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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先后诏令在禅门中颇有影响的玉林、木陈禅师进京论道。
木陈不仅是“新蒲绿”的编辑者，还在顺治八年到舟山的普陀寺开堂说法，而当时的舟山在鲁王朱以海的控制之下，其政治倾向不言而自明。
木陈在进京后，被顺治安排在西苑（今北海、中南海在当时称为西苑）居住堪称是志趣相投，心有灵犀。
顺治的博学多闻、礼贤下士，已经把木陈胸臆间的故国之思、华夷之别荡涤殆尽。
在其离京前夕（顺治十七年五月）曾挥毫写下：“惜别君王重，多愁会晤难。
何由能缩地，长此共盘桓。”惜别之情、眷恋之意已经跃然而现。
“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的木陈，在南归后还写了一篇颇有政治色彩的文章《从周录》，不但曲解了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意，还对明清鼎革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其文曰：“向使殷之丧师，同于明之亡国，武王之兴同于世祖之兴，则伯夷将弹冠入周，安事首阳清饿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国士，往往托首阳以自高，则已违乎周、清从违之义矣。”这一番议论，即使是降清多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等也未能杜撰得出，此木陈已非彼木陈！而木陈“以比丘尼不得为君父报仇”的告诫，更是顺治期待已久的。
满汉合作基础的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礼禅也是个双刃剑，即瓦解了禅门，使得相当一部分禅师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现实。
与此同时也把顺治的思绪引向了空门，他曾对木陈说过“朕于财宝固在不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晴”。
顺治甚至拜玉林为师，法号“行痴”，用现在的话也算得上是个在家修行的居士了，兼之又有董鄂氏同他机锋问答，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关于顺治出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吴梅村还以此为题写了首长诗。
而在《清诗纪事》中还收录了一首署名为福临写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题壁诗”。
虽然可以断定此诗并非顺治所作，但其中的“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
朕乃山河大地主，忧国忧民时转繁”以及“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等句，确实反映出顺治不堪尘世礼法束缚的心境。
产生于清乾隆时期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中便安排主人公贾宝玉在林黛玉被封建礼教夺去生命后，毅然抛弃荣华富贵出家当了和尚，很可能就是有感于顺治强烈的出家之念。
该书作者曹雪芹的祖母就是康熙皇帝的乳母之一，作者在童年时很可能听到有关顺治试图遁入佛门的真实情况，正是有了这种生活积淀，《红楼梦》这部巨著也才具有如此强的震撼力。
但顺治的出家，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及时赶到北京的玉林制止了顺治的出家之举。
玉林明确表示：如果皇帝不放弃出家之念，就将烧死行森。
熊熊燃烧的柴堆迫使顺治让步，依然留在尘世当皇帝。
为此他安排最得宠的太监吴良辅作为皇帝的替身在悯忠寺出家，以了结皇帝的未遂之愿，并在十八年的正月初二御驾降临悯忠寺，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
过度的悲伤、主持葬礼的疲惫以及出家未遂的失意都伤害了顺治帝本来就多病的身体。
顺治在十几岁时得了肺结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
结核病人在患病之初，表现出病态的亢进，用中医的观点来解释就是阴虚阳亢，而当时顺治又处于青春期，纵欲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病态的亢进耗尽了他体内的元气，以至才２０岁出头就已经阴阳俱虚，气血两亏。
顺治对董鄂妃的宠爱并非一般人所想像的“独承雨露”，实际上皇帝同她经常“分床而居”，彼此如同老友一般，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沟通。
而董鄂妃的去世，已经使得顺治的命门火虚弱到随时就能熄灭的程度。
顺治在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后５天去世，按照他的遗嘱：由行森在景山举行火化仪式，奉命来京的行森在四月十七日为顺治举行了秉炬，其遗体及生前御用物品全部焚烧。
顺治的骨灰葬在他生前择定的墓地——位于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
令顺治没能料到的是，他逝后的谥号“章”也未能系在董鄂氏的皇后谥号上，这就意味着孝献皇后不可能配享太庙……然而无论是礼教还是名分，对于紫禁城里所发生的长达数年的惊世骇俗的生死之恋，不也都是无可奈何吗？！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堂妹殉葬
顺治在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后的当天下午就感到有些身体不适。
到了第二天——正月初三，就已经出现出痘的症状（当时人把生天花称为出痘）。
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洲人，本来对天花病毒就缺乏免疫力，而成年人出天花往往会危及生命，因而每年的冬季及初春顺治都要到南苑去避痘。
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为了董鄂妃的葬礼弄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天花病毒乘虚而入。
到了正月初六顺治病危，这天凌晨麻勒吉与汉族学士王熙到皇帝病榻旁奉命撰写遗诏。
据王熙在《自撰年谱》中所记：在写完第一段后“遂奏明：恐圣体过劳，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
至夜，圣驾宾天。”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在正月初七子刻在养心殿去世，时年２４岁。
不难看出，顺治的遗诏在去他世之前已经由本人审阅定稿，然而遗诏是在申时才公布的。
公布遗诏是在顺治去世之后４个时辰（８个小时），而且遗诏已经变成了罪己诏。
曾经参与撰写遗诏的王熙在遗诏公布后，便把自己保存的所有同遗诏有关的文字记录全部付之一炬，而且此后对所有涉及的内容守口如瓶。
据孟森先生考证“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８个小时足够修改了。
在这份罪己诏中的第十条就涉及到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端敬皇后于皇太后恪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
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未能以礼止情，诸事窬溃不经，朕之罪一也”。
把对董鄂氏的葬礼逾度写进罪己诏，的确反映了孝庄的强烈不满，在她看来顺治如果不如此伤感、劳神，又怎能会染上痘症并因此撒手而去。
而［美］A．W．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福临传》中也有如下的评论：“在这份以福临名义发布的遗诏，把福临装扮成因为有某些过失而下罪己诏者，例如加予宠妃的那些破例的荣誉和为她的死而举行的奢侈的葬礼……可能是他的母亲孝庄皇后希望抬高她自己的侄女或侄孙女而坚决要加进去的。”孝庄的情绪使得端敬皇后的堂妹贞妃董鄂氏陷入深深的恐惧中，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麻烦，为了董鄂氏家族不至于受到牵连，她决定牺牲自己，以为顺治殉葬来换取皇太后的宽恕，才２０出头的她从容地走了。
虽说这是她自己的抉择，但其中……尽管康熙追封贞妃董鄂氏为皇考贞妃，但当两年后顺治的孝陵竣工之后，在地宫中同顺治合葬的只有孝献端敬皇后和刚刚去世的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佟氏。
至于追随先帝而去的贞妃，则被葬在孝陵东边妃嫔陵寝。
当康熙在三十二年开始为嫡母孝惠营建陵寝时，便在原有妃嫔陵寝的基础上营建孝东陵——修建地宫、地宫上的宝城、方城、明城、隆恩殿、东西配殿……而贞妃不过是葬在孝东陵的２８位嫔妃中的一个。
生前并未得宠，但却要成为堂姐的替罪羊；虽然殉葬，死后依然备受冷落；名分以及合葬地宫的哀荣都同她无缘……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弟费扬古
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虽然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但她却留下一位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弟弟费扬古。
费扬古生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比孝献端敬皇后小６岁，在他的脑海中姐姐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但他却承袭了姐姐办事认真、为人谦和、追求完美的性格。
当他的父亲在顺治十四年去世时，１３岁的费扬古就承袭了父亲在一年前（顺治十三年）因女儿被封为皇贵妃而晋升的伯爵。
１３岁的小伯爵懂得约束自己，在姐姐最得宠的时候，不敢有任何放纵自己的言行，而且抓紧时间学习文韬武略，为将来建功立业奠定基础。
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年轻的费扬古在安亲王岳乐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被授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
费扬古不是凭借外戚的身份，而是凭借自己的功绩而跻身于政坛。
在清王朝抗击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战争中，费扬古更是大显身手。
从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起，以伊犁为统治中心的漠西蒙古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支——准噶尔部，在首领噶尔丹率领下挥师东进，并于次年五月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漠北的土谢图部，又乘胜渡过土拉河侵入车臣部牧地，漠北各部纷纷南奔，请求归附清朝。
如果清廷不接受漠北各部（又称喀尔喀各部）内附，他们必然被准噶尔部所吞并，将成为清王朝北部的巨大威胁；如果允许喀尔喀各部内附，噶尔丹就可能以追击为名而内犯。
尽管情况如此严峻，但康熙绝不会错过臣服漠北各部的天赐良机。
在此之前，漠北各部已经对清王朝“间通使，间为寇”，准噶尔的侵略使得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于是康熙下达了允许喀尔喀各部内附的命令，并在靠近边界的牧场予以安置，调拨归化城的粮食用来赈济他们。
漠北各部在内附后也同漠南内蒙古一样编旗，被编为三十七旗，且建立汇宗寺以安置各部喇嘛。
康熙“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御朔方”的做法，的确收到了“较长城更坚”的效果。
占领漠北的噶尔丹愈发不可一世，到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又以追击喀尔喀各部为名，率领军队数十万南下，“已进汛界”。
噶尔丹“志在不小”，于是康熙决定御驾亲征，开始了同噶尔丹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但此次亲征由于康熙病倒在军前，只得委托裕亲王福全等指挥此次战事，而费扬古就是裕亲王福全麾下的一员得力将领。
双方在乌兰布通展开激战，噶尔丹在被击溃后率余部渡过西拉木伦河逃回漠北。
在此之后，噶尔丹依然时时越过克鲁伦河，南下侵略巴颜乌阑一带。
为了防御噶尔丹，康熙任命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守归化（今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为了解决噶尔丹对内蒙古的军事威胁，康熙在三十五年（１６９５年）二月，再次御驾亲征。
此次亲征兵分三路，东路由萨布素负责，率领数千军队驻守蒙古东部，防止噶尔丹向东逃窜；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的费扬古是西路统帅，西路是此次征战的主力，兵力四万六千有余；中路由康熙亲自率领，兵力约三万三千。
按照事先的部署，中路军在四月初一从北京出发，而西路军在三月份分别从宁夏、归化出发，五月底中路和西路在土拉河以北会师。
西路军在行进途中因天气恶劣影响了进度，为了避免不能按期到达使得康熙率领的中路军独自承受巨大的压力，费扬古亲自率领一万四千精锐日夜兼程……而当康熙抵达克鲁伦河以南时，“北岸已无一帐”，噶尔丹早已“拔营宵遁”。
噶尔丹在向西逃窜的途中“遗老弱辎重”，在经过五昼夜的狂奔后抵达位于库仑（今乌兰巴托）的昭莫多（蒙语大树），但却被费扬古所率领的西路军迎头予以阻击。
费扬古在昭莫多同噶尔丹展开激战，噶尔丹的主力全部被歼灭。
从此费扬古的名字就同康熙盔甲昭莫多、同大败噶尔丹紧密联系在一起。
“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
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
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这是准噶尔部的一名善弹筝笳的老乐工被俘后，在康熙皇帝所举行的庆功宴上演唱的一首悲壮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