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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律实施14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社会公共事业重要组成部份公共卫生事业自然在此之列。但是我们在灾难发生后，才突然意识到，长时间的太平岁月，让传染病防治法——这部和人民身体健康甚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法律，在纷繁的社会生活和蓬勃的经济活动中，显得那样的落寞。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政府公务员甚至一些领导，认识到这部法律的重要性有多少？它似乎是部只属于卫生防疫等专业人士的法律。
当传染性非典——这种人们以前从未遇到的新流行病爆发时，传染病防治法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
翻开这部法律，我们发现，传染病防治法对传染病的分类、防治部门、举报、隔离制度、法律的监督执行、相关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可以说这部法律有着相当的前瞻性，非典防治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于法有据。但是遗憾的是，非典开始流行时，传染病防治法不应当的“缺位”，使这个“恶魔”走得更远。
法律规定：“任何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医疗保健机构或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
“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
对于可能出现的新的传染病，法律也做出明确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
在我国广东1月份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该病 2月份在广东等地流行，并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最后病毒北上，传染面扩大。相关部门的负责人4月初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非典并没有列入新的传染病名录。这种病例在美国等地刚被发现时，就立即被列入新的传染病名录。
法律对传染源的阻断、相关人士和场所的卫生处理、防疫和医疗设备的准备、防疫人员和医务人员的保护，都作了相应的规定。然而，非典流行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医疗人员依然在缺乏足够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战斗在第一线，一些白衣卫士用血肉之躯与病魔作斗争，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4月初，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发现非典时，一些县医院连起码的隔离服都没有。
我们可以找出一堆理由：如经费紧张、相关部门经验不足等等，但必须检讨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太平时期，我们真的不太把这部法律当回事。
灾难有其不可确定性，正因为它的不可确定性，平时的防范显得尤为重要。美国9。11事件的发生，并不说明恐怖事件只属于9月11日那一天，恐怖事件在9月10日或者12日都有可能发生。同样，传染病也不仅仅属于1988年和2003年，对于传染病这个始终伴随人类文明史的敌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睁大眼睛。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愿非典过后，传染病防治法，不再只有瘟疫流行时，才被人们想起来。 （2003年4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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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必须付出神化的代价——从陈永苗两篇文章谈起
（起7V点7V中7V文7V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40：00 本章字数：900）
永苗兄最近在关天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谈毛泽东和李慎之的父子关系，一篇是《天有病，人知否》，两篇文章褒贬不一，这倒没什么关系，引用我老家的一句俗语：“路边编草鞋，有人说长，有人说短。”但我是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一起看，其中大有深意焉。
有人指责陈永苗在此全国人民抗非典时，作此诘问。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这场灾难早早过去，但独立思考的人，必须思考某些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一场天灾会引起人其他的联想？
中国有着几千年封建史，王朝执政最大的立国之本就是“受命于天”，既然你宣布受命于天，那么就必须有着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永苗说的巫术的力量，既然作天下的“共主”，而且是上帝安排的，那么所有的危难你就必须承受，——而且没有理性的逻辑，受命于天违背理性，那么帝王的责任对老百姓而言也必定违背理性。天之子，自然无所不能，有灾难，只能解释为“失德于天”，为改朝换代寻找理由。
民主的社会，因为政府是选票选出来的，自然灾难由选民共同承担，这点上海的危舟兄已经说得很好。
如果执政者总是宣传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那么这样被神话化，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那些失误产生的负面效果自然大于民选政府。因为你给人民的印象好像不是有限政府，而是全能政府。
世上没有全能，标榜自己是全能的，往往在具体的事情面前反而成为无能。
一个传统的家庭，儿子小时候总是特别崇拜父亲，认为自己的爸爸无所不能，爸爸的每句话，简直是金科玉律。越是童年崇拜父亲的人，长大后越有可能“审父”。童年父亲自己营造的高大形象可能一夜之间坍塌。——因为世上没有全能的父亲。而西方从小就不必要避父亲之讳，可以和父亲正常交流的人，反而在成年后，能与父亲保持一种正常的关系。
“剔骨还父”很容易出现在东方，从顶礼膜拜走向背叛的极端，如哪吒那样，选择荷花之身——那是真正的自然之身，而把肉体还给父亲。
一个总是在神化自己的人，必须付出被神话的代价。于是乎他为了保持神话后的“光环”，必须一直把自己打扮成“无所不能”，那么用一系列谎言来维系第一个谎言就是可以理解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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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幸与松坡是同乡——也谈谈蔡锷将军
（起0B点0B中0B文0B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02：00 本章字数：2812）
上小学时，老师组织我们去看电影《知音》，要理解英雄美人，千古知音之间的情愫，那个年龄还早了点。可老师对我们说：“蔡锷将军是我们邵阳的。”因为和将军同乡，也因为邵阳自古民风尚武强悍，大多数男孩向戎马关山北的军旅生涯，蔡锷将军便成了我少年时的偶像。
年岁渐长，我听说了老人们给我讲过的许多关于松坡将军的传说。蔡锷的母亲是童养媳。有一年邵阳大旱，路上贫民倒毙者甚多。蔡锷的祖父一天外出，看到一个小女孩“自挂东南枝”，他想可能是女孩的父母都饿死了，女孩自己活不下去，便寻了短见。这位善良的汉子将女孩抱下来，准备去安葬，突然发现女孩鼻息尚有。马上背回家抢救，用自己家仅有的一点米，煮粥将小女孩救活。小女孩和蔡家的男孩年龄差不多，再加上成了孤儿。蔡家便收留她作了自家的童养媳。
如果没有蔡家爷爷当年的善心，便没有了后来南天树义帜，为民争人格的蔡大将军。村里老人据此说，这就是善有善报。
蔡锷生于1882年，属虎，因此起名为“艮寅”，艮代表山，便字“松坡”，这条“山中之虎”东渡日本后，才改名为“锷”，果然是宝剑锋利，斩断了帝制旧梦。将军从小聪颖过人，但家境贫困，无力供养他读书。后来蔡氏族长说，这个伢子是我们蔡家的千里马，将来蔡家得靠他光耀门楣。遂决定用宗族祠堂的公田（旧时乡下宗族的公田，主要用于供养族中孤寡之人或培养有潜质的贫寒子弟）供蔡锷读书，后来他也是靠着宗族的“希望工程”去了长沙的时务学堂。
有关蔡锷另一则神奇传说就是他13岁便中了秀才。他父亲当时背着他去宝庆府（邵阳旧称）赶考，考官看到一个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小孩和其他一些老童生一起来考试，便觉得很有意思，想“为难”一下这个“神童”，出了个上联“为何子骑父当马？”蔡锷马上对出下联：“只因父望子成龙。”考官再出一上联：“宝庆考生八十名，唯汝最小”。蔡锷立马对上：“孔门弟子三千众，数回居先。”自比颜回的松坡真是一语成谶。
蔡锷将军的家乡今天属邵阳市郊区，民国时代为邵阳东路。邵阳当时分东西南北路，东路的交通在邵阳是最便利的，距衡阳、长沙较其他山乡更近。因此常常开邵阳风气之先。谈蔡锷的成就，必须提到他的两位老师樊锥和梁启超。他童年的老师樊锥是湖南名士，而且思想特别开明，戊戌变法前，康梁组织“强学会”，樊锥也在邵阳组织分会，后来被守旧乡绅赶出了邵阳。
由于受樊锥变法思想的影响，中了秀才不久，蔡锷步行300公里，到长沙入“时务学堂”，成为当时梁启超门下最年少的弟子。
康梁流亡后，蔡锷不久也追随老师，去了日本，先学经济，不久他便对梁启超说，中国饱受外敌凌辱，要自强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投考了日本士官学校（后来老蒋也进了这所学校）。在军校时，他和蒋百里、张孝淮被誉为“士官三杰”。蔡锷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后，立即回到了中国。
在日本留学时，蔡锷就形成了“军队中立，军人不党”的理念，立志做一个杰出的职业军人。但是他的“军人不党”是指军队不为小集团使用，军人不能成军阀。在国家民族之大义面前，军人却不能置之度外。1911年年底他在云南宣布独立，脱离清廷，1915年毅然回滇反袁，正是基于这种理念。
蔡锷高于同时代其他军人，不同于袁世凯“北洋系”培养出来的各大军阀的原因应该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早年受过儒家传统的“济世救民”的教育，后又受梁启超的影响，他对宪政的理解甚至高于杨度这样的“宪政专家”。
“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蔡锷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看出他对宪政、对军队的见解。孙文因为宋案而发动“二次革命”时，蔡锷没有附和，并不是他首鼠两端，而是因为他认为当时袁世凯是合法的国家元首，此时反袁，就是军人干政。后来袁世凯背叛“共和”，改元称帝，成为独夫民贼，起兵反袁，是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
我在读大学时，才有机会去拜谒蔡锷将军墓。1990年早春，我北上读书在长沙做停留时，朋友陪我来到岳麓山。岳麓山几乎成了湘人民气血性的积聚地，成了湘人的精神符号，因为黄兴、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等许多清季民初的三湘伟男子都长眠于此。其中黄、蔡两人的墓和庐最大。蔡锷的墓在山腰，墓前两棵老枫树，正如将军的碧血丹心。那天有点小雨，我在目前伫立良久。麓山寺的蔡锷墓庐门悬孙中山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蔡锷比作投笔从戎，扬大汉声威的班超和奠定西南边陲的马援，倒是很贴切。
黄兴和蔡锷两位生前志同道合，逝世后能毗邻而葬，三湘父老真能理解两位英雄。这两位同乡、挚友、民国的英雄，竟然七天内先后病逝，黄兴42岁，蔡锷34岁，再加上两年前被暗杀时才32岁的宋教仁，还有更短命的陈天华、刘道一，缔造共和的三湘精英们大多如匆忽的彗星，划过天际，便把自己燃尽了。上天爱我三湘？竟让三湘四水生出如此多的英杰；上天恨我三湘？竟让如此多的三湘英杰短命而亡。
黄兴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九州时，病榻上的蔡锷悲伤地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再对照克强生前赠蔡锷的对联：“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可知二人的情谊。
黄、蔡身上能看出湘军将领的传统，做书生不空谈，做军人不鲁莽，文可兴邦，武可定国。陈炯明当时为黄、蔡的逝世合写了挽联：“两君子，首造共和，再造共和，遥睇周原咸释赐。一周间，先逝七日，后逝七日，九歌楚些为招魂。”，“首造”与“再造”之功，归于一对挚友，而一对挚友，又先后而亡，难道不是上苍的有意安排么？
蔡锷逝世后，最引人注目的挽联，当属他的老师梁启超和红颜知己小凤仙献祭的。
痛失高足的梁启超这样写的：“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引出一段英雄美人传奇，为再造共和冒险帮助蔡锷的小凤仙写了两副挽联。其一是：“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其二是：“万里南天鹏翼，君正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廿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