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耽误。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6月过去了，炎热的7月来到了。套用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的一句话：“街市依然太平，而高考如期进行”。只是填报志愿受到了影响，老师说今年的招生数目锐减（全国招生总数比1988年减少了1/3，文科减少了一半。应了老毛的那句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志愿别填得太高。于是我的第一志愿便从原来打算的“北大”改成“兰大”。——那年许多想填北大的考生临战变阵，北大从89年开始，要求军训一年，也吓跑了许多人。
8月的一天，我正在稻田里收稻子，满身泥水，疲惫不堪。县城的亲戚特意回来，找我找到田埂上，大声地告诉我：你考了全县第一，可惜你填报的志愿。那一刻，幸福几乎把我击倒在水田里。
到了9月，通知书还没有下来，我想以我的分数，不应该没有录取。便搭了一台拖拉机，“蹦蹦蹦”地晃到县城。通知书还在我们的中学里睡大觉。大学直接被通知书寄到原来的中学，暑假里中学乱哄哄的，谁也顾不上。——后来我见过好几条考生录取通知单被丢失的新闻，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收拾行装，匆匆北上。这是我第一次走出生活县境，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几次倒车，50多个小时的颠簸，却不觉得疲倦。心中有的是那种“少年立志出乡关”的豪气。
车于夜间过了长江，过了江汉平原。黎明我醒来时，一缕阳光从窗户直直的射进来，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这就是广袤的中原大地，在地理书、历史书中念过无数遍的中原大地。我心潮彭湃，因为在此之前，我没见过哪怕是100亩的平地。
在郑州转车后，一直向西，过了西安，越来越荒凉。双目所及，全是浑黄浑黄的土包子，没有一丝儿绿色。火车块进兰州时，好像在夏官营的地方，能看见黄河。——这也是第一次看见黄河，这一段的黄河特别窄，似乎是在黄土地上刀削斧劈出一条深沟，让一杯黄流向东泻去。
到了兰州，我已经迟到了三天，火车站没有了接站的人。我这个乡下孩子又怕坐错车，当时也没有打出租车的概念，硬是背着大包，一路问到兰大。
看见那个破校门，心里有些失望。这就是有名的高等学府？就这样？校园里也没有我想像的热闹，也许是因为风暴刚过，见到的老师、学生没有多少有笑容的，每个人几乎都绷着张脸。
校园里又是一路问，知道89级的男生住7号楼。7号楼又如何走呢？在大礼堂旁边的羽毛球场，我向一位正在拿着一把铁锨飞舞的老先生询问。——他也许把铁锨当成鲁志深的禅杖。只不过不是光头而是留着花白的长发。后来这位老先生我总在校园里见到他双手撒把骑车，或者舞铁锨。听说他是美术教研室的一位退休老师，有些疯疯癫癫，但我想那大概是阮籍式的疯狂吧。
摸到了7号楼303，问里面的兄弟，这是中文系的宿舍吗？还有空床位吗？一位笑嘻嘻、头发黄黄的哥们说，还有一个人，老师说是一位湖南同学的床位，全班就他没报到了。
我大叫一句：我来了。都顾不上和他们自我介绍，找到自己的铺位，爬上去就呼呼地大睡一觉。迷迷糊糊，也不知作了些什么梦，但肯定是我在皋兰山做得第一个梦。
宿舍里住了7位兄弟。4位中文系的，3位法律系的。老武，就是那位头发发黄的哥们，甘肃宁县的，全地区的状元；一位是湖北来的洪健，一位是江苏南通的海泉，加上我，都是农村娃。法律系的三位一位来自江苏、一位来自宝鸡、一位来自天水，都是城市长大的孩子。——专业、经历、生活环境对比鲜明。
报道后，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入校教育。那一年的入校教育真是严格呀。没有什么欢迎晚会，学长们和老乡们也很少来串门。老师让我们看“平暴”录像，谈体会、挖思想。你想，我们和那场风暴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斗私批修抓得比谁都紧。真叫冤。
原以为进校门后，迎接我们的是绚丽多彩的大学生活，可一进来就是这么个“下马威。”
后来88级和90、91级的人都瞧不起我们89，认为我们太肉，对什么体育比赛、集体活动或文学社之类的东西都不感兴趣，本届学生也少有让人瞩目的“狂生”，一个个循规蹈矩的。
毕业后碰见其他学校89级的，一聊敢情都差不多。好像洞房之夜，首次敦伦男的就不举，阳痿的阴影恐怕要伴随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89级的，就是一群老老实实的羊羔。兰大在学潮中表现是很“突出”的，难怪学校对我们新生很是关照。1988年年底，兰大就暴出“野狼嚎”事件，我曾在官方编的一本书里看到，这次“野狼嚎”事件被上方视为89事件在全国各地的“预演”之一，可见影响巨大。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好像是一位哲学系的学生在食堂西墙布告栏上贴了一篇文章，讲现在的学校里面的学生是一群温顺的羊，我们不要做羊，要做西北的狼。
此贴一出，应者云集，一群女生回应的大字报是：《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最后究竟闹到什么地步，我不清楚，但愿当时的亲历者能有详细的回忆。
我们的“羊群”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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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风暴后走进兰大的我们（4）——地火般性格的吴师
（起1O点1O中1O文1O网更新时间：2004…3…21 19：49：00 本章字数：4211）
我刚进兰大中文系时，就听说中文系就几位女先生的名望非常了得，其中吴小美先生是领军人 物，多少年来一直是中文系的擎柱教授，其在全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也享有盛名。但在我们上学 时，她已经不给本科生上课了，而且深居简出，对于系上组织的一些非学术性的活动，她很少参 加。因此大学的前三年多，我都无缘认识她，更谈不上亲聆教诲了。
大四做毕业论文时，系上开了一个指导老师的名单，上面有吴先生。但是大伙听说吴先生很严厉， 而且她指导的是研究生，本科生的论文她一般看不上眼，所以没人敢选择她做论文导师。
我当时想，念大学就这么一次，做论文一定要选最好的导师，不如此就对不起在兰大的四年。何况 吴先生的研究领域是现代文学，尤其对鲁迅的研究有独到之处。我虽然特别喜欢古典文学，但总认
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必须研究鲁迅，这位封建文化的“逆子贰臣”，对传统文化的 剖析和了解，同时代的文学家无出其右。所以我成了班上唯一一个选做吴老师的论文的。
第一次和吴老师见面，请教论文的有关事宜。一个雍容大度、显得极有教养的老太太——这是我对 吴师的第一印象。当时她只简单的交待了看什么参考书等类的事宜，也许她在想，本科生离学术研 究的距离还太远了吧。
这篇论文做的很苦。我在上大学时一直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象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早熟、具有几 千年集权历史的国度，为什么文化人对故土的留恋、对宗法、血缘的认同都强于其他国家的人。为 什么在“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笔下都有一种挽歌般的乡愁。而鲁迅就是最有 代表性的人物。我的论文题目叫《挣脱故土的枷锁──论鲁迅的乡恋》。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在
传统文化熏染下长大的文学家，鲁迅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学家一样，有着深深的故土情结，然而 不同的是，鲁迅所处的那个年代，中国积弱积贫，自然经济的破产和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改变了
中国几千年承袭的讲秩序、重人伦、推崇“父母在不远游”的静止的社会常态。鲁迅在情感上恋 乡，但在理智中对故乡进行文化的剖析，毫不留情地批判“故乡”这个符号所代表的落后、保守和愚昧。这种矛盾的心态，在他的作品里时有体现。
查了大量的资料，当时好像写诗一样，把全部的激情投入到做论文中去，论文初稿完了后，洋洋3 万字，交给吴师后不到两天，她就让她的研究生找我，让我去她家谈这篇论文。
一进吴先生的家，她就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说文章里处处可见年轻人的才气和锐气。大概因为她 对本科生的论文水平没抱什么希望，所以才有如此的溢美之词。
吴先生那天完全没有老师和长辈的架子，而像一个老朋友，和我谈这篇论文。从鲁迅那个时代文化 人故土梦的破灭，到鲁迅因为家境衰落，不得不去读“灵魂卖给鬼子”的新式学校，离乡时对故
乡和乡人的一种怨恨，以及他在《社戏》、《故乡的雪》等文里流露的深深乡恋。还有鲁迅挣脱故 土所代表的旧文化时的决然和痛苦。吴先生特意提到鲁迅的童年经历和与朱安不幸婚姻对他性格的
影响。她建议在论文中加上一节专门论述科举制废除后，对中国文化人人生道路的重大影响。并让 我再仔细读读鲁迅的古体诗和散文诗《野草》。因为诗歌是所有的文体中，最接近作者心灵的。那 天，吴先生和我还专门谈到浙江人的性格。浙江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好像如浙江的山水那样柔 弱，但浙江人这种表面的柔弱隐藏着极强的韧性和刚性，就如鲁迅所推崇的方孝儒那样的“台州
式”的硬气，从越王的卧薪尝胆，到秋瑾“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诗句，到鲁迅的 硬骨头，以及郁达夫这样看起来风流倜傥的才子，但在国难当头，为抗日死在印尼。这样的地域性 格是一脉相承的。
从此，吴老师把我看成他的入门弟子，我也在毕业前不长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向她请教。在接触 中，我得知了吴师坎坷的人生经历。吴师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殷实之家，在香港度过她的少女时 代。 她的父亲在民国初期，东渡日本，在帝国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抱着实业救国 的梦想投办工厂。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之前，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香 港。她的父亲有着和鲁迅类似的人生道路，父亲的道路对吴师不能不说没有影响。但在中学毕业报 考大学时，她和父亲有了很大的分歧。父亲坚决让她考医科大学，而她坚决要报考北京大学中文 系，要回大陆来上学。虽然新政权对她所处的家庭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但她认为这是一个让中国人 真正扬眉吐气的政权，她要回大陆来读书，而且要读中文，只有文学才能拯救国民的灵魂。她父亲 说，如果要读中文系，将不会给她任何经济上的供给。但她义无反顾地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大 学时代她是在长兄的资助下读完的。
吴先生在回忆这段岁月时说，五十年代是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当时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国家会 走那么多的弯路，自己的人生将有那样多的磨难。大学毕业时，她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 召，来到百废待兴的兰大任教师。当时兰大还在南关的旧址，兰州还是一个条件相当艰苦的西北小 城。满城没有一条象样的柏油路，刚下火车，她就被接站的人接进马车，马车在颠簸不平、尘土飞 扬的街道行走。到了学校后，把她安排到一间空房子里，晚上学校寂静无人，躲在被窝里，只听见 风“呼呼”地刮着，以及不明来由的嚎叫声。这位在沪港两地的长大的小姐，兰州的第一夜在被窝
里大哭。但她说，当时只想到如何更快地适应兰州，没有后悔的意思。
工作不久，她就遇上没完没了的运动，倔强的性格和那样的家庭出身，注定她会被卷入运动的洪 流。打成“右派”后，她被下放到定西乡村改造，住在农户家，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这对一个
生长在富裕的殷实家庭的吴先生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变故。但吴先生还是一点点习惯了这样的生 活。在她的一本专著的自序里，她提到，自己现在还可以象农妇一样，衲一手好鞋底。读到此处，
我不仅一阵心寒，一位对新社会抱有爱与希望、不惜与父亲决裂的女学者，竟然把最美好的时光消 磨在学针线女红中，这比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还要残酷。落实政策以后，
吴先生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研究鲁迅中，鲁迅是“御批”的文化闯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定 论，但吴先生突破了传统对鲁迅的视野，开凿了另外一条视线看鲁迅。
承蒙吴先生的大力推荐和细心的修改，我的毕业论文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