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建国紧紧地搂住妻子，在她的脸上亲呀，吻呀，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凝视着妻子含着羞涩与娇气的眼神。吴素梅喃喃地说：“多亏了小陈，如不是她站出来说话，怕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范建国再次搂紧了妻子，他发着狠说：“那老王八蛋一张嘴我就知道他是胡说八道！”
晚上，国庆和国荣一到家就问爸爸的脑袋怎么了？范建国信口说厂里正排戏，他要演沙家浜里的伤病员。总算糊弄过去了。晚上吃过饭，国庆给弟弟告状，说国庆今天下午又被阿姨罚站了。范建国正在想心事，听了儿子的小报告一笑，信口说：“哟，我儿子也罚站了！怎么跟他爸爸一个样？”
正准备收拾碗筷的吴素梅瞥了他一眼说：“别跟小孩子胡说！”说完将国庆揽过去问国荣为什么罚站，一问才知儿子罚站是因动手打了托儿所的小朋友大军。至于两个孩子为什么打架，国庆则说不清。这小哥儿俩虽长得一个模样，性格却不大一样，老大老实，老二淘得很，小嘴也比老大能说。
范建国一嗓子把老二叫了过来，他坐在那里将国荣用双腿一夹说：“儿子，今天跟爸爸妈妈说实话，为什么罚站？为什么动手打人家大军？”他之所以如此重视，不仅是因为儿子又惹了事，更是因为大军是陈爱兰的宝贝儿子。
国荣一双大眼睁眨了眨毫不畏怯地说：“大军跟我要手枪玩我不给，他就说我爸爸是坏人，还说他爸爸是抓坏人的解放军。他老这么说，我这才打了他，他也打我了，王阿姨就知道向着他，罚我站，不罚他站。”
范建国听了心里挺不是滋味，在儿子的后脑勺拍了一下说：“小孩子打架的话当什么真？往后别学得那么独，要枪你就给他玩嘛！为这点小事也打架？”
吴素梅一把将儿子揽了过去，亲了亲儿子的额头说：“往后跟大军好好玩，陈阿姨多好啊！带来好吃的总忘不了你和国荣，对不对？”想到孩子也莫名其妙受了委屈，心里很不好受，她怕当着孩子落泪，叮嘱了几句让儿子回自己屋玩去了。
吴素梅知道，大军说的肯定是从王秀芬嘴里听来的。厂里办起了托儿所，阿姨全是由各车间里抽调的，只受过短期的幼教培训，素质普遍不是很高，大人说些什么往往不知避开孩子。王秀芬是厂里有名的长舌妇，车间里不愿要的人物，调到托儿所主要负责给孩子做饭。吴素梅在厂行政科负责管托儿所，平日里她当着吴素梅的面总把国庆和国荣夸得一朵花似的。有一次托儿所的孩子因吃了不卫生的东西全拉了肚子，吴素梅狠狠批评了王秀芬，并扣了她当月的奖金。按理说，她处理得一点不重，但还是让对方记了仇。上午王秀芬参加了会，会上发生的事显然让她很开心，觉得是自己出气的时候了，从她嘴里当然说不出什么好话。
范建国正在开导妻子的时候，王河与全福过来探望。一进门见吴素梅的神情不大对劲，王河便先扯别的，全福却不管不顾数落开了红卫兵，骂了一阵莫怀远和韩京生。
全福说，全是一帮睡觉刚不尿炕的孩子，似懂事又不懂事的小混球，这帮孩子出来闹腾那才叫麻烦，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挺明白，还没法儿跟他们说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红卫兵也是兵！全福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一套一套的。
王河一旁说他，你那张破嘴少说点儿吧，就因为好说吃的亏还少呀？
全福满不在乎地说，我怕什么？翻上三代我们家就没一个念过书的，能把我怎么样！过去总找我碴儿的是谷玉森，如今他都顾不过命了，还顾得上管我啊！不是我说话丧，老谷这回够呛。爬在大门口的时候就一摊泥似的，裤子尿得能拧出水来。他要能捡一条命，就该念你王河的好！说着他又夸开了王河，将他比作智退曹兵的诸葛亮，夸得王河都不好意思了。
王河他们要走的时候，邹晓风和李宪平恰好来了，二人又留下了。
邹晓风夸了几句王河。王河谦逊地说：“邹书记，这不全是您嘱咐的那些话起了作用啦！您让我多动动脑子，别对这帮孩子来粗的，您忘了？我的后台是您呀！”他的这番话说得大伙全乐了。
闲聊了几句，邹晓风冲着吴素梅开门见山地说：“小吴，你可要顶住！老党员啦，在这个节骨眼上可要经得住考验。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人正不怕影子歪啊，群众信任你，党组织信任你。我这个支部书记不是还没撤吗，今天我就代表组织说一句话，组织对你那是完全信任的！小范的工作取得成绩也有你的一份，这一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吴素梅落泪了，落下的是激动的热泪，这种时刻，没有比来自组织的关心与信任更能产生力量了。是啊，她是个有十几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意志为什么变得如此脆弱？变得如此儿女情长了！她觉得自己是该坚强起来了。
李宪平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向范建国问道：“小范，你那两个宝贝儿子呢？快叫出来！叫小哥儿俩出来接见我们一下，别那么大的架子！”
范建国吼了一嗓子，国庆、国荣小哥儿俩跑出来冲着客人挨个地叫了一阵伯伯。
李宪平对邹晓风挤挤眼说：“都说老二最聪明，老邹，我看看你的眼力能不能认出哪一个是老二。”他的话音一落，就见国荣情不自禁地小脑袋一歪，晃动起身子望着几位客人。大人们都忍住了笑。
邹晓风拍着国荣的脑瓜说：“肯定是这个呀！”
李宪平一把将国荣揽在怀里说：“我看不一定。不信我考考他。”说着板起脸一本正经地冲着国荣问道：“你说说看，你们家里谁管谁叫姐姐？你要是能答得上来，就是那个聪明的老二。说不上来肯定是老大。”
国荣眨了眨眼，看看父母，又看看客人，冷不丁扯着嗓子叫了一句：“我不告诉你！”说完就跑掉了，逗得屋里的人大笑。李宪平差点把眼泪笑出来。
4．斗来斗去跳梁小丑风光，大势难转“地下支部”巧周旋
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会旷日持久地发展下去，时而像脱缰的野马让人心惊肉跳，时而又像醉汉眼中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如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那样，曙光厂的领导班子靠边站了，“夺权”的是由韩京生、屈文革为首的“千钧棒革命造反战斗队。”屈文革就是甘兴旺的徒弟屈文书，运动开始后不少人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什么“要武”、“学武”、“文革”……怎么显得革命怎么改，屈文书就变成了屈文革。
与“千钧棒”誓不两立的则是“井冈山战斗队。”井冈山的牵头人物是杜新生。王河、张祥、赵贵臣等一大帮过去的中层干部和老职工大都参加了这一派。杜新生是车间副主任，又是副厂长孙长喜的徒弟，所以这一派具有很浓的“保皇”色彩，对立面骂他们是铁杆保皇派。在人数上这一派占了很大的优势，不足之处是“笔杆子”较少，打起嘴仗，笔仗来不如对方的火力猛，弹药足。厂里那些“老右”心里向着他们，但没一个敢伸头。
韩京生，屈文革的“千钧棒”，战斗力很强，一宿的功夫就能把大字报贴满全厂。李宪平十大罪状，邹晓风八大罪状能批得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而“井冈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保皇派，也要把火力冲着这两个发炮，但贴出来针对邹晓风或李宪平的都显得没劲；批的内容全是“只拉车不看路”，“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的，在那种火药味十足，敢扣大帽子，敢于栽脏才算革命的年代，这类帽子就显得太温和了，就如同与人打架拉不下脸似的，与那些一下手就是满脸花的没法比。两边都开针对“走资派”的批斗会，“千钧棒”那边是“喷气式”真刀真枪地干，“井冈山”这边则是和风细雨。
某一天，区军管会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来曙光厂考察摸底，正赶上“千钧棒”召开批斗会，两位工作人员应邀参加。那次会主要批斗李宪平、邹晓风，但拉上石国栋、范建国，王玉蓉、达进士等人陪斗，结果批斗会的气氛极佳，韩京生宣读的那十几条罪状很快就将那位王排长打动了，他带头喊出了“向千钧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致敬”的口号，把韩京生美得不成，第二天就将此事出了一张“特大喜讯”贴了出来。从此，千钧棒开始得势，与区里的军管会也建立了联系。
李宪平和邹晓风被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宪平被“千钧棒”勒令到材料场去劳动改造，后来发现那里的人暗中照顾他，又将他弄到机加工车间的大锯上干活。腰上有伤病的邹晓风则被发配到制材车间去滚元木，当重劳力使用。好在那里有王河一些人暗中照顾，才使他少吃了一些苦头。
潘树仁本来没什么事，虽然也靠边站了，但开始还能待在自己的办公室。但后来“千钧棒”派人去搞他的历史问题，查出解放前他所在的地下交通站出过变节分子，受过破坏，就得出了他也是叛徒的结论，批斗了几次，把他也弄到下面劳动去了。“千钧棒”则将自己的队部搬进了工会，控制了广播室。这些人也不管上班不上班，屁大的事就扯着嗓门广播一通。
厂里唯一还管点事的是副厂长孙长喜。老孙是个老黄牛式的人物，从他身上找不出什么能上纲上线的事。他的儿子又是现役军官，军属的身份让他粘了一点光。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拼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属于“拉车不看路”的那一类，况且无论哪一派也不愿落个破坏生产的罪名，厂里的生产总要有人管，这一来他成了厂里的大忙人。厂里的生产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上班干不干活没人管，干多干少凭的是个人觉悟，孙长喜到下边分派生产任务跟向人家借钱似的，要耐着性子说好话。需要盖公章办的事他要找韩京生他们盖，“千钧棒”把那几个木头疙瘩当成了命根子。盖章的时候，韩京生几次借机警告过孙长喜说，“别总拿生产压革命！阶级斗争是纲，其它全是目，要懂得‘纲举目张’的道理。”
谷玉森的家属几次找到厂里闹事，来了人不找造反派专找孙长喜说理。谷玉森出院后，生活始终不能自理，他家里边自然有气，这气就只能撒到孙长喜的头上，人家找来了他只能说好话，仿佛把人打残的是他孙长喜。
孙长喜从没领导过这么大的摊子，棘手的时候就只好偷偷他去找李宪平或邹晓风拿主意。孙长喜的家还在城里，厂休的时候几个人常在他家聚齐，一起喝喝酒，诉诉苦，发发牢骚，再给孙长喜出出主意怎么对付造反派。五个支委中唯独缺少了一个谷玉森。潘树仁曾无限伤感地说，想不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开个支部会还要在地下开！
“大联合”之前的一个厂休息日，邹晓风等人又在孙长喜家聚齐。
有件事把老孙愁得不行，韩京生一伙人找他谈了一次话，毫不掩饰地向他摊牌说，只要孙长喜站出来“亮相”公开表示站在“千钧棒”这边，他们就正式宣布解放孙长喜，就支持他进即将组建的“革委会”，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这是一笔赤裸裸的交易，孙长喜一听就拒绝了，说你们结合别人吧，我不行，让我进班子是赶着鸭子上架。韩京生说我们就欣赏你这种谦虚劲。你也别把话说死了，回去你好好考虑一下再说。
李宪平听了当即表态说，答应他们，不就是表个态嘛！站在“千钧棒”一边怎么了？那里边大多数都是革命群众，又不是冲他一个韩京生。他随后仔细分析了一下情况，认为孙长喜进“三结合”的希望最大。说就是为了领导权不落入韩京生这号人手里，孙长喜也应该不放过这个机会。
邹晓风和潘树仁都同意李宪平的看法，说曙光厂不能毁在野心家的手里，更不能让莫怀远这号人得逞，斗争也要讲讲策略。邹晓风还举了毛主席当年上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例子来说服孙长喜，几个人费了挺大的劲总算把他说话了心思。
自从莫怀远投靠了“千钧棒”，韩京生一伙针对李宪平、邹晓风整理出的罪状越发“言之有物”，也较比更注意突出重点，集中火力往要害的地方下手。对李宪平的罪行主要对准了三条，一是重用坏人，招降纳叛，指的是重用石国栋，范建国、达进士、王玉蓉、郭子儒等这些摘帽右派与所谓历史有问题的人。二是所谓的血债问题，将茶炉工张润田的死因不顾当时的环境和其它因素全扣在了他一人头上，三是疯狂推行物质刺激，用金钱毒害广大革命职工，指的是前几年搞过的计件工资。至于那些年厂里取得的成绩，他们说那是典型的“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