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后妃:接近权力巅峰的女人- 第18部分

　　
　　　　汪景祺在３８岁中举（康熙五十三年），却未能沿着科举之路步入仕途。　　　　
　　　　汪景祺在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前往陕西，准备投奔时任陕甘总督的年羹尧，拟充当一名幕僚，他把途中见闻以及原来的诗文，编辑成《西征随笔》。　　　　
　　　　汪景祺到达陕西后发现，曾是雍正心腹之臣的年氏已经顿失圣眷。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四月，年羹尧调至杭州任将军，该年年底，在查抄年羹尧在杭州的家产时，发现了汪景祺的手稿《西征随笔》。　　　　
　　　　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谈到明英宗年号“正统”（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以不理朝政而声名狼藉）、元顺帝年号“至正”（元顺帝被朱元璋推翻）的“正”字有“‘一止’之象”。　　　　
　　　　而雍正的年号中也有“正”字，这自然让雍正皇帝联想到所谓“一止之象”。　　　　
　　　　汪景祺的手稿中还有“功臣不可为”等内容，自然让生性多疑的雍正同年羹尧、隆科多的失宠联系到一起。　　　　
　　　　雍正对《西征随笔》一案极为重视，在汪氏手稿上批有“悖谬狂乱”等字。　　　　
　　　　雍正四年十二月，汪景祺被斩首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兄弟侄子俱革职，发配宁古塔。　　　　
　　　　汪景祺的人头被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闹市区，这一挂就挂了将近１０年。　　　　
　　　　因皇贵妃年氏兄长年羹尧所引发的雍正时期第一起文字狱，直到乾隆即位后才得到解决。　　　　
　　　　只不过，那一直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人头早就变成了骷髅……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嫡后去世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皇后富察氏去世后，迫于太后的压力乾隆才册封了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　　　　
　　　　富察氏在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同宝亲王弘历完婚，她是宝亲王的嫡福晋，因而当乾隆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后。　　　　
　　　　在史书上关于富察氏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一是“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一是“以鹿羔绒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旧制，示不忘本”。　　　　
　　　　身为皇后平时只是佩戴野花、绒花，这种简朴自然是非常难得的；仿照入关前的做法——用动物的皮革制成荷包进献给皇帝，以表示不忘祖宗开基创业之艰难，这在满洲权贵中更是非常难得的。　　　　
　　　　不要说满洲权贵，就是一般的八旗子弟在入关百余年后，已经变得安于享乐，早把当年的进取精神消磨殆尽，不会说满语、不擅长骑射者已经比比皆是，乾隆对这些忘本者已经采取严厉的惩罚，不精通满语骑射者不得袭爵。　　　　
　　　　在这个问题上富察氏同乾隆的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后宫中，一种是“子以母贵”，另一种是“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讲的是在皇帝的众多儿子中，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在宫中、特别是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换言之就是母亲的地位决定哪一个儿子能取得继承权；而“母以子贵”则恰恰相反，母亲在宫内的地位取决于儿子，儿子能即位，母亲自然就被尊为皇太后，顺治帝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康熙帝的生母佟氏、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都是因儿子即位被尊封为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的。　　　　
　　　　乾隆第一次立储是在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所择立的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　　　　
　　　　永琏生于雍正八年，“聪明贵重，气宇不凡”，深受祖父雍正、父亲乾隆的钟爱。　　　　
　　　　乾隆即位不久立６岁的永琏为皇太子，并写好立储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内。　　　　
　　　　乾隆三年十月，９岁的永琏因病而亡，乾隆只得将秘密立储的谕旨取出。　　　　
　　　　乾隆在皇储永琏逝后一个月，颁谕公布了永琏的皇太子身份，赐谥“端慧”，以皇太子的礼仪安葬了永琏。　　　　
　　　　清朝统治者在立储的问题上，并不像汉族统治者那样强调嫡庶之别，乾隆之所以坚持要立嫡子为皇太子纯粹是出于对皇后富察氏的感情，这就使得他极为看重嫡子。　　　　
　　　　在永琏夭折之后，一心要立嫡子为皇储的乾隆等了八年，皇后富察氏才在乾隆十一年生育皇七子永琮，乾隆便把立储的希望寄托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儿子身上。　　　　
　　　　不料永琮甫及两岁又因出痘早夭，时为乾隆十二年除夕。　　　　
　　　　但乾隆对立储皇七子只是一种意向，并未按照秘密立储的程序书写密旨，放到正大光明匾内，因而永琮还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储，其葬礼虽比一般皇子高，但不可能像已经被秘密立储的永琏那样享受皇太子的葬礼。　　　　
　　　　皇二子与皇七子的接连去世，对于一心要立嫡子为储的乾隆皇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此他曾颁谕特意谈及这一问题：“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即顺治）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　　　　
　　　　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乾隆在十三年二月首次去山东祭孔，富察氏陪同皇帝东巡。　　　　
　　　　皇七子去世还不到两个月，富察氏的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她是带病去山东的。　　　　
　　　　病弱的身体禁受不住旅途的颠簸，谒孔庙的隆重仪式、登泰山的过度疲劳都耗尽了富察氏的元气，等回到济南已经一病不起，而在从济南赶往德州的船上她已乾隆陵寝裕陵地宫（与乾隆合葬的有皇后富察氏、皇贵妃高佳氏、皇后魏佳氏、皇贵妃金佳氏、皇贵妃富察氏）经气息奄奄，富察氏未能回到北京，就在德州病逝，时年３８岁。　　　　
　　　　皇后富察氏死在东巡的路上，并不像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乾隆韵事》中所描绘的死于南巡途中，乾隆在十三年尚未开始首次南巡。　　　　
　　　　乾隆同皇后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他把富察氏的感情升华到人伦之首来认识的，在悼念皇后富察氏《述悲赋》的开篇，乾隆就提出这个问题：“《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人伦之伊始”，在这里乾隆明确提出夫妻是“人伦之伊始”。　　　　
　　　　这的确是对儒家纲常观念的挑战。　　　　
　　　　按照儒家的纲常观念排在第一位的是父子，第二位的才是夫妻，第三位的是兄弟。　　　　
　　　　但汉族是非常强调血缘亲情的，因而在民间所流传的口头禅则是“兄弟是手足，老婆是衣服”，手足是斩不断的而衣服是可以换的，实际上已经把夫妻挤到第三位。　　　　
　　　　从关外崛起的满族没有那么多的假道学，乾隆的高祖——清太宗皇太极，在攻打锦州时得到宸妃病重的消息。　　　　
　　　　他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往沈阳赶，还未到沈阳就得到宸妃去世的噩耗，巨大的悲痛竟使得这位驰骋疆场的开国皇帝昏了过去，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恍惚。　　　　
　　　　皇太极联想到当年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去世时并未悲伤到这种程度，尽管他为此自责，但仍不能摆脱“不能自持”的状态。　　　　
　　　　他甚至对在宸妃丧期“作乐”的郡王阿达礼、公扎哈纳予以夺爵。　　　　
　　　　至于乾隆的曾祖顺治更是因董鄂妃的去世而情绪失控……上述种种都反映出夫妻在人伦中的重要地位，需要人们重新认识。　　　　
　　　　乾隆在《述悲赋》中虽然以诗的语言发泄着内心的悲痛，诸如“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与随”，“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夏日冬月兮复何时”等等不一而足。　　　　
　　　　过分的伤感使得乾隆情钦定《四库全书》绪反常，在他看来所有的儿子都应该痛不欲生，所有的大臣都应该呼天抢地。　　　　
　　　　当他感到２１岁的皇长子永璜、１４岁的皇三子永璋对嫡母去世“并无哀慕之忱”，“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时，怒不可遏，斥责他们“不识大体”，对嫡母仙逝“全不在意”。　　　　
　　　　并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申明：“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　　　　
　　　　……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至兄弟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　　　　
　　　　”如此杀气腾腾的斥责，自然让两个未经过历练的皇子诚惶诚恐。　　　　
　　　　与此同时血淋淋的惩罚也在朝廷上接二连三地出现：大学士阿克敦因下属在把孝贤皇后的册文翻译成满文时有误，而被判处绞监候；在皇后百日丧期之内剃发的官员被赐令自尽的就有大学士、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而刑部尚书盛安只因未将违制剃发的锦州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都司姜兴汉判处斩立决也被赐令自尽，刑部官员竟全部被革职。　　　　
　　　　实际上在大清律例中，对国服内剃发并未有明确的惩罚标准，在雍正去世时对违制剃发也未进行治罪，但这一切到了乾隆十三年竟成为可以引来杀身之祸的大问题。　　　　
　　　　在这种不正常的压抑与惶恐中，皇长子永璜在乾隆十五年郁抑而死，时年２３岁。　　　　
　　　　乾隆在皇长子逝后相当悲痛，追赠永璜为定安亲王，在乾隆十七年将孝贤皇后富察氏的灵柩入葬裕陵时，永璜生母的灵柩也随同入葬，乾隆也许是以此来表达对长子亡灵的一种慰藉。　　　　
　　　　逝者已经获得永久的摆脱，生者还要忍受不测的天威，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把皇三子永璋的心灵摧毁。　　　　
　　　　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七月，皇三子亦撒手人寰。　　　　
　　　　永璋死后，被乾隆追赠为循郡王。　　　　
　　　　在两个皇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已故皇后的弟弟傅恒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的头衔，十一月初三傅恒从京城出发前往金川，指挥已经进行了一年半的金川之战。　　　　
　　　　傅恒在出师前夕，乾隆亲自祭祀堂子；而在傅恒离京之时，乾隆又派皇子及大学士到良乡为其饯行；随同傅恒出征的还有乾隆派出的三万五千名将士。　　　　
　　　　第一次平定金川的胜利奠定了年轻的傅恒的宰辅地位，傅恒担任宰辅２０余年，直至去世。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翻惹无端

　　　　乌拉那拉氏生于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二月初十，比乾隆小７岁。　　　　
　　　　她的父亲是满洲佐领那尔布，乌拉那拉氏在雍正年间入侍乾隆于藩邸，被封为侧福晋。　　　　
　　　　乾隆居藩邸时，由雍正做主纳过四位福晋，其中一位是嫡福晋富察氏，其余三位是侧福晋，这三位侧福晋一位姓高佳，一位姓富察，第三位就是乌拉那拉氏。　　　　
　　　　在乾隆即位后，册封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封侧福晋高佳氏为贵妃，封乌拉那拉氏为娴妃。　　　　
　　　　生育皇长子及皇二女的侧福晋富察氏，因死于雍正十三年，未得晋封。　　　　
　　　　在藩邸的福晋中，乾隆最敬重皇后富察氏，最宠爱贵妃高佳氏，最容易被皇帝忽略、冷落的就是乌拉那拉氏，就连纯妃、嘉嫔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也远远超过了乌拉那拉氏，纯妃接连生育皇三子、皇六子以及嘉嫔接连生育皇四子、皇八子，就反映出这一点。　　　　
　　　　后宫中的妃嫔，如果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就连“母以子贵”的幻想也破灭了。　　　　
　　　　对乌拉那拉氏来说，惟一的慰藉就是她同太后特别投缘，也许正是由于太后的好感，她才得到娴妃的封号。　　　　
　　　　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十月娴妃乌拉那拉氏同纯妃苏氏一起被晋升为贵妃。　　　　
　　　　三年后皇后富察氏在东巡途中仙逝，奉太后懿旨，乾隆在十四年（１７４９年）晋封贵妃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　　　　
　　　　在册封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后不久，乾隆就写下“六宫从此添新庆，翻惹无端意惘然”的诗句，看来皇帝对此很不情愿。　　　　
　　　　一年后乾隆又在太后的敦促下，删封３３岁的乌拉那拉氏为皇后，实际上皇帝对此更不情愿，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人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乌拉那拉氏在当上皇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乾隆对她依旧相当冷漠。　　　　
　　　　乾隆对富察氏的思念，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　　　　
　　　　就像他在悼亡诗中所描绘的：“忍诵关睢什，朱琴已续弦”，“半生成永诀，一见定何时”，“不堪重忆旧，掷笔黯伤神”，诚所谓，“制泪兮，泪沾襟，强欢兮，欢匪心”，“醒看泪雨犹沾巾”。　　　　
　　　　乾隆在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时，还是要绕过济南，不忍心再进入让他抱憾终身的伤心之地，正像他在诗中所描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