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娅慧说，我才不来呢！在家受他的管制还不够？还要来单位也受他的！
几个人扯了一会儿闲话，说到要添几件家具，潘树仁建议他们到甘兴旺的家里去参观一下，说甘兴旺做了一套家具全是带洋味的，大方，好看不说，也比较实用。老潘尤其对其中的一件角柜赞不绝口，说既不占地方又美观实用。
李宪平对甘兴旺还是比较了解的，目前厂里家具陈列室里摆的样品不少是经他的手组装的，那是全厂共认的技术尖子。六七年前厂里刚开始投产家具的时候，甘兴旺虽是本行出身，但并没显山露水，质量和数量全是随大流。自然灾害那几年闹了一阵浮肿，基本上是月月将能完成定额任务或超一点，处于中下流。他一度还因身体不好调到了零修班，为用户修理家具。零修班全是快退休的老人，唯独他是壮年。但实行计件工资之后，甘兴旺如同变了一个人，质量全优的是他，完成任务翻番的是他，每月工资最多的还是他。别人任务超额不少是靠超时加班，但却很少看他加班加点。
那一阵部队搞大练兵，大比武，工厂也进行类似活动，组织大家向甘兴旺学习，取经，让厂里几个技术尖子当众进行操作表演，激发起技术练兵的热情。后来上边提出了“政治第一”的口号，阶级斗争更是要天天讲，这类活动不搞了，到最后连计件工资也取消了。但全厂职工的技术水平还是提高了一个台阶。
李宪平一度想将甘兴旺调到技术科的，想让他专门参与家具设计做开发新产品的调研工作。但厂里的领导层有不同意见，认为甘兴旺平日好说怪话，思想觉悟不高，而且是典型的拜金主义，说提这种人等于树了一面白旗。后来连邹晓风也主张缓一缓，这事就这么放下了。
搞了几年的计件工资，使甘兴旺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为解决上班路远的问题，他换了一辆带加快轴的英国产“三枪牌”自行车，一辆八成新的旧车花了三百出头，是两辆国产车的钱，那可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他想置办的东西很多，只是由于住房太小不能如愿。他女人想买个缝纫机想了几年了，去年单位发票轮到他爱人，但还是不得不让出去。
他一儿一女四口人，住的只是一间十米开外的小西房。屋里摆不开那么多的床，他为两个孩子做了件双层床，就如同集体宿舍的那种床。几年前是儿子睡上铺，女儿睡下铺，如今女儿大些了，不大方便了，就掉了个，由女儿睡上铺，拉上一道帘。甘兴旺精于设计，他家里空间小，他便做了几个吊柜，能利用的空间全被他充分利用起来，东西虽多，但并不显乱。
新房的家具他动手最早，厂里的家属楼一开工，他便开始动手准备新家具。因为他认定自己的条件能分到新房。他利用厂休，节假日在院子里干起来，每件家具的部件准备好后不组装，而是捆好放在一个干松的地方存起来，所有的家具都是如此。等到他拿到新房钥匙后，再将全部的部件拉到新楼里组装。他请来了一个班组的张槐，只花了一个厂休日几个晚上的时间便全部完成。这套家具样式新颖别致，在市场上是见不到的，令张槐很是眼红，说师哥说什么也要帮我弄这么一套。
经过计件工资时真刀真枪的一比试，张槐最终服气了。吃大锅饭时，张槐自执与甘兴旺技术不相上下，偶尔还能占个上风，一实行计件工资时，他傻了眼，他拼死拼活加班加点的干也追不上甘兴旺，手忙脚乱不说，还常常挂彩，手指头缠胶布是常有的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技不如人。他清楚嘴硬不行了，否则不但多拿不上工资，落在后面还常出丑，他开始和甘兴旺拉近乎，一口一个“师哥”地叫，想从对方身上学点真玩艺儿。甘兴旺见他学乖了，也真教他几手，能帮他就帮帮他。俩人一来二去的关系也拉近了许多。
甘兴旺不用自己吹，张槐早满世界替他吹开了，弄得那些日子到他家参观的同事最多。有时一天就七八拨，不少来的人要画完草图才走。材料场的主任郭胖子来看过说，甘兴旺的家阔气得赛过厅局长的家。
前些年，甘兴旺在零修班的时候去使馆修理过家具，捡回一本外文的旧画报，上面有几页全是家具的照片，他家的高低柜，组合柜，包箱床，沙发，角柜全是照画报上来的，有些他做了改动。美中不足的是组合柜当中书柜里放的全是用过的中小学课本，显得寒酸了一些。那时候普通家庭哪有沙发、组合柜啊！即便有的话，家具也不会像他家里这么讲究。
2．风流事引来了中学红卫兵，曙光厂一下子闹翻了天
谷玉森一年前正式主管曙光厂的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仍负责保卫工作，厂里成立了劳动人事科，由支部书记邹晓风主管，谷玉森不再兼管人事工作。厂党支部改选后，已提升为副厂长的孙长喜接替吴素梅进了支部。
不到半年的功夫，谷玉森就组建起一支颇有实力的宣传队伍，将板报，广播搞得有声有色。厂里的宣传工作之所以如此得心应手，得力于那近百名新分配来的青工，里边涌现出不少的笔杆子。像辛春妮、张玉玲，还有机加工车间的韩京生和杨茹都是他手下的宣传骨干。谷玉森经常召集这些人开会学习，布置任务。
跨入１９６６年后，各报纸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司》的讨论越发热闹了，但在曙光厂的板报，广播宣传中并没什么反映。谷玉森早就发过话，说那是学术界的事，什么清官，脏官的全是扯淡！几百年前的陈芝麻滥谷子翻出来干什么？他不感兴趣的就不让搞。海瑞是谁他也不大清楚，他对历史一贯兴趣不大。
反之，倒是经常能在厂里板报看到的是对一些电影的批判，谷玉森对这些感兴趣。报上刚批《早春二月》是毒草，他就说早看出里边净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说肖涧秋不是个好东西。报上一批电影《抓壮丁》是笑里藏刀的反动影片，他仍说早看出了里边的问题，说看完了让你笑，实际上是在笑声中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至于批判反动影片《兵临城下》，批判大毒草《舞台姐妹》……他都有“早知道”的见解；他不仅组织宣传骨干批，自己还亲自动手写稿批，好在那时批判文章一翻报纸到处都是，东借两句，西借两句换个题目就是一篇，好写得很。
后来报上一批“三家村”，调子提高了不少，还点了一批市委领导的名字，谷玉森才察觉自己的判断有误，这才及时调整宣传口径，很快跟了上来。厂里的板报很快也出现了“奋起千钧棒，捣毁三家村”，“坚决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这类的大字标题及醒目的报头。
形势急转直下，随着宣布北京市委改组，人民日报《横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发表，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文化大革命的惟幕终于徐徐拉开了……
大字报在社会上满天飞的时候，曙光厂相对而言显得冷冷清清，除了板报上抄写的那些应景的批判文章，厂里基本上见不到有分量的大字报。直到七月初的时候，食堂的山墙上才贴出了一张标题为“文化大革命为何在这里静悄悄？”的大字报，署名为“向阳红”，是个化名。是谁贴的不清楚，从大字报贴得很歪推测，大字报的作者显然是利用晚间偷偷摸摸贴上去的。其内容是暗指厂领导压制群众，压制运动。看大字报的人不少，但响应的却没见一个。一场小雨过后，那张大字报已残败不全，孤伶伶地待在墙上任凭风吹日晒面目全非了。
好说怪话的全福一次酒后对王河说：“刚吃了几年的饱饭，又瞎折腾什么？”如今住上楼了，他挺知足的。说到那张大字报，他说：“八成是那批徒工里的谁写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瞎折腾能有什么好？厂里那么多的老右，当年哪一个不是折腾出来的麻烦！眼前有这么多活生生的例子要是还折腾，那可真是傻瓜到家了！”王河听了没表示什么，只是劝他少说话。
素来各种运动都表现积极的谷玉森这次并不活跃，甚至在私下还对邹晓风表示对运动不理解，说彭真市长这么大的领导干部怎么说撤就撤了？对那张大字报的作者他更是很气愤，主张应调查清楚是谁。支部几次组织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他连发言都懒得多说，与以往的表现大为不同。
邹晓风虽然忧心仲仲，但也不愿与人深谈，他摸不清这次运动的走向和最终的目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开始就与以往的运动不同，其矛头对着党内，指向高层……按“反右”时的标准够得上罪大恶极的行径，如今却是上边最支持的革命行动，政治工作者在例次运动中积累的判断经验完全失灵了，正确与错误，正义与谬误的界线已难以区分。
李宪平并没想那么多，他照旧工作，一上班就下车间，厂里新研制了一套生产胶合板的设备，目前正在纤维板车间安装调试，如进展顺利八月底即可试产胶合板。厂里每当有新产品即将面世的时候，李宪平总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是新产品分了他的心，使他对社会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一场运动竟没有过多的留意。直到两天前他去区委工业部开了一次会，才如梦初醒，觉得一切并不像他想得那样简单。
区委大院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区领导章华等人都被大字报点名炮轰，他们的名字前边的新头衔是“旧北京市委的黑干将”或“旧北京市委的黑爪牙”；其揭发的内容都是大帽子和罪名大得吓人，并没什么要紧的实际东西。令李宪平吃惊的是他还看到了炮轰周彦琪的大字报，他十分尊重的这位领导被子人称为了“修正主义黑线的马前卒”，大字报上让他必须老老实实交待问题。
开过会，李宪平去看望周彦琪，发现他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但谈起话来，周部长依然笑声朗朗，他问了曙光厂运动的情况，李宪平照实说了。
周彦琪将信将疑地笑了笑说：“真难得呀，现在到处轰轰烈烈，你那里竟然会是‘静悄悄’？依我看啊，这种‘静悄悄’的现象不会长久，你也该有个心理准备，你那个世外桃园说不定会来场暴雨！我这里你全看到了吧？要有个心理准备才行。”
李宪平苦笑着点了点头，一连说了几个“不理解。”
周彦琪哈哈一笑说：“大丈夫就该处变不惊，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用老百姓的那句话说，听啦啦蛄叫，还不种庄稼了！这些年的成就全摆着嘛，就拿你们曙光厂来说，变化有目共睹，只要是实事求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说话，是成绩就抹不掉！”他越说越激动，似乎站在他面前的就是贴他大字报的人。
李宪平能感觉到，对方之所以如此激动，是由于憋了一肚子的气无从发泄，在他的印象中，这位周部长还从没动过这么大的气。
激动过后，周彦琪向他问道：“如果哪一天，你们厂也有针对你的大字报，上面也全是不实之词，罪名也是大得吓人，你李宪平怎么办？”
李宪平略一沉思说：“我会据理分辩，让事实说话，因为我自信，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我问心无愧！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当仁不让！”
周彦琪摇摇头说：“我有些不放心的就是你的脾气，弄不好会吃亏的。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但有一条规律应该是不变的，那就是运动一开始粗，最后还要细，假的变不成真的，要把心放在肚子里，要沉得住气！还是那句老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记住主席说的这两条。”
分手时，二人依依不舍，反复互助珍重，如同一方要出门远行。
回厂后，他将在区委看到的情况讲给邹晓风听，说到激动处，他压低了音量问道：“你说说看，这经济形势刚刚好转，工作也好不容易走上了正轨，这又搞个天翻地覆到底是为什么？这刚过了几天松心的日子！”
邹晓风苦笑笑说：“你问我啊？我问谁去？我劝你还是那句话，少说多看为好！以我看，让人看不透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在那以后的十几天里，曙光厂情况依旧。在此期间，“静悄悄”的作者仍以“向阳红”的化名又贴出了一篇题为“发人深省的寂静，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与上篇相同，不同之处是措辞更激烈了一些。大字报仍然是偷偷摸摸贴出来的，同样没人捧场喝彩，这里依然是静悄悄。
最后是邹晓风沉不住气了，曙光厂的形势与社会上的动向反差太大，令他心里发毛，他连续两次召集座谈会，动员群众积极参加运动，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怕厂里再“静悄悄”下去会落个压制运动的罪名。他的苦心总算有了回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