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差的建筑》（Big Bad Building），选自《美国城市的未来》（The Next American City）；罗伯特·W·吉尔默（Robert W Gilmer）：《美国石油在城市的巩固：以休斯敦为例》（The Urban Consolidation of American Oil： The Case of Houston），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达拉斯、休斯敦分行，1998年6月6日。然而，这些混凝土与玻璃复合结构的“辉煌成就”要求现已存在的城市街区为此付出沉重大代价。由山崎设计并于1966～1977年兴建的命运多舛的世贸中心，不仅迫使周围原有的供电区里数千个小企业迁出，而且基本上把整个纽约西城与其他城区切割开来。罗伯特·费奇（Robert Fitch）：《纽约的暗杀》（The Assassination of New York），伦敦，沃休出版社，1993，前言第6～9页。
显而易见，这种大规模的城区重建没能阻止人口与企业向郊区迁移。事实上，正如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指出的那样，它反而加速了向郊区的分散。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全国人口增长超过6000万人，而中心城市的人口停滞不前，有些甚至出现负增长。到1990年，甚至连纽约人似乎对其万人仰慕的地位也丧失了信心。大约10个人当中有6个向民意测验调查员反映，如果可能，他们将选择其他地方居住。威托尔德·雷布金斯基（Witold Rybczynski）、彼得·利纳曼（Peter Linneman）：《收缩中的城市》（Shrinking Cities），摘自《沃顿房地产评论》（Wharton Real Estate Review），1997年秋季号；威廉·科恩布拉姆（William Kornblum）：《包围中的纽约》（New York Under Siege），选自苏姗娜·麦格雷格（Susanne Macgregor）、阿瑟·利波（Arthur Lipow）主编《另一个城市：纽约及伦敦的人们与政治》（The Other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New York and London），新泽西阿特兰蒂克海茨，休曼尼提斯出版社，1995，第37页；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保罗·杜·布鲁（Paul Du Brul）：《权力的滥用：永久的政府和纽约的衰落》（The Abuse of Power： The Permanent Government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纽约，维京出版社，1977，第18～24页。
工业城市最后的烦恼
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每两个城市出现人口增长，就会有三个城市出现人口流失。人口下降最严重的是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如圣路易斯、曼彻斯特、莱比锡等。一个世纪以前，它们引领着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潮流。在有些城市中，不仅中心城市出现空心化，其周围区域随之衰落，而且城市原有的高度认同意识已消退到令人难以辨识的地步。凯特·斯托尔（Kate Stohr）：《收缩中的城市综合症》（Shrinking Cities Syndrome），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2月5日出版；《伦敦恢复生机》（London es Back to Life），选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6年11月9日出版。小说家乔纳森·弗莱泽写到他的家乡时问道：是什么让城市中活着的人记不起逝者的年龄，并对他的去世没有遗憾？答案只有圣路易斯知晓。埃里克·桑德威斯（Eric Sandweiss）：《介绍》（Introduction），选自提姆·福克斯（Tim Fox）主编《我们住在哪里：圣路易斯社区指南》（Where We Live： A Guide to St Louis munities），圣路易斯，密苏里历史协会出版社，1995，第2页。
美国其他强大的世界级制造业中心——纽瓦克、克利夫兰、圣路易和底特律——的个性，如果不是被来自纽约的城市形象与理念超过，就是被洛杉矶或硅谷这样的城市新贵所超越。虽然这些城市的郊区相对健康发展，但它们不能构成主要的城市中心。历史学家乔恩·蒂福德指出，中西部城市已被转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殖民地……如同不受人注意的衣衫褴褛的妇人，炫耀着她昨日拥有过的文化时装”。这些昔日引以为荣的、独树一帜的城市灯塔，随着斗转星移，“受到了来自有卫星城的大都市发出的强有力的挑战”。蒂福德：《心脏地带的城市》，第244、255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3）
工业城市走向没落反映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日本，大阪、名古屋和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流失了最有天分的都市居民，丧失了许多有别于东京的城市特征。与其相似，曼彻斯特这样曾经的世界制造业巨擘，与拥有世界级的文化机构、全球广泛联系、商业广告代理云集的伦敦相比，逊色了许多。欧洲其他老工业中心，如都灵和杜塞尔多夫，也陷入停滞状态并走向衰落。安娜·塞格雷（Anna Segre）：《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都灵》（Turin in the 1980s），选自休·克劳特（Hugh Clout）主编《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Europes Cities in Europes Citie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乌得勒支，荷兰皇家地理学会，1994，第106页；冈特·格莱伯（Gunter Glebe），《杜塞尔多夫：经济的重新构建与人口变化》（Dusseldor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Demographic Transformation），选自《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第127页。
“普遍的渴望”
郊区在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取得了胜利，也横扫了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与选择居住在拥挤的公寓大楼相比，更多的人似乎把他们心中“更好的城市”定义为有更多的个人空间和隐私，甚至还要有一块私家草坪。著名的洛杉矶城市规划家意大利移民埃德加多·孔蒂尼解释说：
郊区住宅是每个移民的梦想，如同仆人想拥有自己的城堡一样的梦想。到这里来的欧洲人对郊区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再也不要住在公寓里！拥有自己的住宅是所有人普遍的渴望。杰克·罗森塔尔（Jack Rosenthal）：《外部城市：美国郊区骚动概览》（The Outer City： An Overview of Suburban Turmoil in the United States），选自马苏迪与哈登，前引书，第269页。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
拥有私人住宅的“普遍的渴望”早期出现在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前殖民城市。这些国家土地资源富足，城市居民利用土地优势很快地迁居城市边缘。到190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规模扩展的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位西班牙观察家评价说：“它简直不是一座城市，而是许多城市的连接组合。”在随后的整个20世纪，这种趋势没有减退。詹姆斯·R斯科比（James R Scobie）：《1870～1910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Buenos Aires： Plaza to Suburb； 1870…191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第191页；查尔斯·S萨金特（Charles S Sargent）：《1870～1930年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空间演进》（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Greater Buenos Aires； Argentina； 1870…1930），坦佩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974，第123～125页。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澳大利亚。1930年以后，随着农村人口的骤然下降，澳大利亚大城市周围郊区的发展和美国郊区一样迅速，在墨尔本和悉尼，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和美国一样，澳大利亚的知识分子总体上反对郊区化趋势，但人口照样被吸引到了文化相对滞后的地区。一位作家善意地写道，请“澳大利亚人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杰弗里·博尔顿（Geoffrey Bolton）：《牛津澳大利亚史：中间路线（1842～1968年）》（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The Middle Way），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第121～124页。
英国和现代“花园城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摧毁之后，英国的城市规划人员有意识地寻求将伦敦市中心拥挤的工业及人口向郊区转移。1943年首次启动的阿伯克龙比计划，重点强调发展“新城”，城外绿地环绕，旨在扩展首都的周边面积。芒福德：《城市的前景》，第236页；哈透格：前引书，第103页。
这个计划只是部分地得到了执行，但随后的数十年里，随着汽车使用量的增长，伦敦向郊区迁移的速度和其他地方一样迅速加快。1980～2000年，英国人口增长虽不明显，但建设面积却增加了两倍以上。理查德·罗杰斯、理查德·伯德特（Richard Rogers and Richard Burdett）：《让我们把更多的东西添进城市》（Lets Cram More into the City），摘自《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2000年5月22日出版。可能最为明显的是，在2000年大约有70％仍然居住在城市中心的居民向调查者反映，他们更喜欢住在其他地方。帕特里克·科林森（Patrick Collinson）：《财产：减速意味着更稳定的市场》（Property： A Slowdown Will Mean a Steadier Market），摘自《卫报》（The Guardian），2000年10月28日出版；《大都市的音乐》（The Music of the Metroplis），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7年8月2日出版。
伦敦这个头号国际化都市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郊区化趋势最为突出。二战后，伦敦周围向不可能在城市中心拥有自己住宅的城市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提供了住所。伦敦外城60％以上的居民拥有住房，是靠近城市中心人们拥有住房比例的两倍。埃姆里斯·琼斯（Emrys Jones）：《伦敦》（London），选自马太·多甘与约翰·D卡萨达（Mattei Dogan and John D Kasarda）主编《大都市时代》第二卷《大型城市》（The Metropolis Eras； vol 2； The Megacities），加利福尼亚纽伯里公园，传奇出版社，1988，第105页。
寻找实现“普遍的渴望”改变了区域的基本地理状况。1960年以后，伦敦市中心人口开始流失，而整个地区，尤其城市周边人口增长十分明显。哈透格：前引书，第121页。就像HG威尔斯一个世纪以前预言的那样，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甚至是中部正在迅速地变成伦敦广阔而分散的郊区。以致像肯特郡和康沃尔郡这样的曾经距离遥远的农村地区，也异想天开地想成为伦敦的住房供应市场。并非所有到乡下的人都要每天通勤，有些人一周内通勤两到三次，而平时在家里或卫星城的办公室里工作。亨利·特里克斯（Henry Tricks）：《逃离城市》（Escape from the City），摘自《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2003年10月12日出版。
现代大都市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4）
西欧的郊区化
尽管西欧的其他城市管理部门存在着强大的偏见，反对郊区发展和人口的低增长，但从这些城市也可以看出相似的城市人口分布模式。皮艾特罗·S尼沃拉（Pietro S Nivola）：《风景的规则：政治如何塑造欧洲和美国的城市》（Laws of the Landscape： How Politics Shape Cit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布鲁金斯出版社，1999，第27～28页；彼得·马库塞与罗纳德·范·肯彭（Peter Marcuse and Ronald van Kempen）：《结论：已改变的空间秩序》（Conclusion： A Changed Spatial Order），选自彼得·马库塞与罗纳德·范·肯彭主编《全球化中的城市：新的空间秩序？》（Globalizing Cities： A New Spatial Order？ ），伦敦，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0，第260页。20世纪80年代，马德里和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人口下降，而这些城市的周边地区人口急剧膨胀。曼维尔·巴伦苏埃拉与阿纳·奥利维（Manuel Valenzuela and Ana Olivera）：《马德里首都城市与大都市区》（Madrid Capital City and Metropolitan Region），选自《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第57～59页；格莱伯：前引书，第126～132页。这种趋势在欧洲最大的经济强国德国非常流行。尽管德国的城市规划者对中心城市社区比较偏爱，但也无法阻挡郊区化势头。杰弗里·M迪芬多夫（Jeffry M Diefendorf）：《美国对西欧的影响：跨大西洋视角中的美国化与西方化》（The American Impact o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德国历史学会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9年3月25日至27日。
在1970至1997年之间，德国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