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田认为自己屡屡被抄，是因为生意太好，有人妒忌。他的怀疑不无道理，因为笔者一次就亲眼看到城管队员把他的摊点抄掉，而离他不到20米的一位烤羊肉串的人却安然无恙。这样烤羊肉串妇女的是小区的居民，下岗在家。但她的羊肉串却很少有人光顾。城管在没收他的工具时，一位队员还对旁边看热闹的居民说：这进城的农民挣钱还真容易，每天差不多能挣100多元。要是下岗工人咱就算了，不抄他的了。
对于这种“内外有别”的待遇，陈福田显然已经非常习惯。他说，抄掉不要紧。烧烤的铁皮槽和羊肉值不了多少钱，自己再做一套工具就行了。他租住的房子里，堆着许多白铁皮，随时准备重整家什再开张。他最怕是城管和公安一起行动。抓住了就会遣送回家。笔者问他，难道你没有暂住证吗？他说，怎么没有，但要想遣送你回家，还不是人家说了算。
他每年几乎会被遣送一次，但到了安徽当地，交一笔“遣送费用”，获得自由后，没两天他又出现在北京。城管队员们对这位“老游击队员”也相当熟悉，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似乎要长久地演下去。对陈福田而言，尽管被查抄，被遣送，但北京的诱惑实在太大。每月3000元的收入是他在老家不能相像的。他的儿子现在借读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小学里，家里也建起了一幢两层楼房。这一切，都来自他烤羊肉串。
“你说，我回去干吗？反正该办的证件我都有，又不犯什么大法，遣送就遣送呗，不过多花几笔钱，多买几张火车票，反正比呆在家里强多了。”一次他理直气壮地对笔者说。
而在陈福田的烤羊肉摊一次次被抄时，该小区西端的一间居委会出租的简易房里，三位来自河北邯郸武安县的小伙子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将这间房转手给别人。他们原来租这间房做快餐，主要供周围的小学生午餐。“现在给小学送快餐也越来越难做了。”他无奈地对笔者说：“到处要打点，而且每份8元的快餐，给校长的回扣就2元。有的快餐公司给的回扣更多。我们这样的小店竞争不过大的快餐公司，只好关张罗。”关张以后在做些什么，这几位小伙子还没有想清楚。“反正北京总能找到活干。”他们显得很自信。
在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到处可以看到类似陈福田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的身影：建筑工地、菜市场、马路上卖报的，早晨送牛奶的。在都市的屋檐下，他们是起得最早，休息得最晚的一群人。城市人似乎对他们并不陌生，然后有多少城里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生活，关注过他们生存状况？
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想什么，正在做什么？他们进城来寻找什么？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不同部门有着不同的同几口径，有一些差异。因为这部分人的数量是动态的，但比较公认的数字是8000万到1亿左右。在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最多，大概有2600多万，差不多1/3，其次是长江三角洲，江浙沪地区，占20％左右，再其次是京津地区，占10％左右。
这些人来到都市，有些为了生活，但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寻梦，寻找一个不同于祖辈的梦。
深圳横岗镇以服装、玩具等加工业为主。聚集了大约10万左右的外地“打工妹”、“打工仔”。2001年一个夏夜，在镇中心的露天广场，笔者遇到一位来自江西宜春的19岁姑娘小肖，她初中毕业后就到了横岗一家鞋帽厂做工。据她说，村里年龄差不多的小姐妹除了少数继续上学外，几乎都出来打工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她父亲在80年代中期就来深圳打过工，当时主要是当建筑工人。现在她父亲年纪大了，呆在老家种地。他的哥哥、嫂子也来到了广东。她是全家最小的孩子，家里并不怎么指望她挣钱。用她自己的话说：“能挣些钱更好，但更重要的是想出来闯闯，呆在村里一辈子多没出息呀。”因此，小肖和几个姐妹在一家夜校读中专会计专业。当笔者问她：你想过以后你是留在广东，还是回老家嫁人呢？
对这个问题，小肖沉吟片刻，显出了一丝忧郁。她说：“谁知道呢，回去的可能性更大。在这里扎根太难了。但读点书，长点见识总是好的。”
在广东、在全国，有无数像小肖这样希望通过进城打工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在许许多多“打工仔”、“打工妹”的心中，安子是一个艰苦奋斗而成功的榜样。
90年代初，17岁的安子从梅县乡下来到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成了插件工。插件工枯燥苦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这个倔强的姑娘像无数能吃苦的客家人一样，在繁忙的劳作之余，从初中课程开始自学，一直念完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大专课程。1991年，安子将打工日记加工创作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报纸连载，反响极大，随后，《都市寻梦》等文学作品也相继问世，同样获得成功。深圳广播电台邀请了安子主持“安子的天空”。这个专栏节目安慰了无数在来都市寻梦的外地青年的心灵。今天的安子，已经成了4家公司的总经理，迈入成功人士的行列。
“安子现象”以及安子的命运之所以让全社会如此关注，这说明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进城务工人员虽然还处在弱势地位，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生存状况，已经不容漠视与回避，已经长久地摆在全社会面前。
广东珠海市团委去年组织了一次对进城务工青年最近的调查，调查报告显示：学技术、求改善、谋发展，已经成为广大外来工远离故土，涌往特区的主流心声。
报告显示：在珠海经济特区纳入劳动部门管理的22．8万名进城务工人员中，有约85％以上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三来一补”企业、建筑和服务行业等。在这支特区建设的生力军中，有19．6％的青年来珠海工作是为了“改善生活环境”，有18．9％的青年是为了“发挥才干”，有16．1％的青年是为了“学会一技之长”，这三项相加为54．6％；而想“赚钱”的青年仅有30．6％。
由此可见，有超过半数的外来工青年来珠海特区打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衣食无着、生活困难，而是想在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中凭着一技之长，改善生活环境，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
年轻的这一代出门打工者，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共青团广东省委目一份全省性调查报告也佐证了这一点。调查表明：在进城务工的人员中，有33．8％的人认为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技术，20．6％的人是为了开拓眼界，有8．4％的人是为了发挥才干，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占37．2％。
进城打工成功的“传奇”很多，这些故事在打工者中间口口相传，他们都盼望自己成为成功者中间的一员。但成功的毕竟是少数。他们大多数是拿最低的工资，干最重、最累、最脏的活。
不管城里人愿不愿意承认，城里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都离不开这些外来工。每到春节期间，大批外地工回家过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居民一下子就觉得生活是那样的不方便，菜市场卖菜的人少了，没人送牛奶了，公共厕所没人掏了。。。。。
广西柳州的外来务工青年年莫友和自费学习了摩托车修理技术，后又继续学习汽车修理技术，学成后先后在多家汽车修理厂和摩托车修理店工作过，积累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被老板聘为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在柳州不少厂矿企业，车、钳、铆、电焊这些传统的技术工种中，外来工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私营经济领域，绝大多数技术工人的岗位都是由外来务工的农村青年占据。在柳州汽车、摩托车修理行业，七成以上都是外来工。
广东省有关部门去年在一份统计报表中宣布，进城务工人员对全省GDP增长贡献率高达25％以上。 广东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普遍认为， 正是这些朴实的、平凡的“打工仔”“打工妹”，参与创造了广东省及珠江三角洲二十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周大鸣先生说，广东现代化大厦的脚手架，是由外来工搭起的。
苦涩的生存状态
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相比，他们的生存状态是那样的苦涩。
2001年4月1日，来广东东莞市长安镇俊威五金电镀厂打工的广西姑娘黄凤绿突然发病，手臂起红疹子，痒痒的，没几天，脸都肿了。9日上午，她领到全部工资590元，在丈夫的陪同下回到家乡广西百色住院，4月21日在当地医院不治身亡。此时距黄凤绿进厂才一个半月。广东省职业病防治医院有关专家认为，黄凤绿为三氯乙烯中毒引起剥脱性皮炎，导致肝肾功能衰竭而亡。
黄凤绿在俊威厂的工作正是每天用三氯乙烯清洗小五金。
《法制日报》记者随后到该厂采访了解到，三氯乙烯中毒的远不止黄凤绿一人。许多工人穿着拖鞋在腐蚀性液体四溢的车间作业，没有一人带口罩。除了工作环境恶劣外，劳动强度极大。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中午吃饭只有半小时。一位女工说，进厂时厂房许诺每月工资600元，包吃包住，而现在只答应给260元，病了休息按旷工处理，每天扣50元。另一位女工说：“在这里打工太苦了，常常有人咚地一声晕倒在地上，可能明天就轮到我了。”
比起俊威厂的工人们，河南几位来河南高碑店市白沟打工的女青年遭遇更加悲惨。
家在河南省许昌县陈曹乡后孙汪村18岁姑娘的张艳艳2001年初，和村里的伙伴一起，到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的一家私人皮包加工厂打工，一个月300多元工钱。该厂设在一个农户家中，她和3个女孩、3个男孩在两间屋里加工皮包。屋内不通风，有很浓的胶水味。到了晚上，她们几个女孩就睡在工作间里。
2002年春节后，她又去打工，没几天就感到头部很重，随后鼻子开始流血，病情加重。3月6日，她已走不成路，被哥哥搀上了返乡的火车，3月8日住进许昌市中心医院。经医院诊断，张艳艳患的是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
而同乡赵庄村的另一位去白沟打工的赵小歌，因为苯中毒，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年轻的生命变成一丘新坟。
2001年正月初十，17岁的小歌和同村的伙伴一起，去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的一家皮包厂打工。孩子一走就是半年多没有任何消息。去年农历十月，母亲不放心，就赶到白沟看女儿。母亲闻到工作间里浓重的胶水气味。非常担心。对女儿说，回去吧，咱不干了。小歌说，不行啊，老板还押咱2000元钱呢，要现在走，这钱就不给了。
冬季到来后，工作间的门窗封闭很严，屋里胶水的气味更大了，小歌她们感到头整天晕。2001年底，她和几个工友开始出现发烧、出血斑、牙龈溃烂等症状，最后只好回老家治病。
2002年2月，赵小歌离开人世，同月，和她一起去白沟打工的吕继香也死了。赵的母亲回忆起小歌临死前的惨状说，当时孩子的嘴里烂完了，只能喝稀饭，牙龈烂得一剔都能把肉剔掉，牙齿用手一拨就倒；双手沾满了胶水，洗也洗不掉，直到孩子咽气时，手上的胶也没有掉尽。
有关部门统计到，短短的一年内，河北省白沟镇箱包加工企业发生苯中毒致6人死亡，浙江温岭市制鞋企业发生苯中毒致4人死亡，广东东莞发生8人苯中毒，北京某包装制品企业20人苯中毒致1人死亡1人病危。
进城务工人员成为职业病和安全隐患的最大受害者，去年的南丹矿难，今年的运城矿难，死的几乎全部是外地工。
1989年至2001年间，广东省有5002人确诊为职业病，其中中毒死亡108人。 这些人大多是进城的外地工。
在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卫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岚清副总理指出，有些单位和个人见利忘义、目无法纪，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职业病防治和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临时工遭受的职业病危害尤为突出。
除了身体健康受到侵害外，人格受侮辱、工资被拖欠是民工合法权益受侵害另外突出的两大问题。
2001年7月31日，深圳某韩资厂强行对56名女工进行搜身。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1月21日上午，广东增城市增星酒店80多名外来打工者聚集在增城市劳动局门前，要求该局为他们讨回被酒店拖欠的14万多元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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