、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了中国。
反割让台湾斗争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民众义愤填膺，进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割让台湾的斗争浪潮。在京赶考的台湾举人上书督察院，强烈抗议清政府割让台湾，表示台湾人民“如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台地军民必能舍生忘死”，为反抗日本侵占台湾奋战到底。台湾各界人士也以罢市、发表檄文、通电、上书等形式表示强烈抗议，表示要誓死守御，与山河共存亡。诸多民众拥到台湾巡抚衙门，抗议示威。台湾一带人民出发“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誓言，每天都有数以千百计的群众参加抗日义军。
台港民众发布的誓死抗日檄文六月二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割让台湾证书。实际上日军却早已于五月二十九日由近卫师团从冲绳中城湾出发，分两路进攻台湾。台湾巡抚唐景崧及大小官吏和当地一些地主豪绅，仓皇内渡逃命，使日军不战而胜，于六月七日入侵台北。
唐景崧逃跑后，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共同推举当时驻防台湾的刘永福为首领，领导抗战。
六月中旬，日军近卫师团由台北南犯，先后在新竹、台中、彰化、云林一带遭到台湾军民的激烈抵抗。当日军分兵三路进攻新竹时，刘永福派分统杨紫云为新竹守将，吴汤兴、姜绍祖率义军协同防御，与日军相持一个多月，多次打退日军进攻。在激战中，杨紫云苦战阵亡，姜绍祖力战不屈，最后壮烈牺牲，新竹沦陷。七月下旬，徐骧和刘永福联合反攻新竹，在城外三里的十八尖山上激战终日，大小战役二十余次，但因武器不良，只好退守大甲溪、台中、彰化一带。八月下旬，日军南犯大甲溪，徐骧和刘永福部将吴彭年同守大甲溪。吴彭年伏兵于大甲溪旁，突然出击，日军大败，溃退北渡，徐骧的伏兵又大呼横截，日军纷纷落水，死亡无数。激战数日后，因日军收买汉奸土匪袭击，日军才强取大甲溪。八月底，日军进犯彰化，抗日军民奋勇抵抗，双方在彭化东门外八卦山展开激战，击败日军主力师，日军少将山根信成毙命。后日军收买汉奸，由小路抄袭义军。义军拚死抵抗，吴汤兴率30人冲向敌阵，中炮牺牲，吴彭年率300勇士死守八卦山，全部英勇战死。徐骧率众冲锋肉搏，突出重围，退往台南。台中、彰化失陷后，刘永福急派王德林率军守嘉义城，派杨泗洪率军反攻彰化，高山族人民纷纷起来抗战，派遣700健儿参加徐骧的义军。义军虽多次反攻彰化，终因补充极度困难，无力克复。
手持原始武器的台港高山族抗日义士十月上旬，日军近卫师团在不断增援的情况下，倾巢出动海、陆、步、马、炮全力进攻，台湾军民英勇奋战，日军才用很大力气侵占了云林、大莆村。接着大举进犯嘉义。嘉义志士林昆岗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和守军王德标部合力抗击日军。王德林在城外设地雷诱敌，一举杀死敌人七百余。后来日军用大炮轰塌城墙，窜进城中，义军浴血巷战，逐街逐屋地争夺，杀伤日军无数，日军近卫师团团长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也受重伤而毙命。日军死伤甚重，气急败坏，疯狂进攻。而台湾军民死命苦战，林昆岗发誓说：“如果天命绝我台湾，今天一战当先把我打死！”闻者奋战。此时军民已饥困寡不敌众，林昆岗英勇战死，嘉义城破，王德林奋战阵亡。日军用了重大代价夺取了嘉义，接着包围台南。
第293章 清朝（47）（）
刘永福黑旗军和徐骧等路义军在嘉义失陷后仍坚持抗战。日军第二师团在台湾南部枋寮和台南以北的布袋口登陆，配合近卫师团夹攻台南。布袋口登陆日军与义军大战于曾文溪，徐骧率义军和高山族勇士死守曾文溪，战至枪弹继绝，仍持短刀迎击敌人。徐骧持刀督战，大呼“此地失守，台湾就完了，我是不愿偷生还大陆的。”于是与从者五十余人皆战死。十月中旬，日军夹攻台南府城，刘永福率军驻守安平炮台，城中绝食，守军溃散。十九日刘永福兵败返回大陆。二十一日台南沦陷。
台湾人民经过五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抗击了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2000多人。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在此后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时间里，台湾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侵略，要求返回祖国的斗争从未止息。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举国悲愤。第二年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这时恰值北京进行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三月八日，康有为同梁启超、梁小山自广州入京应试。云集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忧国心情都很沉重。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后，全国立即掀起反对割地求和的浪潮；京师舆论大哗，“士庶之心益愤，旦夕汹汹”，应试举人更是义愤填膺。四月二十二日，在康有为发动下，先有广东梁启超、湖南任锡纯等上百人联名到都察院上书请代奏，要求拒签对日和约；各省举人继之“连日并递”，致使“章满察院，衣冠塞途”；特别是台湾籍举人“垂泣而请命”，路人见了无不为之哀痛。康有为深感“士气可用”，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活动，于是就邀请十八省应试举人于五月一日在宣武门外的达智桥松筠庵谏草堂集会。会上，康有为登台演说，声泪俱下，痛陈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内容和不变法不足以救国的道理，提出大家要联合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朝政，变法维新。到会的举人一致决议联名上书皇帝，并公推康有为起草奏书。于是康有为昼夜疾书写就一万八千言上清帝第二书，又由梁启超、麦孟华赶抄数份分送给应试举人传阅，得到各省一千三百多举人的同意，并有六百零三人签名。五月二日，康有为率众举人将上清帝第二书递呈都察院，转奏光绪皇帝。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车接送被征举的士人进京，后世就将进京会试的举人称“公车”）。“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特别指出：台湾一割，民心散失，列强必将接踵而至，“外患内讧，祸在旦夕”。因此，向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长安、练兵抗战、变法图强四项主张。
第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应该先下“罪己诏”，如由皇帝“时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以“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士气耸动，慷慨效死”。其次，应下“明罚诏”，对主和辱国的、作战不力的将帅，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予以处罚；对将帅、疆吏有功绩者，予以旌赏。最后，应下“求才诏”，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主张迁都长安，扼守函谷关、潼关，奠定丰镐。这样，“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练兵着重选将和购械。选将“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再命各地绅士举办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假使有“忠义沉毅慷慨和兵之士”，要“不拘资格，悉令荐举”。购械则“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向外国广购枪炮，使“器械精利，有恃无恐”。
上述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至于“立国自强之策”则为“变法成天下之治”，应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
关于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其中，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二、铁路；三、机器轮舟；四、开矿；五、铸银；六、邮政。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主要是讲求西学，改革科举，普及教育；提出“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强调“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变通新法”，还改革官制，实行“议郎制”，每十万户中公举一有才能之“士”为“议郎”，供皇帝谘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开会讨论，实现“君民同体”、“共赞富强”。“公车上书”冲破了清朝政府的“士人干政”的禁令，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
“公车上书”受到了顽固派阻挠，都察院以马关条约“既以用宝，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因而此书没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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