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耙椋�99～100页。
（上腓尼基的兴起
如果想探寻商业城市的起源——这对于以后城市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的视角反倒是应该从强大的城市帝国转移到地中海和海岸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
这个后来被称作腓尼基的地区气候宜人。正如一个阿拉伯诗人所描绘的：“冬天在它的头上，春天在它的肩上，夏天睡在它的脚间。”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古代地中海》（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纽约，斯里克布纳出版社，1969，第62～63页。这里早期的港口城市，如叙利亚北部海岸的乌伽里特，早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已发展成为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的贸易中心。迈克尔·格兰特：前引书，第74～76页。
在几乎所有其他城市的居民对开阔的海洋深感恐惧的时代，腓尼基商人却在探寻广阔的已知世界。他们黑色的帆船探索了从遥远的非洲西海岸到塞浦路斯、西班牙甚至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地方。萨巴蒂诺·摩斯卡梯（Sabatino Moscati）：《腓尼基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阿拉斯泰尔·汉密尔顿译，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8，第99、101页。腓尼基的主要城市（如西顿或推罗）的人口从没有超过4万——仅仅是巴比伦人口数量的一小部分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页。——然而，他们所影响的范围可以无可辩驳地比此前任何一个文明都要广泛。
与强大的帝国有所不同，腓尼基人从没有向内陆地区深入扩展。与此相反，他们依托海岸，主要凭借向强大邻邦进行货物贸易（有时是服务业），来丰富他们的城市生活。蔡尔德：前引书，第140页。腓尼基人的天赋在于使他们自己不可或缺，与此同时获得丰厚利润。
“它的商人是王子”
到了公元前9至8世纪，腓尼基诸城市，像毕布勒斯（黎巴嫩雪松贸易的关键港口）、推罗和西顿，依靠自身实力富强起来。这里首次出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甚至起统治作用的商人阶层。《圣经·以赛亚书》中记述，推罗“无人能与之争锋，它的商人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哈蒙德：前引书，第89～91页。
腓尼基人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们作为货商的角色。从某种角度而言，后来在诸如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大阪等城市所见的腓尼基人，也具备工匠或者手工业者的技能。腓尼基人加工的玻璃、珠宝、服装和其他装饰品远销至从西班牙旷野一直到苏美尔古城的广大地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帕里斯给海伦穿上“由西顿妇女织的闪亮睡袍”。希罗多德：前引书，第126页。腓尼基人在他们的海滩上发现了一种海生蜗牛，并掌握从这种蜗牛的体腺中提取紫色颜料的复杂工艺，一项特别重要的手工业由此而生。这一地区的名称“phonikes”（希腊语“紫色”或“红色”）即来源于这一颜料。格布哈特·赫马（Gebhard Herm）：《腓尼基人：古代世界的紫色帝国》（The Phoenicians：The Purple Empire of the Ancient World），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75，第79～81、88～89页。
腓尼基城市也输出他们的专门技术。腓尼基人是周围古代世界精美城市建筑、宫殿和神庙的设计者，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哈蒙特：前引书，第75～86页。
腓尼基人的最伟大的文化贡献——字母——也是商业需要的结果。腓尼基的商人和工匠从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那里学来了书写符号，并把它作为记账和立法的工具。从公元前1100年左右开始，这些务实的城市居民发明了一种比古代象形符号更加简单和易于掌握的书写系统。这一书写系统成为以后希腊和拉丁字母的基础。纳普：前引书，第190～191页；格兰特：前引书，第77～78页；克拉克：前引书，第161页；希罗多德：前引书，第299页。
作为当之无愧的天才商人，腓尼基人尊重自我价值。他们及时地提醒主顾，按他们的吩咐办事是为了利益，而不是出于被迫。法老派出特使来索要木材为阿蒙神制作圣器时，毕布勒斯王国严辞告诫埃及使者：“我不是派你来的那个人的奴仆。”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0页。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三章 最初的商业都市（2）
腓尼基人衰落的根源
像承袭了他们商业帝国的希腊城邦，或者是2000年之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诸城市一样，每一个腓尼基城市都渴望获得独立。城市的运作绝大部分控制商业行会手中，他们最为关心是的扩展贸易。
商人阶层狭隘的本土观念没能使腓尼基人成为帝国的缔造者。当其商人远离本土建立永久基地时，他们也只是倾向于建设一个新的独立城市。
北非的迦太基是这些殖民地中最大的一个。一般认为，迦太基由推罗人在公元前814年建立。它被称作“新城”（QuatHadasht），是腓尼基人向西地中海边缘地区扩展贸易的基地。这个新生贸易中心的影响渐渐渗透到西班牙向北通往康沃尔的大西洋沿岸，有些记录甚至显示到了几内亚沿岸。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23～126页。
到了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的人口规模超过了西顿和推罗的总和。它这时已跻身地中海地区强国之列，拥有庞大的舰队，并同包括意大利的伊达拉里亚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势力建立了一系列联盟。西部地区的其他腓尼基殖民点都把迦太基视为领袖和保护人以对抗敌对城邦——这些城邦多数由希腊人所建。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16～121页；赫马：前引书，第129页。
这些远离母邦的联盟的产生削弱了腓尼基自身的力量。没有其后裔的援助，老城邦无法摆脱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等帝国日益扩张带来的打击。结果，这些城市丧失了独立，也失去了古代地中海重要贸易枢纽的地位。腓尼基的“黄金时代”走到了尽头。赫马：前引书，第144～160页。
最终，迦太基也没能摆脱作为一个古代单纯商业城市所固有的局限。作为腓尼基文化和政治理想的承载者，迦太基人——其人口数量在顶峰时可达到15万到40万人赫马：前引书，第214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2页。——以城邦体制来组织行政机构：选举产生执政官（suffetes）、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具体的组织形式通常由商业贵族所控制。奴隶和仆役从事卑贱的工作，士兵和水手战斗，祭司祷告，而由富人来统治。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31～135页；格兰特：前引书，第125、129～130页。
像他们的腓尼基先祖一样，正是迦太基人固执的商人本性导致了其衰落。除了追逐利益外，他们缺乏扩张所需的更明确的使命感和原则性。甚至同其他殖民地结系在一起时，迦太基人也没有试图去建成一个统一的帝国。维持一个由商业利润所驱动的国家是他们首要和优先的选择。摩斯卡梯：前引书，第135页。
在古代世界，为商业而设计的都市远远逊于为了征服而建造城市。建基于利润和狭隘自我利益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远不能抵抗帝国的理念，而正是这种理念统治了近代来临之前的城市史。
全球背景下城市的兴起第四章 希腊的成就（1）
在城市历史的初期，欧洲如一潭死水，野蛮纷争的原始居民生活其间。靠近欧洲所出现的城市的最早迹象是在克里特——希腊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屿。在这里长桨船用于运送重要的贸易物品，特别是橄榄油和锡（后者被用来制造青铜工具和武器）。在来自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和思想的滋育之下，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在这里萌芽了。纳普：前引书，第198页；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欧洲文明的衰落》（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纽约，诺普夫公司，1925，第24～28页；格兰特，前引书，第63、88页。
克里特
与近东文明相似，克里特人将“地母”奉为主要神祇，但是他们的城市却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成就了欧洲的古典城市文化。这个海岛的主要城市克诺索斯充满了生机蓬勃的商业文化和高度自然主义的艺术。这个城市依靠海岛防御工事安全度日，其明亮通风的房屋与近东地区随处可见的黑暗阴森的住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纳普：前引书，第202～204页。
克里特激活了希腊大陆走向城市文明的潜能。古代希腊落后的探险者们现在感受到了一个成功的商业城市的舒适与富足。柴尔德：《欧洲文明的衰落》，第42～43页。到了公元前16世纪，克里特的势力衰落，这可能是自然灾害和来自希腊大陆上更加凶勇好战的民族入侵的结果。芒福德：前引书，第120～123页。
迈锡尼：希腊的先驱
在克里特的成就的基础上，欧洲主要城市最早的建设者迈锡尼人展现了将代表下一个千年里希腊城市文明特征的诸多基本模式。迈锡尼人骁勇好战，不但彼此征伐，还对东地中海的外邦民族发动战争；特洛伊之战成为这个时代最广为传颂的战争，如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的好斗精神也是国家自然环境的一个反映。希腊地势多山，群山绵亘，山谷密布，助长了政治上的分裂，而不利于向周边蔓延的城市帝国的建立。通常只有海洋能提供对外扩展的便利通道。早期的城市，像雅典和底比斯，开始在周围包括塞浦路斯、米诺斯、罗得斯在内的岛屿上殖民。贸易将他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如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希腊神话中，伊阿宋率领阿尔戈英雄赴海外寻觅金羊毛，历尽艰险。译者注。的传说中所描述的，到了欧洲的凶险之地，最终来到日德兰半岛（现在的丹麦），这里可以获得珍贵的琥珀。格兰特：前引书，第108～110页；克拉克：前引书，第150～151页。
*古典城邦
公元前12世纪，野蛮好战的游牧入侵者毁灭了大部分希腊居住点，包括迈锡尼自身。贸易衰落，城市废弃，随之而来的是黑暗时代。经历了4个世纪，希腊的城市文明才再度兴起。与过去的模式相同，希腊仍是一个众多小城邦组成的群岛之邦，这些小国以城市中心和周边的腹地为核心。各个城市（或城邦）之间竞争激烈，不仅表现在常规的战争上，也体现在对国外市场、熟练劳动力、艺术的争夺上，甚至是运动竞技上的较量。正如柏拉图后来所语：“无需使者正式来宣战，每一个城市都同另外的城市处在一种自然的战争状态，而且永无休止。”格兰特：前引书，第136～137页。
在这种竞争精神驱动下，希腊人创造了包含艺术、雕刻和戏剧在内的高度个性化的思想文化，显示了当今西方城市的典型特征。希腊人孕育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城市意识，这种意识同数百年后的城市居民产生共鸣。苏格拉底表达了这种全新感受：“乡村的旷野和树木不能教会我任何东西，但是城市的居民却做到了。”格兰特：前引书，第192页。
不像其他地方的哲学家关注神学和自然界，希腊的思想家思考的是公民个人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捍卫公民集体（koinonia）的健全。GER劳埃德（GERLloyd）：《发展与演变的理论》（Theories of Progress and Evolution），选自迈克尔·格兰特、雷切尔·凯辛格（Michael Grant and Rachel Kitzinger）主编《古代地中海文明》（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纽约，斯里克布纳出版社，1988，第27页。亚里士多德评述说，公民就像船甲板上的水手，他们的职责是确保“航行中船只保存完好”。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政治》（The Politics），卡恩斯·洛德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第90页。在雅典产生了一个更加激进的理念——如立法者梭伦所言——公民理应是“国家的主人”。奥斯温·穆雷（Oswyn Murray）：《希腊政府结构》（Greek Forms of Government），选自《古代地中海文明》，第439～ 453页。
由于希腊城市规模较小，这一理念得以付诸实践。公元前5世纪，除雅典外，没有哪个希腊城市的人口超过15万人。而在每个城市中只有一小部分居民是公民。甚至在雅典，公民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总人口275万人霍尔：前引书，第35页；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00～301页。中的45万人。霍尔：前引书，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