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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惯例，目视皇帝是一种不敬，所以用眼角的余光偷着打量皇帝的李信，在看清楚皇帝长相之后，很快就低下了头，眼观鼻、鼻观心，只是盯着自己面前几案上的空白宣纸看。
李信刚低下头，就听见皇帝开口说道：“元年恩科已近尾声，今天就是最后一场。朕按皇明旧例，今日只考策论，不考其他。各位贡士，都是经过朝廷多次选拔而得的天下英才，将来是要帮着朕治理天下的。而要治理天下就不能不通庶务，经义重要，但却只有运用于实际，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听见皇帝说到了这里，李信不由自主地点头，对皇帝的说法他十分赞同，虽然八股文他也可以写，但是他却并不喜欢写，在他的心目中，多少贪官污吏都是熟读四书五经的八股文高手，八股文能不能写得好，与个人品行、实际能力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治国安民，关键还要看经世致用的本事。
果然，皇帝略微停顿了之后，接着说道：“亚圣说过一句话，叫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大明有天下，已超过二百五十余年，如今环顾宇内，忧患实多。今日汝等就以如何振衰起敝，革故鼎新，富国强兵，中兴大明为主题，作一篇策论吧。”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振衰起敝，革故鼎新，富国强兵，中兴大明，皇帝此话一出，殿中贡士有人讶异，有人惊喜，有人不知所措，也有人突然领会于心。
沈廷扬就是那个突然领会于心的贡士之一。皇帝说完这次殿试的策论题目，他略一思考，就开始提笔酝酿。
史可法、李孟辰等人自然也很快找到了各自的兴趣点，一边思考一边打起草稿来。
事实上，对殿中的大多数贡士来说，这样的策论题目，完全是一道送分题。比如夏允彝、张溥这样的人，平日里就喜好散布这样的议论，如今皇帝除了这样的题，那简直就是送分题。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其中还有很多可能性，一个人的看法写下来，是不是与未来的历史走向相符合，现在唯有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一个人知道。所以谁有真才实学，他一看便知。
因此说，不管你是如何的妙笔生花、花团锦簇，若是说不到点子上去，当然不可能得到皇帝的重用。
史可法讲刷新吏治，李孟辰讲选人用人，夏允彝讲开新图强，张溥讲文教化育，宋应星讲兴工倡农，吴伟业讲平定辽东，李信则讲轻徭薄赋，其中比较另类的要算牛金星和沈廷扬这两个人。
牛金星说了募民屯垦，也说了操练士卒，但主要的意见却是向西开疆拓土，恢复汉唐故地，也就是进军西域，认为要中兴大明，就要向汉唐学习，要有进取心，将大明的疆域不断向西推进，不断地开疆拓土，让大明的百姓拥有更多的土地，而不是把西部的疆域停留在甘肃的河西。
沈廷扬则是倡议大开海禁，大兴海贸，并由此得出必须大练水师，保护航线，开疆土于海外的结论。
看着下面的贡士们，已经陆陆续续地动起了笔，崇祯皇帝起身离开御座，在大殿之中的贡士中间，象征性地走了两个来回，然后一转身离开了大殿，只留下几个内阁大臣，仍然坐在御座的两侧，算是充作监考官。毕竟皇帝是主考官，而他们也只有做监考官的份儿了。
因为这次皇帝出的策论题通俗易懂，十分浅显，所以到了下午的申时初刻，五百名贡士就已经全都答题完毕，然后统一被礼部官员带离了皇极殿，统一安置在京师的会同馆，等候第二天的进士排名。
考完了殿试，本次恩科，算是画上了句号，对于那些无意于排名前后的人来说，这次进京赶考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可以彻底放松一下了。但是五百名进士统一被安排在了一起，而且由礼部官员看管，所以尽管很多人心里迫切希望出去庆祝一番，但还是强忍着那股兴奋和冲动，在会同馆里，循规蹈矩地住了一宿。
第二天卯时，照例是新科进士的传胪大典，同样是在皇极殿里举行。皇帝亲自念出一甲三人的名单，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名字，然后由内阁首辅念出二甲的名单，最后由这一科的主考官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念出三甲的名单。
所有这一切完成之后，新科进士的排名，则张榜贴在礼部衙门口的墙上，公告天下。
其实对于这个排名，皇帝并没有多大的自主权，除非自己能在短短几天内，把所有的策论答卷看完，并给出评分，要不然，就只能在考官们给出的排序里略作调整。
最后，皇帝看到的，也只是内阁大臣阅卷完毕后呈给他的前十名殿试策论。除非皇帝本人对前十名非常不满，想要大动干戈，否则就只能在这前十名中根据自己的喜好略作调整。
而崇祯皇帝并没有大动干戈，只是把排在前十名之中的史可法提到了第一而已。
史可法一甲第一，夏允彝一甲第二，张溥一甲第三，三人赐进士及第；吴伟业、沈廷扬、牛金星等二甲一百五十七人次，赐进士出身；吕大器、王章、高斗枢、宋应星、李信等三百四十人，赐同进士出身。
因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后世之时对史可法民族气节的无限景仰，原本在崇祯元年恩科之中三甲同进士出身的史可法，这一次高中状元。
二十七岁的史可法，虽然曾经也幻想过这么一天，但却绝对不敢奢望这个美梦真的会变成现实。所以自从皇帝在皇极殿中念出状元的名字之后，史可法就始终处在一种有点迷醉和恍惚的状态之中。
直到传胪大典结束，新科进士们再次回到会同馆后，在众人的恭贺声中，才渐渐变得清醒。
李孟辰、牛金星、李信等一众同乡，也是围着他起哄让他请客摆酒，并不缺钱的史可法自然是连忙答应。朝廷对新科进士的安排，很快就出来了。
一甲三人，自然是按照惯例进入翰林院任职，史可法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职务，夏允彝、张溥则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务。
其余人等，则要在吏部举行的朝考之后，按照综合排名，参考个人意愿，然后分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或者六部主事、观政、中书舍人、行人，以及七品州县官等职务。
第一零二章 召见崇焕（）
当新科进士们一边庆贺自己高中，一边又忐忑自己下一步去向的时候，历经数个月跋涉之后，新任三边总督袁崇焕终于从广东东莞赶到了京师。
天启七年七月，刚刚取得宁锦大捷的袁崇焕，本来以为朝廷会对自己及属下有一番大大的封赏，但是没有想到，原本属于辽东将士的功劳，却被魏忠贤等阉党据为己有，不仅魏忠贤本人公然自称九千岁，而且魏忠贤的子侄辈，魏良卿、魏良栋、魏良材等人，也因为辽东将士的功劳，而一个个加官进爵，魏氏一门五公侯。
袁崇焕愤而上书皇帝纠举此事，但此时的天启皇帝已经病入膏肓，而朝政又被魏忠贤一党把持，所以根本无人过问，最后面对上下的压力，气愤不过的袁崇焕干脆撂了挑子，辞官不干了。
然而辞官未久，天启皇帝驾崩，朝廷从此陷入动荡，原本还想等着皇帝挽留的袁崇焕，当然没有能够等来预想中的挽留，只好继续南下，三个月后，终于回到了东莞老家。
但是回到老家的袁崇焕，依然时刻在关注着朝廷大事，先是传来了魏忠贤畏罪自尽的消息，接着是皇帝大杀阉党的消息，然后是重用孙承宗等人的消息，以及整顿九边军务的消息。
新皇帝即位短短半年时间，京师朝堂为之一新，而天下形势似乎也开始日益向着好的方向转变。只是令袁崇焕依然忧心忡忡的是，朝堂之上始终没有传来皇帝启用自己的消息。
袁崇焕在老家石碣村居住了一个多月，终于有点坐不住了，然而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给以前的老上司、如今的武英殿大学士孙承宗写信探探口风、刷刷存在的时候，却意外地收到了孙承宗给他写的信。
就在天启七年的十一月，新皇帝启用袁崇焕为三边总督的决心定下来之后，孙承宗随即就给当年手下的这位得力干将写了信，派出几名心腹家人，一路上快马加鞭，赶赴广东东莞袁崇焕的老家，终于在正月里赶到了石碣村，把信送上。
新的内容自然是提前告诉袁崇焕，新皇帝决意启用他为陕西三边总督的消息，以及新皇帝关于西北问题的一些考虑，嘱托袁崇焕接受任命，并提前谋划剿平定北民乱，恢复河套等地，解决西北问题的对策。
看完孙承宗的来信，袁崇焕松了一口气，知道新皇帝对自己还是很看重的，但是令他比较纠结的是，新皇帝没有把他用在他自以为能够胜任的辽东，而是用在了自己并不是很了解情况的西北。
虽然三边总督的管辖范围和实际权力，比辽东还大，但他还是感觉朝廷并没有把自己用对地方，还是想着怎么能说服新皇帝改变心意，将自己放在自己最擅长的位置上去，毕竟平复辽东是自己平步青云的根本，也是自己毕生的追求和抱负。
就在袁崇焕想着怎么说服皇帝改变心意的时候，朝廷的圣旨终于到了，果然是任命自己挂兵部尚书衔总督三边军务，兼理甘肃、固原、宁夏、延绥四镇粮饷的旨意。
接完圣旨三天以后，袁崇焕从老家出发北上，一路上晓行夜宿，紧赶慢赶，终于在四月中旬沿着运河抵达临清。
事有凑巧，袁崇焕刚在临清运河驿馆住下，就听驿官来报，说是山东盐运使王大人求见。
袁崇焕正纳闷这个山东盐运使王大人是哪个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在外朗声说道：“部院大人可是忘了我王则古？”
说着就听外面那人哈哈笑着，掀帘而入。
袁崇焕定睛一看，果然是曾经同在蓟辽督师府孙承宗麾下的督饷郎中王则古，连忙拱手笑道：“原来是维则兄，真是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够得遇故友。来来来，快进来。”
来人正是如今官任山东盐运使的王则古。王则古，字维则，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与万历四十七年得中进士的袁崇焕，曾经同在孙承宗支持下的蓟辽督师府共事四年，如今正在临清的盐运分司巡查，得知袁崇焕入住临清运河驿馆，自然要来拜访。
也正是王则古的这次拜访，使袁崇焕改变了想法，不再纠结于如何改变皇帝的想法，总想着再赴辽东任职，而是转而思考如何执行皇帝的西北战略，如何剿灭西北的贼乱，如何收复河套、开拓西域了。
因为王则古告诉袁崇焕，皇帝已经任命他们两人曾经的同僚鹿善继为蓟辽督师兼辽东巡抚，而且鹿善继已经赶赴辽东上任去了，同时也向他说了王则古自己所了解的最近朝廷各项人事任免和安排。
原蓟辽督师王之臣和辽东巡抚毕自肃同时调离，就是为了让鹿善继在辽东能够统一事权，执行西守东攻的平辽战略，这更充分说明了皇帝对鹿善继的新任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改变皇帝的想法，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袁崇焕还在为自己平定辽东的抱负不能实现而感到万分遗憾，但是作为进士出身的文官，效忠于皇帝、服从朝廷差遣，则是早已经刻在骨髓里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只能接受眼前的现实。
等袁崇焕到了通州，见了坐镇通州的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孙承宗以后，回辽东任职的想法，更是早就抛开了。正如孙承宗告诉他的，作为臣子，唯有服从皇帝的旨意才是正道，若皇帝的决策是错误的，那么向皇帝进谏，努力改变皇帝的决策，是臣子该做的。
然而如果皇帝的决策并没有错，那么作臣子的，不想着如何去执行，而是只想着如何改变皇帝的心意，想着通过左右皇帝的意志，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绝非臣子所当为。
孙承宗的话，让袁崇焕猝然警醒。天启七年七月宁锦大捷后的袁崇焕，的确有点志得意满、得意忘形了，他之所以敢于愤而辞官，就在于他断定朝廷不敢放他离去，他认为辽东的形势离开他玩儿不转，唯有他才是那个能够挽救辽东危局的人。
也正是因为这一判断，他在辽东为人处世越来越专横跋扈，先是与赵率教闹翻，朝廷不得已将赵率教调至山海镇，后来又与辽东镇总兵官满桂冲突。
历史上，崇祯元年，袁崇焕重回辽东之后不久，就上书朝廷将满桂调任大同，而尤其暴露出他得意忘形的一件事，就是矫诏擅杀东江镇总兵官毛文龙。矫诏的意思，就是假传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