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会会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9年3月25日至27日。
在1970至1997年之间，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中心城市人口下降，而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郊区人口急剧膨胀，向外延伸了30到50英里。就业随之向郊区迁移，导致中心城市就业机会减少，郊区地区就业人数增加。汉堡的发展模式与此类似。哈透格：前引书，第110～116页。
英国和美国一样，人口外迁反映了拥有住房是“普遍的渴望”，这一梦想只有在城市周边新开发的住宅区得以实现。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郊区拥有住房并不是抛弃大都市，只是人们“向幸福生活”迈出了一步。《讨论》（Discussion），选自《城市史研究》（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前引书，第278页。
欧洲城市的隔都现象
对城市犯罪的恐惧等诸多负面因素，也开始加速了欧洲主要城市人口的分散。埃里·利尔（Eli Lehrer）：《逍遥法外》（Crime Without Punishment），摘自《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2002年5月27日出版。 在一些城市，这种不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移民涌入城市造成的，他们多数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这些新来者是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劳动力缺乏而招募来的劳工，其中大多数人留了下来，随着欧洲大陆经济的衰退，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半失业或者失业状态。简·拉思（Jan Rath）：《族裔音乐主持人的游戏？阿姆斯特丹移民企业和小环境的延续》（A Game of Ethnic Musical Chairs？ Immigrant Businesses and the Alleged Formation and Succession of Niches in the Amsterdam Economy），选自索菲·鲍狄…杰德特与马科·马蒂内欧（Sophie BodyGendrot and Marco Martiniello）主编《欧洲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会融合与社会排斥的动力》（Minorities in European Citie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Exclusive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洪德密尔贝辛斯托克汉普郡，麦克米兰出版社，2000；《欧盟需要外国劳工但憎恨他们的成功》（EU Needs Foreign Workers but Resents Their Success），摘《印度人》（The Hindu），2001年8月3日出版；《犯罪与政治》（Crime and Politics），摘自《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2002年3月18日出版。
在许多地方，移民人口占当地人口的30％到40％，如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长期以来，这些城市地区非常平静，而现在这些移民的怨恨与日俱增，有时带有暴力成分。荷兰的埃德伍德·博默夫（Eduourd Bomhoff）和奈伯（Nyber）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詹尼弗·埃里克（Jennifer Ehrlich）：《慷慨的荷兰对移民似乎不那么慷慨》（Liberal Netherlands Bees Less So on Immigration），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3年12月19日出版；菲利普·里斯（Phillip Rees）、埃弗特·范·英霍夫（Evert van Imhoff）、海伦·德拉姆（Helen Durham）、马奇·库匹泽斯基（Marek Kupiszewski）、戴伦·史密斯（Darren Smith）：《欧洲国内移民与地区性的人口动力学：对荷兰的个案研究》（Internal Migration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Dynamics in Europe： Netherlands Case Study），欧洲议会，1998年8月出版。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聚集中心城市，他们成为城市中心的主要居民，而许多土生土长的荷兰人开始向城市周边开发的富裕郊区迁移。简·霍尔茨·凯（Jane Holtz Kay）：《在荷兰美国式城市扩张的压力》（In Holland； the Pressures of American Style Urban Sprawl），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02年10月3日出版。类似人口分布模式同样发生在邻近的城市布鲁塞尔。克里斯琴·凯斯里特（Christian Kestletoot）：《布鲁塞尔：后福特时代中福特空间背景中的两极分化》（Brussels： Post Fordist Polarization in a Fordist Spatial Canvas），选自《全球化城市》，前引书，第186～210页。
甚至在巴黎
甚至在巴黎这个长期以来的城市集中化的堡垒，也开始出现了人口向外迁移的现象。尽管人们认为巴黎人“偏好”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但许多巴黎居民也似乎像美国人一样，渴望郊区的生活方式。整个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产阶级家庭和就业岗位一道迁离城市中心，跨过更为贫困的靠近城市中心的移民聚集的郊区，迁到首都最边缘的“大花园地带”。马蒂内·伯杰（Martine Berger）：《生活空间的道路，就业与住房设备：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巴黎的大都市为例》（Trajectories in Living Space； Employment and Housing Stock： The Example of the Parisian Metropolis in the 1980s and 1990s），摘自《国际城市与地区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6年，第240～254页；菲埃罗：前引书，第19页；琼·罗伯特（Jean Robert）：《巴黎和拉得方斯新区：国家的首都，世界的城市》（Paris and the Ile de France： National Capital； World City），选自《二十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第17～22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五章 郊区的胜利（5）
日本的“花园城市”
二战之前，日本的城市规划人员被英国“花园城市”理念所吸引，虽然他们开发“花园城市”的努力由于二战时经济的需求半途而废。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城市郊区地价便宜，可供开发的空间易于得到，城市居民、部分企业向城市周边地区迁移的趋势凸显。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人口开始流失，周边社区的人口迅速增长。小型重工业城市人口外流现象非常严重，这些城市的经历同欧洲和北美的同类城市如出一辙。安德烈·索伦森（Andre Sorensen）：《次中心区和卫星城市：东京二十世纪规划多中心主义的经历》（Subcentres and Satellite Cities： Tokyos 20th Century Experience of Planned Polycentrism），选自《国际规划研究》（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y）第1期，第6页（2001年9月）；莫里斯：前引书，第263～264页。
20世纪70年代，东京这个发达国家中最大都市向外扩展的势头强劲。第一步是修建新宿、涩谷和池袋等新的城市次中心，以缓解原有核心区的压力。起初这些大规模开发是依照石川秀明的基本规划进行的，其城市分散理念也是在首都周围创建绿色环绕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次中心发展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这里有许多日本最高的建筑，像阳光塔、东京都厅等。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上升中的东京：大地震以来的城市》（Tokyo Rising： The City Since the Great Earthquake），纽约，诺普夫出版社，1990，第290～303页。在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带开发更多的绿色环绕带的计划没能成功。如同洛杉矶的奥姆斯特德规划一样，石川秀明的“花园城市”宏伟计划成为了经济私利和土地拥有者的政治权利的牺牲品。卡罗拉·海因：前引书，第309～342页。
东京城市中心地价日益飞涨，促使城市大规模向外扩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梦想拥有自己的住房，甚至是拥有只能放一张床位的公寓的想法也难以实现。为了能买得起住房，1970～1995年，有将近1000万人不得不居住在环绕中心城市的关东平原的郊区。索伦森：前引书；希尔与藤田：前引书，第11页；塞登斯蒂克：前引书，第336～337页。
现代大都市第十六章 后殖民时代的窘境（1）
卡洛斯·富恩特斯的第一部小说《那里的空气是清新的》中的人物戈兰蒂斯·加西亚生活在混凝土蔓延、“空气污浊令人窒息的城市，它如同油污，无休止地向外扩散”。这位鸡尾酒女招待吸入鼻腔的不是昔日墨西哥城遍地开放的花的香味，而是后街陈腐的垃圾、被人丢弃的烟头和动物腐尸发出的刺鼻气味。可见，这部小说的名字颇具讽刺意味。
墨西哥城向外扩展了620多平方英里，其范围之广超出了阿兹特克建造者和西班牙征服者的想象。在这个世界人口第二大城市，居民被杂乱无章的交通所吞噬，这里的烟雾使他们窒息，恶臭将他们降伏，犯罪使他们提心吊胆。《城市集落：2003年》（Urban Agglomerations 2003），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加西亚对古老城市周围壮美的自然风景一无所知。“她既不懂得什么是海，也不知道什么是山，不知道芥菜开什么花，太阳与地平线相会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壮观景象，欧楂果熟了会是什么味道，也不知任何淳朴之美。”卡洛斯·福恩特斯（Carlos Fuentes）：《那里的空气是清新的》（Where the Air Is Clear），萨姆·希尔曼（Sam Hileman）译，纽约，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克斯出版社，1971，第7页。
殖民地的遗产
如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一样，当时的墨西哥城既要加快发展，又要克服昔日殖民地的影响。在16世纪早期被西班牙占领时期，人们把这座城市叫做特诺奇蒂特兰，人口大约在8万人到30万人之间，超过西班牙，卡门：前引书，第13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15页。甚至欧洲的任何一座城市。利特文夫：前引书，第5、11页。这座阿兹特克人的首都在城市清洁、公共卫生和总体社会秩序方面，都超过疾病肆虐、规划无序的欧洲城市。瓦里安特：前引书，第127、138页。根据一些跟随科尔特斯探险的士兵说，特诺奇蒂特兰的姊妹城市特拉特洛科的市场，不论在规模还是商品的种类都超过了君士坦丁堡、罗马或西班牙的任何城市。迪亚斯：前引书，第215～219页。
如同征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样，西班牙人对墨西哥的征服摧毁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活方式。被征服几年之后，一位阿兹特克的诗人如是写道：
折断的长矛躺在路上……
房屋空徒四壁；
墙壁被鲜血染红。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遗产
就这样消失，消亡了；
勇士们的盾牌
也不能拯救它。引自大约1523～1528年那瓦特人法律（From Nahuatl codices； posed circa 1523…1528），选自费伦巴克前引书，第146页。
无论欧洲征服者们多么粗暴地蹂躏古老文明，他们都无法彻底毁灭被征服的城市，只是根据他们的城市形象来重塑它。伟大的征服者科尔特斯懂得被他摧毁的城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邀请城市的原有居民返回城市居住，并有意地将主要行政大楼建在中心宫殿的遗址上，现在名为索卡洛。哈道伊：前引书，第21页；费伦巴克：前引书，第189页；赖特：前引书，第199～200页。以同样的方式，他们的教会将大教堂建在了特诺奇蒂特兰宗教祭祀中心的遗址上——如同此前他们把大教堂建在充满仇恨的摩尔人所建的清真寺遗址之上一样。迪亚斯：前引书，第200页；瓦里安特：前引书，第172、257页；WW科林斯（W W Collins）：《西班牙的大教堂城市》（Cathedral Cities of Spain），纽约，陶德·曼德出版公司，1909，第19页。
事实证明，取代古代神权创始者远比复兴大都市要容易得多。科尔特斯向国王查理一世发誓，他要在那里创造一个伟大的城市，但墨西哥的复兴之路是如此的漫长。征服之后的两个多世纪，墨西哥的西班牙城市在经济上基本停滞不前，城市人口不到特诺奇蒂特兰时期的一半。哈道伊：前引书，第22～25页；费伦巴克：前引书，第147、159页；卡门：前引书，第95页；马克·D苏茨曼（Mark D Szuchman）：《幻想中城市——拉丁美洲城市文化的发展》（The City as Vision——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e in Latin America），选自吉尔伯特·M约瑟夫与马克·D苏茨曼（Gilbert M Joseph and Mark D Szuchman）主编《我看见一个不可征服的城市：拉丁美洲的城市肖像》（I Saw a City Invincible： Urban Portraits of Latin America），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