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丘遥相呼，顾我忽而哂。
遂造穷谷间，始知静者闲。
（《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
松风清瑶瑟，溪月湛芳樽。
安居偶佳赏，丹心期此论。
（《闻丹丘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
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
然而，游仙访道终究无法使李白摆脱内心深层的痛苦。
终于，李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北游幽燕，入幕边军，建功立业，实现政治抱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算起来，从天宝三年到天宝十一年，李白的游历踪迹所至遍及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他一方面想借助游赏山水、栖身宗教来解脱内心的痛苦，另一方面也是想再次寻找可能的政治机遇。但是根据当时的朝政局势，他想再次进入长安直接觐见玄宗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想到边塞从军也许不失为一条入仕捷径。这其实也是盛唐许多文人谋求仕途、实现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李白于是在天宝十一年前后行经邯郸、清漳、临等地，寻求入幕的机会。然而幽州的情形令他大吃一惊，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的安禄山此时正在秣马厉兵，图谋造反，其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幽州早已成为虎狼啸聚的险境。李白不得不离开幽州，南返魏州。他后来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追忆当时的情形：
牢骚不断的江南之旅（2）
十月到幽州，戈若罗星。
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
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
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
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
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
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
我眼看安禄山将要谋反，却苦于没有进谏圣上的机会，只好趁着大乱未至早早隐居起来。我的内心多么悲愤，却敢怒不敢言！遥想燕昭王重用贤臣良将，现在我这样的千里马却无人顾念，空自腾跃，即便是乐毅再生，也会奔亡而去啊。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李白离开魏州，南返宋州（今河南商丘）、曹南（今河南定陶），一路南下安徽宣城，游历敬亭山、宛溪。此间曾与他的族叔、校书郎李云登宣城谢楼作歌，写下了著名的《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诗歌的开首让我们想起李白的另两句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都在感慨时光如流水，人生如朝露。但是对年过半百的李白来说，“弃我去者”的绝对不仅仅是时光，烦扰诗人的也绝不仅仅是人生的短暂。对李白而言，这两句诗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更有着对往日蹉跎与辉煌人生的无限追念。
今日的李白为何烦忧多多？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从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后，李白漫游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直在寻求新的政治机遇，然而却一直没有恰当的机会。当他北游邯郸、幽州，想要在边关建功立业时，却察觉到安禄山的谋反动向。所以此时李白的烦忧，并不仅仅是个人得失的烦忧，更是对国家将遭涂炭、百姓将遭祸患的烦忧，是明知国家危在旦夕却无所作为的烦忧，是对普天之下豪杰之士报国无门的巨大烦忧。这个“昨日不可留”和“今日多烦忧”代表了盛唐由盛而衰之际，知识分子普遍的呐喊与呼唤，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现实既然有如此之多的烦恼与忧愁，还不如在这天高气爽的秋天，乘着万里长风，望着远飞的大雁，在高楼上畅畅快快地喝个痛快吧！诗人想要借助酒的力量使自己从那激愤难耐的心绪中摆脱出来。酒会使李白沉醉麻痹，暂且忘却烦恼与忧愁，酒也会使他重新燃烧起生活的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此处所谓酣高楼，就是要借助酒兴，开始将全诗的情绪由无限的消沉、烦忧转向无比的高昂、自信。
李白一生，最自信的就是文章事业。他自诩写诗“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海”，写文章“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蓬莱”两句诗其实就是这种自信的充分表现。有人认为，“蓬莱”是以道家藏书之蓬莱山比喻汉代国家图书馆东观，“蓬莱文章”就是指汉代散文；有人则认为“蓬莱”比喻李云所担任的秘书省校书郎职务，“蓬莱文章”是借指李云所写的诗文。“建安骨”则是指汉魏时期“建安文学”的刚健风骨。“小谢”指南朝著名诗人谢，他曾在宣州担任太守，修筑起这座谢楼。这两句诗的表层意思是说诗人与李云一同吟唱着汉魏以来的优秀诗文，品味谢的优美诗篇；深层意思则是以汉魏诗文和谢诗歌自比。
诗写到此时，诗人的兴致与自信达到了最高潮。他说：“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他不愧是一位“诗仙”，竟要和朋友一起飞上那九重青天，将皎洁的明月揽入怀中。这里的月并不是实际的景观，而是作者心中的明月，是诗人的天真烂漫之语，是典型的李白式的诗歌语言。
然而，“诗仙”的情思虽然可以飞到明月的身边，但毕竟不是仙，酒醒之后毕竟还要生活在现实当中，毕竟还要面对昨日的种种失落，今日的种种烦忧。但浪漫的诗人并不甘于在污浊的现实中沉沦、颓废，他要用三尺宝刀砍断如滚滚长江水的满怀愁绪，要再次借助美酒永远消除内心的忧愁。这两句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传诵人口，就在于它典型地刻画出诗人那种绝不屈服于环境的压制，竭力要摆脱人生痛苦的雄放气概，后世有多少备受压抑的能人志士都曾借助这样的诗篇宣泄内心的不平。从诗歌的结构上来说，也完成了由豪壮的高潮向消沉低潮的过渡。
牢骚不断的江南之旅（3）
李白扬言从此将不再混迹于令人伤心的是是非非之地，而将驾一叶扁舟，披散长发，像春秋越国的大功臣范蠡那样，侍君之功成之后便隐居身退。但是我们知道，李白并没有侍君之功成，他恰恰是侍君之功不成却要散发，要弄扁舟，这是为什么？其实，唐代知识分子隐逸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取更高的清誉，更广泛的声誉，以便引起当朝者的注意，走所谓的“终南捷径”。而唐代统治阶层之所以广诏隐士，无非想说明，连不问时世的隐士都应诏出山，岂不说明自己的朝政真是天下归心吗？
所以，李白功业未成却要散发弄扁舟的含义主要有二。首先，这是一种不满现存秩序的牢骚之语，那就是：既然当朝者天下无道，我也不愿意仰人鼻息，受人桎梏，不如去自由世界里无拘无束地潇洒一生。其次，这也是一种暗示，那就是：如果当朝者果真要使天下归心，就应该将隐于山林的贤能之士诏回朝廷，为国家效力。所以这个结尾的实质并不消沉，在狂傲狂放的姿态下面隐藏的依然是积极的入世精神。而这，正是盛唐时代文化的精神，也是盛唐知识分子典型的性格特征，李白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是对这种时代性格最典型的反映。事实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分析，这首诗写完后不到两年，“安史之乱”爆发，诗人参加了朝廷平叛的军队，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精忠报国之路。
纵观全诗，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纵横捭阖，气象万千，在波澜壮阔的诗篇中展现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精神风采与艺术个性，展现出盛唐知识分子在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所特有的心路历程，不愧是流传千古的伟大绝唱。
奔亡道中的忧国之思（1）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柳城，即现在辽宁朝阳。他因平定契丹，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本是胡人出身，后因到长安奏事，博得了唐玄宗的欢心，被赐名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来到长安觐见玄宗，通过种种手段赢得玄宗的信任，并在长安、宫廷中安插耳目，对日益腐败的朝政真相了如指掌，逐渐生发起兵灭唐的谋反之心。经过长达十年秘密的准备，安禄山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声称奉密旨讨伐奸臣杨国忠，起兵范阳，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军队十五万人，南下直取洛阳、长安。唐玄宗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军事上毫无准备，当叛乱的战鼓震动大明宫的时候，他才匆忙布置防御。一时间大唐王朝狼烟四起，战火弥漫，百姓逃亡，生灵涂炭。
此时，怀有安邦治国之志的李白希望自己能向皇帝献上灭胡之计，拯救危亡的局面，于是携妻子宗氏奔赴长安。同时派门人武谔奔赴东鲁照顾自己的子女。在北行的途中，他写下《奔亡道中五首》，记录了人们在战争中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哀痛及自身的处境：
苏武天山上，田横海岛边。
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
（其一）
亭伯去安在，李陵降未归。
愁容变海色，短服改胡衣。
（其二）
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疏。
仍留一只箭，未射鲁连书。
（其三）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
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
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
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
（其四）
淼淼望湖水，青青芦叶齐。
归心落何处，日没大江西。
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
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
（其五）
这五首诗是我们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通过研究他的行踪，我们对李白参加永王李军队的缘由就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显然，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自己所面临的情势虽然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战国时燕将据守齐国聊城，齐国攻克不下，齐人鲁仲连射一箭书信入聊城，燕将见信之后自杀，聊城不攻自破。李白将自己比做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奔亡道中五首》（其四）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现在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
在逃亡过程中，李白还写下《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猛虎行》、《扶风豪士歌》等诗歌，记录了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
太白昼经天，颓阳掩馀照。
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
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
奔亡道中的忧国之思（2）
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
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
战端起始之时，安史叛军铁蹄横扫中原，国土沦丧，将士捐躯。这首诗表现了民众在大难来临之时混乱甚至于绝望的心理。诗中呈现的不再是浪漫主义的浓墨重彩，而是严峻的现实主义的惨淡颜色；融入画面的也不仅是诗人怀才不遇的郁闷，而是广大下层民众盼望早日平定叛乱、返回家园的共同思想感情。李白此时的笔触已经完全脱离了个人的感伤忧愤，而伸向广阔的现实世界，集中反映国家和人民的苦难。这样的诗作，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可比肩于杜甫的“三吏”、“三别”。
李白一方面描绘战争带给国家民众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对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