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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革命终究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可叹的是，一些人被吃了，还认为自己是古尔邦节上献给真主的羊。无悔地走上祭坛。
然而，像李慎之、韦君宜这样的知识分子，毕竟在青年时代受过民主与自由的启蒙，他们的脑子并没有完全生锈，他们看到，所谓的祭司们，原来是一群龌龊的城狐社鼠，于是他们不愿意自我麻木下去了，他们反思，他们说真话。
然而，有人害怕说真话。
（三）
作为这个体制“哺育”长大的年轻人，我知道先生实在是太晚了。1999年共和国那场举世瞩目、排场空前的生日party过后，一位朋友将先生《风雨苍黄五十年》发给我，我一口气看完后，如海涛拍岸，如疾风拂背，如响雷震耳。我久久不能平息。
一个在体制内浸染几乎一生的老党员，一个追寻那种如彩虹一样的理想的知识分子，一个历尽磨难而依然痴心不改的中国人，先生的语言实在是太有力量了。不，不是语言，语言仅仅是载体，是思想，也不仅仅是思想，书斋里的思想是苍白的。先生经过炼狱，经过幻灭，蓦然回首，原来一生追求那个心中的“圣女”原来是个人尽可夫的荡妇！
许多和李慎之有相同经历的人不是不明白，只是垂暮之年，不愿意否定自己的初恋，那种从迷蒙中醒来的痛苦是撕心裂肺的。而先生不，先生敢于剖开自己的胸膛，敢于面对幻灭。为了社会，为了民族，把“酒醒帘幕低垂，梦后楼台高锁”的醒悟留给世人。
曾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先生，官至“卿贰之贵”，不用学那些曲学阿世之徒，就是沉默不语，也会“夕阳无限好”。然后先生不，先生依然说出那些叫许多高高在上者所不乐意的真话。说真话，先生要付出代价，但先生无所畏惧。
有人诟病先生的自由主义立场，认为先生对美国式民主有着狂热的偏执，认为先生的思想并不缜密。
再逻辑严密、语言优美的谎言，因为根子是假的，终究是谎言；而真话无论用多么粗糙的词汇表达，它到底是真话。
先生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先生说，：“问题在于要看清甚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人诘问这句话，认为按中山先生本意，不仅民不政治是世界潮流，弱小民族的解放也是世界潮流。此话不错，但弱小民族的解放和民主政治岂能分割开？从中山先生说此话到今天，80多年过去了，哪一个仅仅实行民族解放而没有步入民主政治的民族强大过？看看伊拉克，看看北朝鲜，看看古巴，不是都实现了民族解放与独立吗？反观韩国等国，独立与民主并行，才有真正的富强。
（四）
先生在《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中说道：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反面教员，我们对之进行细致的解剖，深刻的反省，由此得出鲁迅所谓“立人”的正道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五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就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
这语言何等的振耳发聩？一个还迷信集权甚至皇权的社会，一个个人思想和才智不能得到自由发挥的社会，即使有暂时的繁华，也只能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所谓的“康乾盛世”不是很好的例子吗？
（五）
年逾八旬逝去，已是高寿，丧事也是喜丧，本不应该有什么遗憾的。
但我还记得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文末那段话：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先生此刻离去，是否有陆放翁那种北望中原，不见王师的遗憾呢？
才始送春归，
又送君归去。
若到江南赶上春，
千万和春住。
慎之先生，走好。天堂的那边，您不会寂寞。
200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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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故园漫忆之二——年轻的奇老汉
（起8C点8C中8C文8C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38：00 本章字数：2268）
“奇老汉，挑煤炭；流了好多汗，吃了十碗饭。”
这是小时候我们村孩子们自己创作的一首童谣。所谓民谣，总有刺讽之事。这首民谣的主人公叫李洪奇，是我没出五服的族兄，长我两岁。
大伙儿之所以专门唱着童谣来笑话他，是因为他从小骨骼粗大，长得比一般的孩子魁梧，在小伙伴中间是个大力士，饭量也很大。我记得他十岁时，能轻而易举地把我用一只手举起来。从小他皮肤黝黑粗糙，像个老汉。故大家叫他“奇老汉”。
李洪奇的家是全村最穷的一户，他的父亲国叔叔从小读书不错，读成了书呆子，考上了煤炭学校，60年代初大饥饿时期，大批学校解散，国叔叔回到了故乡务农，可是庄稼活一样不会，好在算盘打得灵，作了生产队的会计。别的会计都想办法占公家便宜，而国叔叔在这方面几乎是白痴。李洪奇有五个兄妹，他上面是个患过小儿麻痹、瘸了一条腿的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他家孩子多，父亲又不会算计，不穷才奇怪了。
因为父亲的懦弱无能，李洪奇从小要强能干。1982年刚刚分田到户的时候，别的人家笑话他父亲，看你家的田谁来耕。可一开春，全村人看到才13岁的李洪奇赶着一头大水牯，在水田里犁田。村里的老人感叹道：不能干的爷摊上个能干的崽，老天爷还是公道。
因为家贫，李洪奇上学晚，和我一起开蒙。他农活干得好，书也读得不错。而我虽农活干得不好，书却读得比他还好。他在学校是威风八面的大王，谁都怕他的拳头，可他特别听我的话，从小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和他的娘老子一直纳闷那么高大的他就是服了这般瘦小的我。
我俩上山砍柴时，砍完一担湿柴，我挑不起来，他总是先把我的柴给挑回家，然后再回去挑他那一担。有一次我们去偷生产队的西瓜，看西瓜的老汉来抓我们，我和几个人逃掉了，而被抓住的李洪奇硬是一个人顶了下来，说西瓜全是他偷的。乖乖，我们当时觉得他简直和刘胡兰一样英勇。
初中毕业时，我们俩考上了同一所高中。在初中升高中那个百无聊赖的暑假，没有任何的作业，他却从邻村一位中学老师那里借来了一套《红楼梦》和一套《毛泽东选集》。山村偏僻，这两套书对我们而言，和宝贝一样。那个暑假我们一页页把毛选和红楼啃完。然后两人在放牛砍柴时比赛背诵里面的诗词和段落。我记得当时我们一起背诵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末一段：“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经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年少的我们，真有“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尽管以后我对毛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这段文字，至今还能背诵。
高中我俩在一个班，都在15里外的学校寄宿。每周回家背米背菜时，他像小时候帮我挑柴一样，把两人的米袋子用扁担挑起来。而我两手空空，沿路指着大山和河流，给他大谈将来的志向，而他总是“呵呵”地点头附和。
高二时，他突然对我说他要辍学，出去打工。我知道那是因为贫困，他的两个弟弟都在读书。
拿走了他的书本，拿走了他的被褥，他怕让我和同学们伤心，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一声不吭地走了。晚上回宿舍，看到他那空空的床铺，16岁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人生之悲哀。
我考上大学时，他正投靠一个在省城某大学基建处工作的本家叔叔，在那个大学打工。
寒假回家时，见到了他，他还是那样乐观，好像我上了名牌大学，他比我还高兴，笑呵呵问我在北方的生活。而那位回家过年的本家叔叔，则说起来他的许多“不识时务”。比如李洪奇上他家从来都是邋遢的样子，惹的那位长沙长大的婶子很不高兴；比如说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辩论哲学问题，而人家一知道这是个民工，大多拂袖而去。
后来他去了南方，现在广东，后到海南飘荡。我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正在海南陵水修高速公路。他在信中讲到打工的辛苦，讲到为了工钱和老板的斗争。
毕业我分配到北京后，渐渐的两人的联系少了，偶尔一次回家，他还在外面打工。只是又听说他的许多“笑话”。如他回家搞了些科学养猪、科学种田的名堂，没搞出什么名堂，倒亏了本；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第一次见到小学还没毕业的女孩大讲人生的追求与无奈，弄得女孩及女孩的父母以为他精神不正常。再后来上他家说媒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一阵他特别痴迷于打卦、算八字，每天关在屋里看周易。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结婚后和媳妇一起回家过春节，他听说我回来了，好高兴，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棉袄，来到我家，两人围炉喝酒。酒醉了，他长啸，他大骂，骂这个世道。后来我妻子说，你这位童年伙伴真有意思。我很不高兴回了一句：仅仅是有意思吗？
他的两个弟弟，一人上了大学，一人上了中专，都是他打工挣来的钱供出来的。有一天，中央电视台播出湘西一对用抓阄来决定谁读书谁辍学的姐妹俩的故事时，我妻子看了感动莫名，我告诉她，这样的故事，在湖南乡下，实在是太多了。
前年秋天我回家，为母亲做六十岁的大寿，他仍然在南方打工。他那是已经结了婚，他那比他少10岁的妻子抱着1岁的孩子来吃酒席。我母亲说，他妻子根本不干农活，就指着打工的李洪奇寄钱回来过日子。
李洪奇的母亲国婶娘看着我，泪眼婆娑，说：我的奇伢子没你的八字好呀。
现在我不知道李洪奇，这个年轻的奇老汉，现在身在何处，兴许还在给某位老板打工呗。他还是那样拙直而善良吗？在许多城里人的白眼里，他过得还好吗？
200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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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省下公款吃喝的钱抗非典
（起3S点3S中3S文3S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38：00 本章字数：663）
这十几天来，危城北京，除了医药、食品等行业外，可谓百业萧条。尤其是旅游业、餐饮业受到冲击。
往年春暖花开，正是公款吃喝的大好季节，——不仅公款吃喝，而且可能是公款旅游、公款娱乐。这时候像“黎昌”、“顺峰”“万龙舟”这样的海鲜店，即使是磨刀霍霍宰“公款”，仍然是食者甚众，需要打电话才能预定到座位。
今年sars一来，彻底歇菜。昨天我经过我家附近的一家平时“座中客常满”的饭馆，饭店门口贴着大幅告示：“本店已经消毒”，但经过饭馆门口的行人，戴着厚厚的口罩，神色匆匆，心无旁鹜。隔着玻璃门，我看见大厅里空空荡荡，一两个服务员坐在那里打盹。——再这样下去，恐怕这些服务员都得辞退。
本人由于职业关系，和“三陪”差不多，因而出席公款吃喝的场合实在太多。平常几乎一周会有4次以上的公款吃喝，不去不行，大伙都这样，家里一月做不了几顿饭。而这些天，蜗居在家里，练习自己的厨艺。傍晚下楼溜弯，看到烤羊肉串的，馋得厉害，本想动用“私款”解馋，一想到要珍惜生命，只好打住。
我估摸着，往常北京每天至少有1万起公款请客（当然还有别的公款消费如桑拿、唱歌什么的），其中许多都是外省市来办事请某些部门的客，绝对是一掷千金。每起消费平均至少1000元，你算算，北京平时每天公款吃喝、娱乐至少花掉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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