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莫德尔（John Modell）：《家庭决定的生态学：1880～1920年费城的郊区化、学校教育和人口出生率》（An Ecology of Family Decisions： Suburbanization； Schooling and Fertility in Philadelphia； 1880…1920 ），选自《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1980年8月第6卷第4期，第397～417页。
在远西部和整个中西部工业地区，人口向郊区转移的势头尤其强劲。这些地区土地价格便宜，城市文化发育很不成熟。工人阶层向城市郊区迁移的原因显而易见，例如在1920年，一位芝加哥割肉工人愿意用他的“一套二楼四居室公寓住房”，换取远在西部郊区牧场山谷的一套“六居室住房及大院落”。蒂福德：前引书，第238～242页。
20世纪20年代，随着汽车用户注册数量激增，全国其他地区郊区化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其发展速度达到城市的两倍。《国家地理》杂志1923 年的报道指出，城市“正在向外扩展”。杰克逊：前引书，第176页。大萧条暂时延缓了人口的向外迁移速度，但这并没有减轻美国人向郊区迁移的渴望。斯科特·唐纳森（Scott Donaldson）：《郊区神话》（The Suburban Myth），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3页。1931年，当美国经济跌至最低谷时，赫伯特·胡佛总统指出：拥有自己的住房几乎是我们国家每个人的希望和志向，不管他住在宾馆，公寓还是多户分租住房里……
现代大都市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1）
二战后，美国郊区化的速度又一次加快，20世纪50年代，郊区人口显著增长，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84％。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通过了资助退伍军人的法律，拥有住房成为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80年代中期，美国所有家庭中的2/3拥有自己的住宅，家庭住房拥有率是经济繁荣的德国、瑞士、法国、英国和挪威的两倍。近3/4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会员和绝大多数结构完整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杰克逊：前引书，第7页；唐纳森：前引书，第4页。
曾经以农场和城市为主的美国，正在向郊区为主的国家转变。人们不再被限定在老城区或离城市中心不远的“城市电车郊区”，越来越多的郊区居民住在更加分散的新开发的郊区，如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长岛平原地带上兴起的莱维敦。弗雷德·西格尔（Fred Siegel）：《未来在这里发生：纽约、哥伦比亚特区、洛杉矶和美国大城市的命运》（The Future Once Happened Here： New York； DC； LA；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Big Cities），纽约，自由出版社，1997。为了让莱维敦之类的开发计划切实可行，纽约规划大家罗伯特·摩西曾帮助设计了道路系统，他了解这些新社区巨大的吸引力：
那些只有房屋颜色和所种植物略有区别的火柴盒式的普通郊区住宅，是成功的标志，在其他大陆上数以百万居民对此闻所未闻。狭小的住宅分块不仅反映了开发商的贪婪，也反映了房屋主人不愿修剪太多的草坪和清除太多的积雪的谨慎——这些细节历史学家很难知情。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城市死亡了吗？》（Are Cities Dead？），选自《大都市的价值冲突》（Metroplis： Values in Conflict），第53页。
历史学家乔恩·蒂福德解释说，郊区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排排没有尽头的草坪和车库，同时也反映了人们想“逃避现实又不得面对现实的复杂心理”。乔恩·C蒂福德（Jon C Teaford）：《后郊区时代：边缘城市的政府与政治》（PostSuburbia：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Edge Citie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第10页。郊区为从拥挤的城市归来和受原有的种族关系困扰的人们提供了临时休息的港湾。在那里，人们可以建立新的友谊和加入新的团体而不必顾及传统的社会习俗。小说家拉尔夫·马丁说，郊区宽敞的庭院、崭新的学校和公园仿佛是“孩子们的天堂”。拉尔夫·G马丁（Ralph G Martin）：《新的生活模式》（A New Life Style），选自路易斯·H马苏迪（Louis H Masotti）与杰弗里·K哈登（Jeffrey K Hadden）主编《转变中的郊区》（Suburbia in Transition），纽约，新观点出版社，1974，第14～21页；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纽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57，第331页。
“死一般沉睡”
显而易见，郊区赢得了数百万普通居民的青睐，但在当时富有经验的社会批评家和城市学者们中却不受欢迎。他们把新的城市边缘社区贬得一无是处，说它们不但破坏了自然景观，还造成了文化的荒漠。整个20世纪后半期，郊区使美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位置的小块土地的集合体”，“分裂了”国家的认同感并导致民族间界限的扩大。安德列斯·杜安尼（Andres Duany）、伊丽莎白·普雷特…赞贝特（Elizabeth PlaterZybeck）、杰夫·斯珀克（Jeff Sperk）：《郊区国家：无序扩张的兴起和美国梦的衰落》（Suburban Nation： The Rise of Spraw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cian Dream），纽约，北点出版社，2000，前言第7页，正文第59页。如20 世纪50 年代的诗人理查德·威尔伯的诗所写得那样：
在精神萎靡与麻木的夏日， 上中郊区死一般沉睡。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城市的前景》（The Urban Prospect），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68，第221页；唐纳森：前引书，第202页。当小块的郊区土地发展成为成熟的、有建制的社区，尤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它们常常会破坏当地久已存在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一位观察家写道，康涅狄格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工厂曾经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现已经倒闭，静静地荒废在那里。“山谷里，通勤者来回穿梭，从乏味的城市匆匆赶往郊区的家，他们的汽车前灯，让它感到了恐惧。”威廉·M多布里恩（William M Dobriner）：《郊区的阶级》（Class in Suburbia），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克立夫，学府出版社，1963，第140页。
对郊区最尖刻的批评往往来自执著的城市规划家和情绪激昂的城市居民。刘易斯·芒福德认为，郊区是“城市对立面”，它抽取了老城区的精华。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迁移到城市郊区，郊区正在把城市由创造性的中心变成被令人唾弃的“杂乱无章而四分五裂的城市集合体”。
对于向郊区迁移最多的指责集中在日益扩大的种族分裂局面，即大多数白人居住在郊区，而越来越多的黑人滞留在中心城市。很明显，一些新的郊区居民和迎合他们需要的开发商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1970年，将近95％的郊区居民是白人。作家威廉·怀特抱怨说：“在一些郊区，（你）很难看到一个黑人、穷人或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 杰克逊：前引书，第42页；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反城市》（The AntiCity），选自《大都市的价值冲突》，第69页；克拉克等：前引书，第469页；海斯：前引书，第7页。
过去多年居住在南部农村的非洲裔美国人，现在成为很多大城市的主要居民，尤其是北部和中西部大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超过51％的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在内城，而内城的白人人口仅为30％。蒂福德：《心脏地带的城市》，第232～244页；克拉克等：前引书，第418页。这种人口分布模式在底特律、纽瓦克、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和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等工业城市最明显。约翰·J哈里根（John J Harrigan）：《大都市中的政治变化》（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Metropolis），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6，第36～37页。
郊区和城市之间隔阂的日益扩大所引起的社会危机，有分裂国家的危险，并且加剧了中心城市的恶化。1968年刘易斯·芒福德令人信服地写道，美国城市“正在解体”。芒福德：《城市的前景》，第207页。当时许多城市似乎被违法、犯罪、吸食毒品等社会病症所吞噬。希默尔法布：前引书，第225～233页。《纽约时报》在1968年指责说：“社会混乱肆虐纽约。” 路易斯·M哈克（Louis M Hacker）：《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The Course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70，第351页。相比之下，郊区成为了白人躲避内城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的避难所。
“摩天大楼美如烈焰”
面对大量居民向郊区迁移和贫困居民积怨日益加深，中心城市竭尽全力以保全它们的历史优势。有人提出；新的技术造成了城市的蔓延，也能促成人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向城市集中。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能扫除阻碍城市发展的固有障碍，用更加现代的东西取而代之，古老的城市中心就会得救。
现代大都市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2）
在瑞士出生的建筑设计师查尔斯·埃德亚·基纳瑞特是这一观点最明确的推崇者，该设计师以柯勃彦这个名字广为人知。他对当时城市小别墅、小公寓和多户分租住房这种大杂烩居住模式不屑一顾。相反，他试图在商用大楼林立的旁边，竖起16层高的公寓大楼。他发表在《郊区居民》杂志上的理想是将居住、商业、娱乐和交通的功能分开，让城市居民享受到足够的绿地空间。
柯勃彦非常讨厌以前城市那种浪费空间和反现代的装饰风格。为确保城市的将来，他力劝城市要摧毁过时的一切。他甚至赞同苏联城市规划家拆除莫斯科多数历史建筑的举措，苏联在二战后建造的那些超大建筑群反映了他的观点。
他对纽约古老的棕色石头、市中心狭窄的街道和混合的建筑风格没有任何兴趣，就如同对克里姆林宫尖顶蒜头建筑不感兴趣的一样。对城市中大片租借公寓的肮脏、地铁里人流拥挤而造成的混乱，他感到惊骇。而曼哈顿大跨度的桥梁、高耸建筑的磅礴气势令他兴奋不已，他曾写道：“当黎明的曙光照在玻璃上时，摩天大楼如同美丽的烈焰。”
在他看来，纽约应该向更高的空中发展。柯勃彦想看到这样的城市：“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高耸入云，晶莹剔透，在繁茂的树木映衬下，显得更加清澈透亮。” 柯勃彦理想当中的纽约，应当是一座“梦幻般的、几乎是神秘的城市……一座挺拔高耸的城市，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虽然他希望欧洲重新在城市设计方面引领时代潮流，并将它们的文明建立的“宏伟庄严的成熟之上”，梅勒：前引书，第16、51页；李·科巴斯尔（Le Corbusier）：《明天的城市及其规划》（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弗雷德里克·埃切尔斯（Frederick Etchells）译，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第1～7页；雷布琴斯基：前引书，第158～159页；李·科巴斯尔（Le Corbusier）：《幻想中的灾难》（The Fairy Catastrophe），选自《帝国城市：穿越世纪的纽约》，第611～613页。但对那些钟情于欧洲大陆19 世纪的建筑风格的欧洲人而言，柯勃彦的城市理念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斗转星移，他的部分想法不仅在美国，还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的城市找到了知音，如在巴西、韩国、日本、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城市。
“伟大的成就”及其局限性
柯勃彦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观点给美国的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印记。1960～1972年，芝加哥中心的办公空间扩大了50％，而纽约的办公空间剧增74％，对城市高耸的建筑与天际背景勾勒出的轮廓，英国作家安姆瑞斯·琼斯曾这样描写：“其对比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有时候令人感到畏惧。”巍峨的塔楼也在其他城市，如波士顿、旧金山、休斯敦，甚至在洛杉矶耸立起来。琼斯：前引书，第99页。
世界首席现代建筑师之一的山崎建议说，恢弘的城市建筑折射了“我们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成就超然的社会”。马里安纳·莫吉列维奇（Mariana Mogilevich）：《大而差的建筑》（Big Bad Building），选自《美国城市的未来》（The Next American City）；罗伯特·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