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加登城，安克出版社，1975，第4页；雷内·米隆（Rene Million）：《特奥蒂华坎主宰的最后岁月》（The Last Years of Teotihuacán Dominance），选自诺曼·约菲和乔治·L考吉尔（Norman Yoffee and Ceorge L Cowgill）主编《古代国家与文明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Ancient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91，第108～112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5～230页；加尔西拉索·德·拉·威加（Garcilasco de la Vega）：《印加人》（The Incas），玛丽亚·姚拉译，纽约，奥赖恩出版社，1961，第57、119页。在特诺奇蒂特兰兴起前1000年左右，离现在墨西哥城不远的特奥蒂华坎的主要街道“死亡大街”两旁有百余座神庙。
南部地区也是如此，玛雅和秘鲁的早期城市以神庙、宗教仪式和习俗为中心。在秘鲁北部的高地，公元前一千纪的查文文化的建设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这些建筑展现了查文文化的发达，也代表了南美洲西海岸城市文明未来的根基。J奥尔登·梅森（JAlden Mason）：《秘鲁古代文明》（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Peru），伦敦，企鹅出版社，1957，第40～48页。约2000年之后，印加人也在他们城市的中心建造神庙。印加社会笃信他们的统治者是神，而他们的都城库斯科是“世界的肚脐”。沙布洛夫：前引书，第28页；米隆：前引书，第108～112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5～230页；德·拉·威加：前引书，第57、119页。
一些历史学家和史学爱好者认为，文化可跨越遥远的距离进行传播（当然这种传播并不明显），他们试图以此来解释古代城市宗教起源的相似之处。或许也可以参考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观点，如美国的历史学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二章 权力的映射——帝国城市的兴起（1）
如果没有神圣空间的观念，实难想像城市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能发展起来。然而，城市居民需要到城墙之外发展，需要能够在地方领主、神或者他们的仆人所控制的范围之外拓居、旅行和贸易。
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曾经是众多小城邦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一个领袖的军事征服致使所有的权力转移到了一个城市，奠定了城市演化过程中下一个关键性阶段的基础。萨尔贡在公元前3400年左右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城邦，建成了最早的都城。
萨尔贡：帝国城市的创造者
在早期神圣之地的基础和传统之上，萨尔贡和其他早期帝国城市的建造者们精心营造自己的正统性。虽然新的统治者是闪米特人，不是苏美尔人，但他们仍出于宗教目的和维持诗歌及神话故事连续性的考虑而保持了原有的语言。在美索不达米亚，新征服者尊重旧秩序的传统贯穿了波斯、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的各个时期。哈蒙德：前引书，第56～57页；纳普：前引书，第156页。
在遵循神圣传统的同时，萨尔贡发起了将会永久改变城市体制的变革。他允许土地归私人所有，改变了土地只能归地方神的仆人所有的局面，以此从祭司的手中夺取经济控制权。国王成为掌控所有主要灌溉沟渠、建筑物以及商业的“首要商人”。纳普，前引书，第85～92页；HWF赛格斯（HWFSaggs）：《伟大属于巴比伦：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概述》（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A Sketch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the YigrisEuphrates Valley），纽约，霍索恩出版社，1962，第61页。
关键的是，萨尔贡打破了传统，拒绝采用任何一个已有的苏美尔城市作为他的新都。他在阿卡德建造了一个新的帝国中心，后来的巴比伦在此附近。与天然受到束缚的最初的城邦有所不同，萨尔贡的新都能够吸纳来自帝国全境（至少已经扩张到了地中海沿岸）的各种原料、制成品和大批奴隶。赛格斯：前引书，第50～53页。
然而，第一个帝国都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萨尔贡的帝国延续不到四代即沦为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牺牲品。最终，一个新王朝复兴了圣城乌尔，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城市。虽然新的统治者没有回复到以神庙为中心的旧体制上，却在很多方面保留了萨尔贡及其继任者发展起来的个人土地所有制和中央集权统治的模式。
巴比伦：第一个都市大邑
公元前19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新的都城巴比伦。纳普：前引书，第97～100页。在未来的1500年中，它一直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列，对城市文化的孕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
在巴比伦人的统治下，宗教对商业的抑制被进一步削弱，在许多城市鼓励贸易的发展。哈蒙德：前引书，第52页。
由此产生了对能够广泛适用于不同部落和种族的法律体系的需求。
最著名的法典是由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内容涵盖广泛的刑事和民事领域。根据法典前言的记述，马尔都克神授权汉穆拉比“伸张正义于世，消灭邪恶不法之徒，使强不凌弱，使我犹如太阳神，昭临黔首，光耀大地……”赛格斯：前引书，第72页；纳普：前引书，第151页。
至希罗多德时代，巴比伦城失去了其帝国权力中心的地位，但仍然保持着宗教圣地和文化中心的角色；它仍然是一个城市巨人，拥有约25万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地区。甚至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其不朽遗产仍然让人油然而生敬畏。据希腊的历史学家记载，庞大人口的规模和宏伟建筑使 “世界上的任何辉煌”在其面前黯然失色。希罗多德：前引书，第70～71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1页。
安全保障与城市衰落
从萨尔贡时代开始，帝国的建立为规模更大的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广阔地区的安全保障（即使在亚述人的残酷统治下也是如此）刺激了城市生活和商业的扩展。不仅在亚述首都尼尼微（公元前65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而且在帝国境内许多较小的城市聚居区，情况大致相仿。哈蒙德：前引书，第51～55页；纳普：前引书，第224～225页；芒福德：前引书，第111页。
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再现了同样情形。印度的哈拉帕城市文明在其有能力抵御入侵者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一旦游牧民族侵入城市，早期的城市文明就会衰落。数百年之后，大都市中心才在印度次大陆再度兴起。罗米拉拉·塔帕（Romila Thapar）：《印度史》（A History of India），第1卷，纽约，企鹅出版社，1990，第55～61页；克拉克：前引书，第190～191页。
同样，美洲最初的大城市——从中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到安第斯地区的前印加文明——也是作为帝国的中心繁荣起来的，帝国中心为大规模的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克拉克：前引书，第226～228页。在政权的庇护下，公元4世纪到6世纪，中墨西哥的特奥蒂华坎城的人口达到了5万至85万人之间。然而，公元750年，北方落后民族的入侵最终使其几乎被完全废弃。哈道伊：前引书，第6～10页；克拉克：前引书，第224页。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二章 权力的映射——帝国城市的兴起（2）
中国：永恒的城市秩序
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为帝国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恒久范例。公元前2千纪，中国开始了其独特的、内生的城市进程，但是大多数早期城市都是小型的宗教仪式中心，周围环绕着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公元前1110年，统一的周王朝的建立促进了带城墙的大型城镇的第一次发展；实际上，城墙和城市的特征是一致的。惠特利：前引书，第7、182页。
周朝及后来的汉和唐创造出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其持久性和彻底性举世无双。章生道：《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趋势》（Historical Trend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载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第53卷第2期（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3；no2），1963年6月，第109～117页；莫里斯：前引书，第2页。洛阳、长安、开封等历代都城皆跻身于世界上最大城市的行列，逾千年之久。都城的重要变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王朝的位置。马润潮：《中国宋代的商业发展与城市变革》（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ong China），密歇根地理协会，1971。根据儒家经典《周礼》的记述，“惟王建国”。其他不管是规模较大的行政中心还是地方政府单位，抑或是县，城市都以帝国地方行政中心的角色彰显其重要性。艾尔弗雷德·欣兹（Alfred Schinz）：《中国城市》（Cities in China），柏林，盖博鲁德兄弟出版社，1989，第10～15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2页。
在随后的数百年中，其他亚洲邻国都采用了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日本最早的主要城市——大阪、藤原京和奈良——是从中国皇城长安有意借鉴而来。保罗·惠特利、托马斯·西伊（Paul Wheatley and Thomas See）：《从庭院到首都：试析日本城市传统》（From Court to Capital：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Japanese urban Tradi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第70～75、110～115页。公元前794年，日本人在平安（京都）建造了永久性的新都城，其人口超过10万人。这个城市以皇室为中心，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是日本正式首都。保罗·惠特利、托马斯·西伊：前引书，第131～133页；尼古拉斯·菲夫、保罗·韦利（Nicolas Fieve and Pual Waley）：《京都和江户东京：城市历史纵横》（Kyoto and EdoTokyo：Urban Histories in Parallels and Tangents），选自尼古拉斯·菲夫、保罗·韦利主编《历史视角中的日本首都：京都，江户和东京的场所，权力和记忆》（Japanese Capital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lace；Power and Memory in Kyoto；Edo and Tokyo），伦敦，鲁利格克祖安，2002，第6～7页。
与其相类似，汉城这个1394年李朝设立的首都，在500多年的时间里，用两个朝鲜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田园式的中国首都”。汉城模仿古代中国的模式，以行政中心的方式布局：由王室官僚统治，四周有城墙围绕。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三章 最初的商业都市（1）
从中国到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最终到美洲，早期帝国城市控制着广阔的疆域，其发展为贸易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在城市社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作用从整体上讲仍受到严格限制。
今天，商人阶层往往被视为生机勃勃的城市区域的主要塑造者（如果不是决定力量）。然而，在古代世界，甚至当商人和手工业者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时，权力仍然集中在祭司、军队和官僚手中。商人往往只是简单地作为中间人，为国家或者祭司阶层的贸易牵线搭桥。一个历史学家记载，埃及法老是“唯一的批发商”。TR费尔巴克（TRFehrenbach）：《火与血：墨西哥史》（接下页注）
中国的城市商人利用财富来攀越森严的等级限制，接第20页注①）（Fire and Blood：A History of Mexico），纽约，麦克米兰，1979，第42页；沙布洛夫：前引书，第41页；埃尔曼·R塞维茨（Elman RService）：《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变的过程》（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75，第221～231页；惠特利：前引书，第371页；朱利：前引书，第28～29页。为他们自己或者子女进入贵族或官宦阶层寻找途径。中国城市的布局也体现了这种社会特权：统治者的宫殿位于都市中央，市场被置于缺少便利的偏远之处。薛凤旋：《中国首都北京的自然与规划》（Victor FSSit；Beijing：The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纽约，约翰威利，1995，第6～28页；惠特利：前引书，第126～127、133、176、188～189页；利文森、舒尔曼：前引书，第99～100页。
（上腓尼基的兴起
如果想探寻商业城市的起源——这对于以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