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小镇的街道便窄得可以。
说是大街，实际上是巷道；说是巷道，却更像两建筑物退出的缝隙。一块块青石板，串成沉甸甸的线装书，小镇人赤脚走过，便读出些啪啪啪的音韵。因依山而行，便很有些曲折坎坷，细长的街道塞在鸡肚子般的镇子里，七扭八拐得让人摸门不着不知所以，外来者便奇怪小镇人何以竟能熟稔地串东串西。
小镇的街道并不都这么窄，也有宽的，却又兼着集市，每逢赶场便挤得水泄不通，塞满了蔬菜瓜果鸡鸭鱼肉挑兜席子蓑衣斗笠，货物中蜗行着高矮胖瘦男人女人，闹哄哄一片。而一待日过正午，街道上便像变戏法似的不见一人，偶有一条小猪甩着尾巴在太阳底下拱烂泥里的菜头，或是几只公鸡奋不顾身地争抢一条死烂的泥鳅。此时的小镇，便像一把用闲了的柴刀，冷在那里，仿佛需人拿了才有生气。但冷清归冷清，小镇原是习惯了热闹与寂寞的，早已是宠辱不惊，一切都安详地活在自己的本分里。
小镇的房屋多是木板结构，矮在街边，却又不甘寂寞地炫耀着旧年的新联。小镇多雨，木板便泡得发白，透出些许古旧来。逢上太阳天——顶好是大太阳天，便有脏兮兮油光光的小娃娃在门槛下坐了，把刚刚玩过泥的手指放在嘴里奶似的吮吸，傻看着过路的人。年轻的母亲在一旁纳着鞋底，响亮地把笑声抛向街对面的新妇，却不管娃儿的寂寞。小镇房屋大多采光条件很差，黑黢黢仅门口有点光亮，人们进进出出便在门口一黑一亮，刚刚黑进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头，却突然亮出一个虎背熊腰的汉子来，不由人不陡吃一惊。
小镇人嗓门很大，耳边雷鸣般响一声，配之以一张勇武的脸，往往让人疑心要打架。年轻人很随便地拍拍肩膀，大声武气地说着些不是奇闻的奇闻；中年人便互致问候，不管什么时辰，均问：“吃了饭没？”那一位必答：“吃过了。”老年人见面先作揖，然后“嗯哪。然而却都进同一家茶馆，听同一人讲古，却也同样张大嘴巴听得津津有味，听到精彩处，都把巴掌拍得啪啪响。
小镇有两条江，一条是川江，一条是回头江。回头江顶多七八米宽，只是川江的一条支流小溪，小镇人却老实不客气地把它叫江。于是，此地人便把到溪里捉鱼唤做到江中捉鱼，话儿便陡增了几分气势。至于它为何不老实本分地叫溪，说古的范大爷在茶馆泡了粗茶清了嗓子由众人捧着便欣欣然生发了说古的兴致，说当年此地并没有这条江，远古时候，天神杨二郎赶着一群猪从这里过——猪照例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目的地，否则就要变成石头。本来他的时间算计得很好，但经过这里时，有只公鸡提前打鸣，杨二郎闻得鸡鸣，“哎呀”大叫一声，急出尿来，当即跌坐在地，在地上坐出了一个深潭，屙出的尿成了一条长流不断的流水。既是天神的尿，便不好叫溪，只好唤做江，叫回头江。那些猪也都散在回头江边，成了一块块巨石。这样的故事，照例很有些荒谬，但回头江真有深潭和许多巨石呢，便不由得人不信。有冒失的小伙问范大爷，鸡鸣啷个也闻得？范大爷一瞪眼，说先人便是如此说法。小伙便缩了头以为冒犯了先人罪孽深重。
回头江曲里拐弯地拐过镇尾，便是我家祖屋所在的黄桷街了。带阁楼的木屋密密匝匝地挤在街边，偏偏倒倒好似站不住脚，直要向街心扑。黄桷街平日照例也是极少人迹的，突然横过一只猫或狗，一会儿便叫得悠远了。记忆中，这条冷清的街道却是颇有些匠人的。游木匠的家具结实耐用，很有些古气；朱炳龙的竹编细致灵便，花色板眼多。赶场天堆在门口，总被山里人一抢而光，昂首带回家说是游木匠的板凳朱炳龙的背篼好容易抢得一张一个呢。
吃食也都是些老手艺，王麻花（我爷爷的雅号，后来被我爸爸继承）的麻花金黄匀称，又香又脆（本地有句俗话：王麻花的麻花——干脆）；黄麻糖的麻糖，白净个大，入口化渣。这些家庭作坊，却是并不开店的，只来料加工。要买黄桷街的土特产，却得到杜邦贵的杂货店去。他那里也兼营油盐酱醋洋油洋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概你生活当中要用的，他没有不备的。也有乡下人散了场从黄桷街过，想充实一下肚子，延续难得上街赶场的乐趣，便有了曾树清的豆花店和店堂门口的大酒坛。大酒坛凸在黄桷街如今唯一的那株黄桷树边，显示着一顿饭的主题，制造着山民的酒足饭饱和中气很足的饱嗝。
黄桷树是极老的，说不清是先有了小镇才有了这株黄桷树还是先有了这株黄桷树才有了小镇，树皮被风皱成了老妇人的脸，却依然每年发出新芽结出果子。果子酸溜溜的，常惹了小孩来打，便有石头飞上了豆花店的屋顶，把瓦片砸得啪啪脆响。曾树清便竖了眉奔出来大声呵斥，手里的锅铲炒菜似的挥舞着威胁。小孩哄散了，一会儿又来打，依旧把石块高高地扔起。曾树清却似忘了前事，笑眯眯地看小孩打，见太小的小孩扔不高，还上前帮忙。而石头一在房顶脆响，他便又竖眉呵斥。
小镇的习惯，红白喜事少不了喇叭唢呐，于是便常有嘹亮之音响天响地响早响晚。习惯是几百年的习惯，曲调也是几百年的曲调，感觉却不尽一样。同样的喇叭同样的唢呐，在不同的场合却吹出人的欢笑悲戚甜蜜凄凉。喇叭声远，忽一阵风吹来，便疑是古人的鼻息扑到了脸上。
说是古镇，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致。据说先前有一座东岳庙，倒也显赫远近，却毁于“破四旧”的一片叮叮当当声中。如今只是半坡岩石上有一个无头缺手的菩萨，默默地背负着那段历史，让人可以想见当年的香火，不胜嗟叹。另一处叫文昌宫的，却早已消了“宫”的痕迹，听说是毁于一场大火，原址上建了民宅，却与别处并无二致。倒是范大爷口中杨二郎一屁股坐出的深潭有些古迹，飞瀑下的半空岩石上刻着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飞龙洞。落款时间为清道光年间。潭边散着许多刻有清晰字迹的岩石，不知出于哪朝哪代哪一位无名氏之手，似乎颇为可观，却又缺乏保护，残缺不堪，成为苔藓和螃蟹的栖身之所。
小镇名叫松溉，却被小镇人呼之曰松既。据说是古时候小镇出了一位举人老爷，轰轰烈烈地回乡省亲。许是离乡久了，又许是做官做得糊涂了，竟把松溉念成了松既，却又死要面子，不思悔改。谁知小镇世代鲜有读书人做到了举人的份儿上，人人奉举人若圣明，于是便恍然大悟，很响亮地跟着说松既。一代一代，便传了下来。
猪样年华
第78节包谷面
文革后期有一首歌谣很“有趣”：
包——谷面——
不但战士要吃，
干部也要吃。
包——谷面——
最容易吃，
真正要消化就不容易了。
要把
包——谷面——
作为细粮来吃，
哪一级都要吃，
吃了就要拉——
支援农业大寨化！
这首歌谣的“有趣”在于它是根据林彪语录《老三篇》歌改编而成，调侃意味极浓，传唱极广。一边喝着难以下咽的包谷羹，一面唱着这首歌谣，粗糙的包谷面也便有了几分趣味。这首歌还形象地说明，包谷面在那时确乎是人人都要吃的。那时的口粮供应，大约是每人每月二十五斤大米（学生正长身体，又是祖国的未来，稍多一些，每月三十二斤）。搁到现在，每人每月二十五斤大米大约一多半的家庭都吃不完，
因为现在的食品供应丰富，作为主食的大米反而吃得少了。而在那时，二十五斤大米大概连填个半饱都不够，（人很奇怪，越是有饥饿感觉，对食物的容纳就越大得畸形，这里面有个心理预支——生怕这一顿过后，下一顿便没了着落。我妈就一顿吃过半锑锅米饭外加半锑锅红苕！）这就得加进很多粗粮，比如面粉、高粱、红苕、大豆……再有就是这包谷面。
包谷面几乎是所有粗粮里面最“粗”的，连皮带麸打成粉。不知什么缘故，那粉总打不细，很多大块的包谷皮，吃在嘴里，调皮捣蛋地满口乱钻，很难让人忽略它们的存在。有些家庭实在没吃的，连包谷棒子也打在一起——那就更难下咽了。
包谷面的吃法也比较单调，一般是煮成糊，我们称之曰包谷羹。羹大约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词，让人想到的是精致的食物，细致的烹调，高雅的餐具，慢条斯理的品味，称之曰包谷羹很有些精神胜利的意思。包谷羹却并不因为被恭维为羹就有了羹的境界，依然我行我素，粗俗如糟糠，一点不给人面子。有一段时间，粮站没有大米供应，我们家天天喝包谷羹，每人的舌头都喝出泡来！
包谷面的第二种做法是蒸成包谷粑。包谷粑相对包谷羹的境界略高，加几颗糖精，和点面粉，捏成窝窝头，上甑子蒸来，金黄，卖相很好，味道也不俗，略有回甜。那时每顿蒸包谷粑，我都会揣两个在怀里，当零食，出去玩儿的时候想着想着拿出来咬一口。但由于包谷粑费柴、费糖、费面粉、费包谷面（同样吃饱，包谷粑比包谷羹要多用很多包谷面），所以家里不轻易蒸包谷粑，包谷粑便愈显得珍贵。
有一天半夜下暴雨，把我们家盛包谷面的大缸淋湿了，只好把包谷面全和了来蒸包谷粑。蒸得实在太多，吃得大家都倒了胃口，还是吃不完。剩下的用簸箕摊开来晾着，无奈那几天雨总下个不停，包谷粑竟长出了霉。长了霉的包谷粑也舍不得扔，后来妈妈想了一个办法，把包谷粑掰碎，和上辣椒盐巴花椒，装进泡菜坛子干腌着，居然可以当菜，而且风味还很不错！这个办法后来被很多邻居采用，走在街上，冷不丁就会看到一个人蹲在大门口，喝着包谷羹，嚼着包谷粑，吃着腌包谷面，啧啧有声，津津有味，实在也算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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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样年华
第79节草蛐蛐儿和灶居子
我这个人懒，书房的书是随翻随丢。这日因找一本小书，无意间在一个乱七八糟的抽屉中翻出一篇小时候的作文来，文字自然是幼稚，内里有句描摹蛐蛐叫的却有几分意思：“曲——曲——，雎雎——雎雎——”后来我把这个虫声写到我的小说《名丑》里：
“草里有蛐蛐。”
“有两个，一公一母。你听，公的叫‘曲——曲——’母的叫‘雎雎——雎雎——’
”“真好听。”
“要不，我给你逮去？”
“别去，你听它们叫得多好啊。”
……
可是，写完了，脑子里还是糊涂得很。“曲——曲——，雎雎——雎雎——”究竟是怎样一种叫法呢——到底久居城市，离天籁很远很久了，印象终于模糊。
小时候住在古镇小街，屋后便是池塘小院，夏夜，照例是虫鸣交响，蛐蛐是其中叫得最欢的。蛐蛐是一种很自得其乐的昆虫，它的叫声很单调，却可以不厌其烦地叫个通夜。
蛐蛐也有很多种，前面说的“曲——曲——，雎雎——雎雎——”叫的我们当地叫做“草蛐蛐儿”。这种蛐蛐体态很小，身体黝黑，很警觉，一般只在晚上叫，很不容易逮住。小时候曾举着马灯循声去寻，终于逮住一只，很高兴地放在一个竹筒里拿去跟同伴炫耀。然而它竟一丝儿都不叫了，只低低地伏在筒底，一动不动。耍弄了半天，以为它死了，终于没趣，随便扔进草丛。过了一会儿，嘿，它又叫了！不过，知道它不好玩，谁也没了再逮它的兴趣。
还有一种蛐蛐儿我们叫“灶居子”，这个名字很有几分雅，有点隐士的味道。然而，它却是五大三粗的劳动人民模样，体色是土墙粗俗的浅黄。灶居子一般居于灶前屋角的土墙下，不论白天黑夜都“居——居——”地叫个不停。灶居子很容易逮，听到它的叫声，一去，它准伏在那里（大概它幼稚地以为自己的体色是一种隐蔽），伸手去捉，才想起要逃跑，但已来不及了。
灶居子的性情比较刚烈，放进竹筒，上蹿下跳，叫个不停。这份刚烈恰好配合了小孩子们的玩兴，所以它们倒是小孩子经常的玩物。灶居子还很有些外强中干，虽然两条后腿很粗大，但一挣即折。我们那时候有一种玩法：捉住灶居子，只捏着它的后腿，看它拼命挣扎，身子突然从大腿里蹦出来，掉在地上，奄奄一息。这种玩弄，现在想起来实在过于残忍，但小孩子大抵是不太懂事的，能责怪什么呢？只好埋怨灶居子不懂随遇而安的道理，如果它苟且一点，或者像草蛐蛐那样玩弄点阴谋，大约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