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走向社会，成为中国发展新生力量这代人应对危机的心理素质，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的人格成长，甚至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
4月上旬，首都高校第一例sars病例在中财大发现，“校园保卫战”拉开了序幕。从中财大学生的大逃亡开始，“逃亡潮”似乎蔓延了整个首都高校。
“回家、回家，回到父母身边。”危难面前，许多大学生有过惊慌，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回家。因此，舆论出现了对他们的指责声音，指责他们没有担当精神，没有承受苦难的勇气。网上对80年代人的质疑和谩骂不绝入耳。
可当我们时候反思这一切，我们觉得那种粗暴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4月初，我们的高级干部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是还言之凿凿地说，北京是安全的吗？政府相关部门、各高校对sars的侵袭普遍准备不足，在灾害面前，有些惊慌的不仅是我们的大学生，也包括部分学校的管理者。我们必须承认，承平日久，高校普遍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也没有完备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北京交通大学不得不通过自己和铁路系统的特殊关系，才能很快购买到药品和防护器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苛求毫无社会经验的大学生们表现出处变不惊的沉稳？
有人指责大学生和民工一样，盲目回乡增加sars向其他地区传播的可能性。对普通人而言，故乡和父母是他们最后一个安全堡垒，他们从父母和故乡那里获得的安全感，更多是精神上的。在灾难、伤病面前，首先想到父母和故乡，我们都有过类似的心理经历。何况他们还是一群孩子。
经过最初两天的惊慌、逃离后，教育部和各高校及时采取措施，如改变授课方式，如及时通报相关信息，如通过种种方式把学生留在校内，如改善了留校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等等这一系列措施，立刻稳定了人心。同时，教育部正是基于对大学生们的理解，发出通知要求各高校善待离校回家的学生，不得随意处分他们。
从4月底、5月初北京等地抗击“sars”最紧急的时期，到6月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这一段时间内，各高校教学、科研情况正常，大学生们逐渐适应了封闭在校的生活。北师大法律系那位叫伟大人的网友《一个大学生的非典日记》流传很广，真实地记录了这部分人从惊慌、茫然到平静，进而自我反思的心路历程。北大三院那位叫梁刚的实习生网上留言感动了许多人，作为抗击sars的一线医务人员，他说：我也珍爱自己的生命，我还年轻，但是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我只能冲上前去。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评论说，“与上一辈不同，这批人还表现出了强烈的理性。他们对“逃跑”行为和胆怯心理也持有相当的宽容和理解，而不会把理想主义精神强加于人。”这种评论是很中肯的。这种表现是社会趋向理性与成熟的标志之一。在过去那种风云激荡的救亡、革命、动乱中，社会舆论往往强化道德标准的整齐划一，强调道德的排他性，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进步就是守旧，没有允许人们多种选择的宽容。如“一二九”运动时，激进的左派学生认为那些闷头作学问的人是懦夫，对他们极尽讽刺打击之能事，“左派”学生人到晚年后，许多人对当年这种态度有过深深的反思；“文革”中，除了没资格“革命”的“黑五类”子弟，“革命”狂飙不允许年轻人作游离于风暴之外的“逍遥派”。
这样的社会是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态的。一个不开明的社会，总是握有话语霸权和道德霸权的上一代，用自己的道德标准为尺子，来衡量下一代，因此极易得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
我们看到，在抗击sars中，得互联网之惠的这代大学生，他们的眼界比我们当年要开阔得多，因此，他们的思想比我们当年要成熟。他们在网上发的帖子，语言活泼幽默，处处可见那种灵光一现的睿智，而不是一味慷慨激昂。他们除了思考自己应负的责任外，很多人在思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如那位伟大人，在帖子里就写道，政府要求公民尽义务，政府首先必须有相应的救济手段。如让大学生、民工不回乡，那么必须有让他们留在疫区的一系列保障措施。权利和义务，看似简单的概念，个中精髓，我们一些身居高位的衮衮诸公也未必能正确理解。
一个只讲奉献不讲自我权利的社会，和只强调自我利益不讲尽义务的社会一样，是脆弱的，因为这样的道德观并不符合人性。所以那种没有任何意识的“螺丝钉”道德观，除了起作秀的粉饰作用外，很难深入人心。
经历“sars”灾害的大学生们让我们看到了建设公民社会的希望。鲁迅一直致力于“立人”教育，我们要立的“人”，不是那种浑身都充溢着道德优越感、压迫自我而过分强调所谓的“集体荣誉感”的人，——这样的人在今日朝鲜很多。我们要立的人，是有普通公民的社会公德，愿意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责任，有七情六欲、有自己权利主张的活生生的的人。
抗战时期，当日寇全面侵华，“华北大地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时，京津三名校的师生们，经过艰苦跋涉，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日寇的飞机轰炸下，师生们坚持读书就是向侵略者中华民族的坚忍不拔、永不屈服。这所大学对日本军队的心理震慑，远远超过几个师的部队。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校歌彰显的就是那代大学生在山河破碎时，自信图强的精神。
今天，大学生们坚守校园，抗击“sars”的经历，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这个初夏，值得他们终生感念。
现在各高校毕业生陆续返校。据教育部部长周济说，曾有些高校建议，为了防控“sars”，不要办毕业典礼了，不要让毕业生聚集在一起，以最快的速度，单个为他们办理毕业手续。这一建议没有被教育部采纳。周济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们难道不知道毕业典礼对一个大学生的重要性吗？没有这个典礼，他们的大学是不完整的，他们会身怀遗憾离开自己的校园。那么这样的毕业生以后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母校呢？
这位做过校长的高级官员还算是理解众多学子。离歌一阕，万种心绪，经过sars危机即将离开学校的毕业生们，祝你们一路走好。那些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你们返校时，会发现，重回校园的那个秋季，天更蓝，草更绿，老师和同学们的笑容更真诚。
（200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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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从独裁者到恐怖分子——…萨达姆的必然选择
（起0D点0D中0D文0D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23：00 本章字数：990）
不知躲在伊拉克北部山区哪个山洞的萨达姆，终于耐不住寂寞，前两天向伊拉克国土上的外国公民发出最后“通缉令”，要求外国人6月17日前必须离开伊拉克，并且他在签名信中，号召全国人民英勇斗争，反对“异教徒”的侵略。
中国游仙者常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萨达姆此刻应当有这种感觉。从4月份共和国卫队不战而降，萨达姆父子不知所终，到今天也就两个月，可是两河流域再也不是萨达姆家族可以任意鱼肉百姓，享受“三呼万岁”的私人乐园了。短短的几十天，人们已开始从噩梦中醒来。
没错，“侵略者”来了，拿着在最先进的武器来了。我们的媒体一再渲染美英联军占领伊拉克后，平民、士兵游行，向联军开冷枪。通过我们媒体的介绍，我看到了一个事实，不论今天的伊拉克如何混乱，至少伊拉克人民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不用担心因为不投某些人的“选票”，而从人间蒸发。
有人讽刺布什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太早了，现在伊拉克的前“领袖”不是又将露脸了吗？他们也许会给“侵略者”最后一击，让当时解说此场战争而饱受揶揄的军事家们大快人心。可惜，在数万美英联军的进攻下，号称虎狼之师的共和国卫队只有缴械的份，到了乾坤初定后，我们一腔情愿的“挺萨派”还能看到萨达姆5000万余份的画像在伊拉克再次悬挂吗？
萨达姆在美英联军进巴格达之前，其实已经知道他们的命运，所以把中央银行的几亿美元提走了，——尽管他们父子有钱，可是这个世界没有他们做寓公的地盘，几亿美元在地下，和老鼠哄抢的玉米粒一样，终究见不到阳光。
作为一个独裁者，在众叛亲离的今天，于阴暗的角落做一个恐怖分子，吓唬吓唬良民，是很正常的。可是萨达姆做一个恐怖分子的教父，其宗教道德还不如拉登，凭什么要求获得自由的伊拉克人民为了他的家族而“起义反对异教徒”？
国内有媒体以非常兴奋的口吻写道，“萨达姆重新露脸指日可待”，如果真是这样，布什和布莱尔太高兴了，因为以前他们真不知道这个人躲在哪里。我想欢呼萨氏重出江湖的中国人只是一厢情愿，萨达姆都没有这样傻，他除了在黑洞中发发狠，吓唬吓唬重建伊拉克的人士，你以为他真的敢走到阳光下？
我劝萨达姆先生读一读中国南唐李煜的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如果他不愿意读这位封建帝王的哀词，他至少可以领悟另一位伟大导师的诗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好书尽在cmfu
关天茶舍 都市屋檐下的人们（旧文一篇）
（起7G点7G中7G文7G网更新时间：2004…3…21 20：24：00 本章字数：16818）
（去年写的一篇旧文，因发表在传统刊物上，所以笔调温和。）
在繁华的都市，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盖起了豪华美丽的高楼，而自己常常栖息在低矮潮湿的工棚；
他们为居民送来了新鲜洁净的牛奶或纯净水，而自己喝着并不干净的白开水甚至自来水；
他们在车间里制造出最时髦的服装，而自己身上的打扮总是那样土气。
这群都市屋檐下的人们，人们不经意给他们起了一个略带歧视意味的名称：民工——这是一个多多少少带有歧视意味的称谓。这些城市屋檐下的外乡人，他们究竟有多少？他们为什么来到城里？
我们更愿意以一个更中性、准确的名词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共有83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35岁以下的青年。
这些人的心态、喜怒哀乐和未来，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他们不应该成为城市“边缘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与推进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中，他们既是重要参与者，也应成为获益者。
他们为什么要进城？
在北京朝阳区接近东四环的一个小区里，来自安徽无为县的陈福田也许是最出名的人，他不是小区居民，他和他的妻子以及7岁的儿子租住在四环外的一间平房里，每月租金200元。他之所以在小区妇孺皆知，是因为他常来这里烤羊肉串。
今年34岁的陈福田来北京已经8年了，他说他的哥哥、妻弟等几家都是举家在北京混日子，有当建筑工人的，有作保姆的。而整个无为县，有30多万人在外面打工，几乎占全县一半人口。陈说：家里平均每人就几分地，吃饭刚刚够，还要交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不进城打工根本难以生活下去。
在小区每天3至4个烤羊肉串的人中间，他的生意出奇的好。一是他服务态度特别好，小区常来吃羊肉串的人几乎在他脑中建了一份档案，一时忘了带钱，他会和气地说，先吃吧，下回一并算账。而且他的价钱公道，羊肉的质量和味道都不错。
从几年前，北京已经开始静止露天烧烤，他这样做显然不合北京市有关规定。因此和城管队员打游击战是陈福田夫妻俩做买卖的重要内容。每天下午烤羊肉串时，他都会让她的妻子望风，但即使如此，大概每5天他都会被城管队员查抄一次。每次城管队员一来，他和妻子别撇下工具，疯狂地逃跑。然后城管队员将烤羊肉串的铁皮槽以及羊肉没收，没过两天他又会拿着新做的烧烤工具，出现在小区。
陈福田认为自己屡屡被抄，是因为生意太好，有人妒忌。他的怀疑不无道理，因为笔者一次就亲眼看到城管队员把他的摊点抄掉，而离他不到20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