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来给有心的日本人看看，并且留给我们后代的人知道。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中文版自序》，（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Ⅲ页。
以台大的工藤先生为中心，每月十五日集会，以闲谈文学为名，有时也拿出时局问题来私语。皇民奉公会本部顾问台大中村教授亦来参加，于是我写这篇《先生妈》小说给他看，暗中希望他反省。吴浊流：《泥沼中的金鲤鱼·自序》；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203页。
研究（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须要全盘，不可单据有汉族气骨的东西。进一步，还要研究反骨的另一面如御用、走狗、帮凶等作品，以补救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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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作家之中，也有应声虫，甘为走狗，鼓吹皇民文学来瞒骗台胞青年为日本而死战，所以我想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不是单研究有民族精神的作品就算了。再进一步，研究御用文学、皇民文学及皇民文学会活动的作家及其性格，也可以留于后世以为警惕。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58、64页。
我想各新时代有新生命的文章，应该由内容来决定形式，不是拿从来的形式来决定文章的好坏的吧，这须要大家向此目标迈进，才能产生优秀作品吧。吴浊流：《光复廿年的感想》，同①，第182页。
文艺若不能大众化，国人的文化水准恐怕永远不能提高。吴浊流：《汉诗须要革新》，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74、75页。
三，文学不是工具：
（文学）不能拿来做工具，无论是商业上，抑是政治上或其他都不行。如果拿来做工具的话，一定影响到文学本身的生命。原来文学的生命是艺术，所以文学不能游离艺术；一旦作为工具时，就不能兼顾文学本身的艺术生命。例如文学拿来做商业工具，要达到买卖的目的，就要有商品的价值，须具商品价值的作品，就不能不考虑大众的口味，为合大众的口味，就要迎合大众，要迎合大众怎么能顾及文学本身的文艺生命呢？所以商品化的文学，哪有价值可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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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文艺就是文艺，不可做其他的工具，才是无价之宝吧。吴浊流：《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工具》，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43—45页。
口号与宣传混在文学之中，文学成为工具，致使伤害文学本质及其生命。吴浊流：《大地回春》，同①，第41页。
“反共八股”和“口号文学”，是一对挛生兄弟；专门摆弄这类文字的人如果说他们大脑平滑，没有思想，似不为过。……我虔诚地祈祷：爱国家、有良知的文艺作家，自觉自发地运用你们的思想和文艺技巧，以弃绝味同嚼蜡的“口号文学”吧！吴浊流：《要经得起历史的批判》，同①，第55页。
四，文学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一个文艺家其作品须要经得起历史的批评，而且要对得起子子孙孙，才有文艺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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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家若不丢掉口号文学及模仿文学，将来恐怕无法经得起历史的批判，也不能对得起子子孙孙吧。同③，第53页。
五，文学维持和体现生命的价值：
文艺一门，虽然就像我们人身某种维他命，不吃不会死，吃了也不能马上见其效果。可是长期缺乏，若不加以补给，一定会影响其健康，不但影响本人甚至可以影响到其子子孙孙。吴浊流：《给有心人一封信》，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5页。
碰到此时局，谁都不能苟全性命，白死岂不可怜？不如再冒日警逮捕之险，偷写一本谁都不敢写的小说，比白死总比较有价值吧！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同①，第63页。
为文艺而死是死而无憾。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56页。
六，要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文学的长处，建设适应时代的中国文学：
要改革诗，第一不要模仿而要自主自立；第二要像屡次改革一样，要保存中国诗的本质及好处；第三语言很重要，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有中国式的表现技巧，不得随便。吴浊流：《设新诗奖及汉诗奖的动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35页。
现在我们第一要恢复中国人的自信，尤其是诗人最敏感，最敏感的诗人还在模仿不知自主自立。难怪连做中国人的自尊心都失去的青年，趋向洋奴化。
……中国的诗不可永久停顿在唐宋时代，须要近代化，此点无人反对，只是不可失去志气和信心，像每次改革那样，不要模仿，拿出勇气来创造有中国文化格律的新诗，才对得起祖宗。
……做中国诗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有中国的风格与韵律，脱离中国语言的格律就是变质，不能称为中国的诗了。
……凡以前受过日本教育的人，难免对中国文化认识不足，而对日本文化评价过高，误以为中国不及日本。
……不可误解我的主张是复古，我主张的固有文化格律，不是指固有形式，而是主张固有文化的传统和风格，千万不可丢弃汉诗的灵魂和哲学的奥妙的意境，及典雅的措词，尤不可抹煞汉诗重人格、重个性的优美传统。吴浊流：《诗魂醒吧！》，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12、113、129、133页。
我国的固有文学，渊源很深很厚，宽度甚广，与西洋文学相比决不逊色。……
我们的固有文学，不消说须要近代化，但近代化不是西化，亦不是日化，所谓近代化要将固有文化的优点及其特质继承下来，不能拿西日文学来代替，须要自主自立的。吴浊流：《我设文学奖的动机和期望》，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31、32页。
我们的固有文艺因悠久历史带来的坏处，固然不是没有，但不可一切否定，要采取科学方法，起初不妨拿坏的来否定，否定到最后，是不是还有好的东西存在，若是有的话，应该拿来研究研究。吴浊流：《漫谈台湾文艺的使命》，同①，第18页。
要拿外国文学来比较，检讨我国文学发见其弱点，采长补短，不可盲目模仿，要采取开明的态度，尊重我们固有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纬线，织成最优秀的中国文学的新作品，才是正路。吴浊流：《漫谈文化沙漠的文化》，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同①，第175页。
我主张要拿固有文化格律做不动的定点，有此定点就不怕西洋文化摇撼，若无的话，就会被西洋文化全棚摇倒。……有此不动的定点以后，还要采取开明的态度，再加吸收外国文化的新血来补救我们的诗的生命，但不可盲目模仿。……这才是我们今后的正路。
总而言之，中国人应有中国人的诗，形式适应时代，随它转变无妨，但决不能模仿外国的诗来代替。吴浊流：《对诗的管见》，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96页。
汉诗非近代化不行了。所以主张今后汉诗之表现，要意深、字浅、句圆、深入浅出，才有妙味。吴浊流：《诗魂醒吧！》，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30页。
提倡新诗，我也很赞成，但不可排除旧诗，致使影响青年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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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是中国文学之结晶，有传统，有精义，有灵魂，有血液，有骨髓，可与民族共存荣，岂可置之不问，其宝贵实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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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具有中国固有文化的特色。是汉民族最高智慧的表现，实非近代文明所能轻易望及的。
汉诗的价值还有一个宝贵的理由，汉诗是我民族创造的文化的精华，所以没有模仿性，……现在的新诗，虚心来讲，其价值还未能与汉诗同列来论。吴浊流：《汉诗须要革新》，同①，第73、79、85页。
我们中国的文学，比起日本的商品化的翻译文学，渊源很远，基础很坚，有这样的传统，不必仿人，尽量将祖先的文化相续起来，但不可幽闭在祖先传来宝贵的文化中，贪眠蜕化，更不可墨守成规，被已有成就的旧文学作品所束缚，不能发展，徒然模仿它；……我们一定须要再加研究，将固有文化，拿来现代化，创成现代中国文学来与世界文学并肩竞秀。吴浊流：《疮疤集（上卷）·自序》；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188、189页。
七，创造有中国风格的新作品是台湾文学的使命：
希望青年一心一德负起建立中国文化风格的文艺责任。吴浊流：《我设文学奖的动机和期望》，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32页。
希望做新诗的人，赶快自主自立，另树一帜，创造有中国文化格律的白话诗，来与世界文学并驾齐驱。吴浊流：《汉诗须要革新》，同①，第85页。
创造有中国文化格律的新作品，才是台湾文艺的使命。吴浊流：《漫谈台湾文艺的使命》，同①，第19页。
八，台湾文学的特殊性要与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普遍性相统一：
现在中国文学，具有另一种特殊性质。现在我们在台湾特殊环境下挣扎，其文学也在这样环境下苦闷，若是不承认这样特殊环境，也无法创造有生命的作品，其作品一切变为虚空或是虚伪的，怎么也谈不起文学的价值。所以现在的中国文学须要认清楚台湾的特殊环境，才有实在性，根据实在的特殊性，才能产生优秀作品，须要这样做，文化沙漠才有文化价值的作品可谈。吴浊流：《漫谈文化沙漠的文化》，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同①，第175、176页。
文艺一面是特殊性，一面是普遍性。特殊性是因环境、历史、传统各有不同，其产生的作品，自然有特殊的个性，但这个性要具备有普遍性才称好作品。……
台湾文艺要根据台湾的特殊环境而产生一个个性，这个性又要合于中国的普遍性，同时具备世界的普遍性，才有价值可言。吴浊流：《漫谈台湾文艺的使命》，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7页。
吴浊流的上述文学主张，前五个部分可归结为“介入文学”的精神，后三个部分则反映了一种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观。
吴浊流走上文学道路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对一个作家而言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很多作家都是不期然而然地进入文坛的。而且，以吴浊流的敏感的气质和秉性而论，他最终成为作家或许也是冥冥中的一种必然。尽管缺乏文学生涯的心理准备，但出生在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时时目睹着殖民者的残酷暴虐，感受着亡国奴的痛苦和耻辱；同时，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又处身于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语境之中，因此拿起文学之笔，便可能会描画出一种“为人生的艺术”，并且会打上一种民族性格的烙印。台湾光复后海峡两岸长期分裂对峙，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戒严统治的冷峻现实，也使他手中的笔无法离开台湾的乡土和人民，他别无选择地继续以文学的方式表现自己对台湾现实的关怀与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展望。诚然，吴浊流的文学思想是随着他的世界观、祖国观和创作的逐步成熟而成型的，而并非一开始起步他就具备这样明确的介入精神和民族意识。
“介入”，是指对现实与人生的深切关怀。介文入学，也就是关切现实与人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