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井胡同的一个破房子里，后来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去北大图书馆做“临时工”，结束了“打流”的生涯。一个说着湘潭话的“民工”，总想和来借书的大儒攀谈，老是遭遇白眼。这段经历毛泽东和斯诺先生提起过。
“是英雄莫问出处。”我俩当然不是英雄，只好举毛、沈两位后来出息了的老乡第一次进京境遇来安慰自己。
由于本人尊容，在北京这些年，被人盘问，在饭店服务员、出租司机不待见已是常有的事，我已麻木了，然而有了随身带工作证和身份证的习惯。
常常看见那些有暂住证或者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务工人员，像惊弓之鸟在这个城市觅食，我感同身受。因为一个正常分配进京的大学毕业生都曾有过那种经历。
前不久，我和那个一起进京的校友一起吃饭，他已不是昔日吴下阿蒙了，成了一家中国新加坡合资企业的中方总经理。他公司的管理层一水的外地进京人士。
我问他是不是当年第一次进京遭遇使然？他说那倒不是，因为外地进京人士，更敬业、更勤奋、对企业更忠诚，眼高手底的大爷我用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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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李的悲剧是普遍的，张的胜利是个案
（起1N点1N中1N文1N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2：00 本章字数：1166）
——兼答西乌拉帕
西乌拉帕兄在《李昌平为什么失败》一文中对比了棋盘乡和写谢安乡以及李、张二人不同的命运。应该说，西的分析我基本是同意的。农民改变自己命运，必须依靠自己而不是企求有人“施仁政”，“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农民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创造。
但是如果我们再作深层次的分析，就会觉得李昌平的悲剧是普遍而必然的，张德安的成功是个案，很难推广。不是没有推广的典型性，而是不能大力推广。
毛泽东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说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充当着中国农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正是发动了农民，党才取得了政权。在长达50多年的执政过程中，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有过60年代初大批人饿死和文革的悲剧，但至少在执政的理论上党总是代表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利益，“三个代表”所说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70％的农民的利益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是源于这样的理论。
基于对执政党理念的理解，李昌平上书高层，然后一级一级政府、党委重视，以求解决包括棋盘乡在内的农村问题，显然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嘛！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当然和封建社会的“包青天”是本质不一样的。至于李昌平痛走他乡，棋盘乡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也好解释：这是极少数干部和少数政府没有切实落实中央政策，这是局部和全部区别。虽然这种解释有些苍白，但我们只能这样解释。
李昌平的想法合乎传统的想法。既然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权力从广大人民委托到执政党，然后一级级权力再往下委托，中央到省，省到市、市到县，县到乡。被委托者自然要向委托人负责，就象当年替王朝守牧一方的地方大员向上负责一样。而真正的委托人——人民，往往被虚置了。
张德安的做法很符合朴素的民主理念，权力是自然的一级级从下往上委托。乡农民受到不平等待遇，自然可以团结起来，争取合法权利。而且这种争取有合法的东西做支撑。因为中央的一切文件、国家的一切法律在文本上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只要不否定这些，就能有理有据有节进行争取。
但是，西兄，试想谢安乡这种做法推广会发生什么？岂不是怀疑党的执政合法性吗？怀疑党和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吗？党之所以永远伟大、正确、光荣，是因为我们的党自始至终在前进的路上能主动纠正错误，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上书高层，不是封建时代盼望“施仁政”，而是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这二者看起来一致，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呵呵。
这就是李的还能在内地广为炒作，而张的做法“墙内开花墙外香”原因。屈原虽然愤而作离骚，但他一天都忘不了楚国的命运，杜甫穷困潦倒，“每饭不忘君”，后人视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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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农民进城命若鸡？——我对收容的认识
（起1O点1O中1O文1O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2：00 本章字数：2801）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若鸡。”两句诗出自苏东坡的一首七律。他在“乌台诗案”发生后，被押进大牢，和死囚关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要上断头台了，写了两首托孤给弟弟苏辙的诗。豁达如东坡，当时不知道明天能否见到太阳，也有这般“命若鸡”的恐惧感。
东坡是因为惹翻了当朝大老，才有如此之祸。然后许多来到城里，只想老老实实卖苦力挣一碗饭吃的农民，他们时时都有“命若鸡”的感觉，“五一”、“十一”重大节日不敢出去，热闹的地方不敢去，生怕被抓住，然后遣送回家，然后让家里用钱来赎。
我前年房子装修时，4个山东来的民工给我干活，居委会的老太太来检查，要他们出示暂住证，两个暂住证过期的连忙从消防口串到楼顶，飞也似的跑了，另外两个有暂住证的没走。老太太要没收这两人的赞助证，直到他把另外跑掉的两人叫回来才还给他。刚从山西来我家的老丈人前来说情。居委会老太太一听山西口音，命令我老丈人一并去办暂住证。
回来后我听说此事，非常生气。跑到居委会和他们吵了一架：妈的，老爷子来北京看女儿女婿，要去办暂住证，真扯淡。而且居委会有什么执法权？敢没收别人的暂住证。作为居民的自治机构，居委会和居民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看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看到来者非善茬，一问单位，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于是把暂住证给退了，我老丈人办暂住证的事也不提了。
后来我想，如果他们面对的不是“和他们上司的上司关系密切”的人，那会怎样？如果那两个从楼顶上逃走的民工摔死后怎么办？
北京的警方抓住没有暂住证的，（或者将人的暂住证当场撕掉，说：“你的暂住证在哪？”）先关在昌平区七里渠，然后再遣送回乡，让家里拿钱赎。一旦到了当地警方手里，赎的钱就更多了，因为“成本”更高。所以一旦有人抓进去了，往往找北京能说上话的老乡、亲戚从七里渠收容所保出来。我多次受老乡之托，去七里渠收容所领过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泪水，常常浸染着我被城市打磨了许多年的心。
一次陪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北京工作，在最后和北京政府高层交流意见时，有代表义愤填膺地痛斥北京对外地人收容的不人道。相关政府人士顾左右而言他。只说，全国都是这样做的，如广东等等。
收容政策的不合法，其实包括执行者在内也心知肚明。有一次我和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兄弟在一起吃饭，我说你们收容遣送，先不讨论是否违法。就是在同一样政策下，你们都是看人下饭。比如长虹的老总倪润峰，他的户籍在四川绵阳，来北京在五星级宾馆住2、3个月，按你们的规定，应该去办暂住证。但他不可能去办，你们也不可能去遣送他。而同样一个绵阳农民，他和倪润峰一样是来北京的绵阳人，如果不办暂住证，你们查出来肯定遣送。这哥们说，这道理谁都懂，可上头要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收容政策不仅违宪，也违背立法法。立法法实施已经三年多了。按道理说，一旦立法法实施，一切和上位法及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应当自动废止，或者立即修改。
收容办法本来是针对那些无家可归、不能自食其力的流量者、乞丐、精神病患者、找不到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是一项救济政策，然而它现在正好走向救济的反面。当收容对象扩大到来城市未办暂住证的外乡人时，就成了捞钱的工具。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不给人任何申请行政复议的机会，不提供任何申诉、救济的渠道，就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不是违宪是什么？
去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务院开始清理和世贸原则以及宪法有冲突的行政法规。我找到一位在国务院法制办干这项工作的朋友，问他92年出台的收容暂行规定，是否在清理之列。他说这个东西是国办转发两部委的文件，根本不是行政法规，暂时还不在清理之列。
当从法律上、制度上不能给公民提供保护时，看起来弱者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强势与弱势是相对的，谁都不能有绝对的安全感，谁都可能成为一项违背公正人权政策的受害者。过去的大臣，今天还位列三公，明天就可能被抄家、腰斩，他和草民的命运没有本质的不一样。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手握一本宪法，依然保护不了自己。
去年《中国青年报》有一篇评论中写道：“城市不可能独立于农村独自享受现代文明，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诚哉斯言。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富裕还是贫困，是城里还是乡村的，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包括那些遣送过或者正在遣送进程农民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来关注这个问题，平等地、理性地对待农民兄弟。社会群体的对立、城乡的分割是很可怕的。
一位在一家饮料厂打工的民工（我用“民工”这个词，援用习惯叫法，无歧视之意。严格应该叫“进城务工人员”）对我说，软饮料你千万别喝。我们在纸包装饮料封包前，常常往里面吐唾沫。谁叫城里人瞧不起我们。反正我们也不会花钱买这些饮料。
北京平安大道红绿灯可以由过马路的行人用手控制。夏天，一些民工并不过马路，而是在马路边乘凉。他们没事就按绿按钮，让空空的人行道变成绿灯，让汽车等着变灯，自己在一旁呵呵直乐。我为此问过他们：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不道德吗？一位进城青年振振有词说，城里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为什么要守他们的规矩？
你不尊重人家，而要人家老老实实守你们定下的规则，是不是太不现实了？去年青岛市人大会期间竟然有人提议案，要求为民工设立专门的“候车区”。我听了感觉悲哀。参政者如此素质，他难道不了解世界上人为隔绝族群带来的悲剧么？如果一个社会陷入这种相互憎恨、报复的循环中，谁能保证自己不成为受伤害者呢？
我曾经对一些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现在很多村当家的不是复员军人，就是去城市打过工的青年农民，因为他们见多识广。一些饱受歧视、遭尽白眼的村长对城市人、对上面政府机关的人，有着非常大的敌视情绪。如果我们的农村基层自治机构再多一些这样的当家人，我们的国家会怎样？
胡鞍钢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要善待进城农民，就像善待自己的兄弟姐妹。进城农民的根本出路就是成为市民。胡鞍钢认为，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打破户籍壁垒，城市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农民。现在多达1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劳动、挣钱，但由于城市不接纳他们，他们不敢在城市消费，一分钱都要攒下来，寄回农村建房子。流动的货币变成了农村固态的房屋，对国民经济的推动起不到多大作用。如果他们能自然地被城市接纳，那么他们的一切生活、消费就会逐渐融入城市。中国的出路必须是城市化，减少农民的数量。6、70年代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劳动者。
想想，当今天欧盟国家之间，国民可以自由地流动，不用签证。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还要办暂住证。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就象现在的新新人类问什么是布票一样，惊讶的问我们，什么是暂住证呀？
但愿这一天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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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看电影的回忆
（起9Q点9Q中9Q文9Q网更新时间：2004…3…21 18：53：00 本章字数：2585）
看电影似乎离我现在的生活很遥远，但这三个字却能引出我许多温馨的回忆。
童年时，电影为我这个长在四壁青山中的孩子混沌的生活打开一扇窗口，洒下一缕阳光，使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是美好的，使幼小的心充满对文明、繁华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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